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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陷阱新闻”

(2011-10-21 09: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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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学术交流

试论“陷阱新闻”

(发表于2006年第10期《国际新闻界》)

王辰瑶

 

摘要:“陷阱新闻”与“隐性采访”、“传媒假事件”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它可以被看作是两者的交集。作为在实践中已变得越来越普遍的新闻现象,“陷阱新闻”有必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陷阱新闻”导演事件、欺骗式采访和以审判者自居的特征,都是对新闻伦理规范的违背。相比于司法界在采纳“陷阱取证”时对诚信原则的充分考量,新闻界在实施“陷阱新闻”时还缺乏对这种新闻采集手段与效果的全面省思。

 

AbstractEntrapment journalism , secretive interviewing and false news are three different concepts, however they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In a kind of way, entrapment journalism can be regarded as the intersection of secretive interviewing and false, and it should be an independent concept. Entrapment journalism has 3 characters: direct events, deceiving interviewing and moral judgement which all disobey the journalism ethic.

 

不久前,笔者无意中看到了某电视台《现在行动》栏目的一期节目,大致内容是:一位假扮成行人的女记者在过马路的时候一次次地把怀中的物件弄掉,并随即在马路中间拣拾。这时,藏在路边的摄影机就一次次地拍下被女记者挡住去路的汽车司机们的反应。有人气势汹汹地摇下车窗责骂,有人不耐烦地鸣笛,有人强行从女记者身边驰过,也有司机安静地等待或是下车帮助女记者一起拣拾物品。该节目的设计是,如果汽车司机遇到在马路中央拣东西的行人,能安静地等行人拣完后再开车就算是通过了栏目组的道德测试,并能获得栏目组颁发的社会公德奖。但是,这样一期以弘扬社会公德为旗号的节目却不禁让人对它的媒介职业道德产生疑问。

首先,媒介可不可以主动策划一起事件来检视公众的道德水准?作为社会观察者的新闻媒介该不该同时也扮演道德仲裁者的角色?其次,节目真能如策划者所预料的那样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吗?毫不知情的司机们在偷拍镜头前的“原生态”表现会不会让一部分观众产生偷窥快感?此外,那些表现不佳的司机看到自己一个也许是不经意的举动竟然被“广而告之”时会作何感想?一些观众会不会由此产生“好悬,幸亏我没走那条路”的后怕和社会信任感的丧失?等等。这类问题如果继续罗列下去,怀着良好愿望的栏目编导也许会觉得很冤枉。但是对新闻采集手段和社会效果的冷静省视,却不是一句动机良好就可以轻轻带过的。其实,类似的陷阱新闻(entrapment journalism)已非新鲜话题,但过去往往是以个案出现,而现在则以栏目化的形式加以固定,并日益深入普通人的生活。面对这样的实践趋势,学术界有必要尽快对“陷阱新闻”进行理论上的界定和阐述,本文试图抛砖引玉做一点的这方面尝试。

 

“陷阱新闻”三大特征

导演事件、欺骗式采访和以审判者自居是“陷阱新闻”的三大特征,而这三点都是对新闻伦理规范的违背。

首先,“陷阱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并非自然发生的事件,而是由媒介导演出来的。如果没有媒介的策划,报道的主要内容根本就不会发生。例如,2001年,在英国一起著名的“陷阱新闻”——“苏菲王妃事件”中,如果不是《世界新闻报》的记者乔装打扮成阿拉伯酋长,并对英国王子妃苏菲开出了诱人的合同,苏菲信口开河点评英国朝政和王室的事件也就不会发生。“陷阱新闻”的这一特征把它与一些隐性采访方式区分开来,一些隐性采访尽管与“陷阱新闻”的手段相似,但它们报道的事件并非由媒体导演,而是在媒体关注前就已经存在。例如,今年五一期间一位北大女生在游玩中不幸遇难,《华夏时报》的某女记者假装该女生的朋友,从不知情的同学口中获知了该女生的情感故事并写入报道。这是典型的诱导式隐性采访,但与“苏菲王妃事件”不同的是,记者没有导演事件,因而并非“陷阱新闻”。不过有时候“参与”、“诱导”与“导演”的界限并非那么清晰,尤其是当记者介入事件的程度很深时,往往不可避免地影响甚至左右事件的发展。

其次,“陷阱新闻”使用的是欺骗式采访手段。罗恩·史密斯在《新闻道德评价》一书中,把所有的隐身报道都称之为“欺骗”[1] ,那么“陷阱新闻”的采访方式可谓是典型的“欺骗”了——有意识地隐瞒记者身份或假扮成别的社会角色,掩盖真实的采访目的,以获取新闻。这一特征又把“陷阱新闻”与某些“媒介假事件”区分开来。例如,网上广泛流传的某电视台摆拍采访的照片就是一例“媒介假事件”,但在摆拍采访中记者与被访者是一种“合作”关系,并不存在记者欺骗被访者的行为。可见,“陷阱新闻”与目前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隐性采访”和“传媒假事件”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它可以被看作是两者的交集。作为在实践中已变得越来越普遍的新闻现象,“陷阱新闻”有必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

 

 

“陷阱新闻”的第三个特征是:媒介以审判者的姿态出现。无论何种形式的“陷阱新闻”都隐含着一个目的,即媒介要通过“陷阱”的设置来考验报道对象的言行是否符合社会规范,并往往带有向“恶”的方面的诱导性。例如记者下套贿赂官员再予以揭露,是为了检视政府是否廉洁;记者假扮买主购买伪劣或违禁产品,是为了验证商贩有没有不法经营行为。在“陷阱新闻”中,媒体未必有评论性的语言,但设“圈套”的行为本身就表明媒体将自己放在公理和正义代理人的位置上。在对上至政府高官,下至芸芸众生的一切对象进行审判的同时,媒介自身却可以超越这些世俗的道德标准。

 

“陷阱取证”VS“陷阱新闻”

用欺骗性的手段诱使某人进入一个事先策划好的“圈套”,以获得设圈套者想要的结果,这并非是新闻界的独创。在司法上这种获取证据的方法又被称为“陷阱取证”和“诱惑式侦察”。对比法律界对“陷阱取证”的严格限制和谨慎使用,我们更容易看出新闻媒体在制造“陷阱新闻”时的大胆与出位。

根据国际惯例,司法上的“陷阱取证”通常分为两类:一是“机会提供型”,即犯罪嫌疑人本来就有犯罪的意图,侦察机关的诱导只是为其实施犯罪提供一种机会。二是“犯意诱发型”,即由于侦察机关的诱导,行为人才产生的犯罪的意图,并进而实施的犯罪。[2] 参照司法上的区分,我们也可以把“陷阱新闻”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两类。

主动的陷阱新闻是指媒体在欺骗采访的过程中主动出击,引导事件的发展,诱使被报道者进入圈套。换句话说,如无媒体的设局和诱导,被报道者可能根本就不会产生那样的言行。除了上文提到的“苏菲事件”外,2001年轰动一时的印度“武器门”事件也难脱“主动型陷阱新闻”的嫌疑。印度泰赫卡网站(Tehelka.com)的两名调查记者假扮军火交易商推销一种子虚乌有的武器。他们历时8个月,一路从级别较低的官员接触到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前进的道路都是通过卢比、金条和应召女郎铺就的。尽管泰赫卡网站宣称,因为对印度军界与不法商人相互勾结的状况深恶痛绝,才用这种方式予以曝光。但在64次的行贿中,记者毕竟不可能对每一个行贿对象进行调查,确认他们经常接受这种贿赂,因此也无法排除自己“犯意诱发”的嫌疑。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对“犯意诱发型”的陷阱取证持否定立场,因为国家不能打着打击犯罪的旗号去制造犯罪。同样,对于新闻媒体来说,也不能打着揭露腐败的旗号去制造腐败。

被动的陷阱新闻是指媒体在设下圈套之后,并不主动干涉事件的进展,而是静观被报道者的反应。也就是说,被报道者本身就有产生某种言行的意图,媒介策划的圈套只是刚好提供了表现的机会罢了。相比于主动的陷阱新闻,被动型陷阱新闻似乎较容易被接受。但《芝加哥太阳时报》的遭遇表明,即便是被动的陷阱新闻也很难为主流的新闻价值观认可。为了验证政府巡检员勒索小旅店的传闻,《芝加哥太阳时报》的两位记者假扮一对夫妇,买下了一个旅馆,开张不久就接待了几十次政府官员的来访勒索。记者把这些经历一一记录,揭露文章在《太阳时报》整整连载了4个星期,并引起全国轰动。但是,这一调查报道却没有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奖,因为评奖委员们对《太阳时报》的报道手法感到忧虑。时任《圣彼得堡时报》首席执行编辑的帕特森说:“如果报纸以编辑的身份要求政府坦白公开,而自己又隐瞒真相或掩饰动机,新闻界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在可信性方面付出代价”。[3] 从那以后,《太阳时报》再也没有做过类似的事。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司法上公认可以接受的“陷阱取证”还只局限在刑事诉讼领域,即司法机关在一定的审批手续后对特定的犯罪行为进行“机会提供型”的陷阱取证。司法界并不鼓励在民事诉讼领域也使用“陷阱取证”的方法。例如在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反盗版案”——北大方正诉北京高术天力公司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中,北京市高级法院终审认定,北大方正采取的“陷阱取证”方式有违诚信原则,故不予认可。中国社科院著名知识产权法专家唐广良认为,法院对“诚信原则”的采纳必将被越来越多的审判实践所引用,因为“法律不能在解决一种社会问题的同时,滋生另一种社会问题”。[4] 新闻媒体作为“陷阱新闻”的实施者,并不具有法律赋予的特权,而媒体传播的“放大效应”又容易使“陷阱新闻”有违诚信的副作用更加突出。对比于司法界在“陷阱取证”问题上的谨慎,媒体工作者有必要对“陷阱新闻”进行更多的反思。

 

“陷阱新闻”产生的原因

从诞生的那天起,围绕“陷阱新闻”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一些著名的“陷阱新闻”个案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尽管备受非议,“陷阱新闻”在实践中却不见减少,一方面,这与人们对“陷阱新闻”的理论认识不够有关;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忽视产生“陷阱新闻”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动因。

1.“任侠”冲动导致新闻记者的角色错位。

在现代法治精神建立以前,中西方文化中都有崇拜“侠士”、“英雄”的心理传统。这些“英雄”、“侠士”往往是“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的“好汉”,他们不遵守当时的社会秩序却能“替天行道”,为贫苦百姓打抱不平,这种朴素的理想实质上表达了人们对社会正义保障体系的不满和无奈。但是“以武犯禁”的“任侠精神”固然可以逞一时之快,却不能对每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利给予平等的保护。随着现代法治建设的完善,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必然逐渐让位给对法律的尊崇和信任,传统“侠义”文化中僭越社会秩序的内容也必将被时代抛弃。然而在部分“陷阱新闻”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新闻记者不合现代法治精神的“任侠”冲动。他们以现代“侠士”自居,用违反社会秩序的手法(设圈套、欺诈、冒名顶替等)“惩恶扬善”,凌驾于社会公认的准则和规范之上,在曝光社会不良行为的同时也容易造成新闻记者社会角色的错位和新闻社会功能的失调。

2.利益驱动下媒体的行为失范。

第一,媒体可能为了追求阅读率或收视率制造“陷阱新闻”。一方面,“陷阱新闻”的导演性质使它往往具有很独特的形式,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独家新闻已经越来越罕见,因此部分媒介为了打开市场或巩固份额不惜制造“陷阱新闻”以招徕受众。另一方面,由于欺骗式采访手段的采用,“陷阱新闻”中被报道者毫不知情的“本色”表现,甚至是不为人知的隐私的确能满足相当一部分人的好奇心。心理学认为,偷窥源于人类天生的好奇心,是人人都具有的欲望。理性的人会把窥私的欲望控制在适当的尺度之下,如不会在现实中偷窥等,但当媒体突破这种道德界限,把隐私制造成媒介事件的时候,却很难保证民众不会边看边骂,边骂边看。因此尽管饱受非议,部分媒体还是会铤而走险,为利益牺牲品格;第二,相比于其他调查性采访,“陷阱新闻”可以说投入最少,成本最低。例如,在一次美国驻贝鲁特海军军营遭遇恐怖袭击之后,《威尔明顿晨星报》的记者为了调查附近勒琼军营是否具有抗偷袭的能力,乔装改扮驾车驰入军营,并在多处建筑物的墙壁上留言称倘若他们是恐怖分子,早就在建筑物里安置炸弹了。如果按照常规做法,要调查一个军营的安全警戒状况殊为不易,而用一起策划的“恐怖袭击”事件来曝光勒琼军营的诸多隐患就要轻松得多。在以控制成本追求利润为鲜明特征的“默多克化”浪潮卷席全球媒体的今天,留给调查性新闻的预算已经越来越少,这也是致使部分媒体使用“陷阱新闻”的原因。

3.社会转型是“陷阱新闻”阶段性高发的时代原因。

纵观近年来的“陷阱新闻”,不难发现“小报”和发展中国家媒体是制造“陷阱新闻”的主要阵地。前者,出于利益动机,多制造“陷阱”套取名人隐私;后者,出于道德动机,多利用“陷阱”揭露腐败和社会不道德行为,并往往由主流媒体实施。正如印度一些资深新闻评论人士在“武器门”风波后指出的那样,在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出现这种大胆出位的新闻调查方式是不可想象的。而印度媒体却在“武器门”之后,又接连在2005年爆出了记者下套曝光议员受贿事件等轰动全球的“陷阱新闻”。为何在素来保守、传统的印度大陆会频频产生这种“激进”的新闻调查呢?本文认为,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法治国家转型过程中暴露出的诸多制约因素是刺激“陷阱新闻”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转型社会往往存在法治环境不健全、政府机构运作透明度差、其他监督机制不到位等情况,这些瓶颈因素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打击腐败、消除社会不公的力度。在普遍的失望情绪下,一些媒体就试图采用非常规的手段,逼迫政府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采取迅速的改正措施。此外,转型社会民众法治观念相对淡薄,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还不强,也容易让这些社会暂时对“陷阱新闻”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导致“陷阱新闻”在转型社会国家的频频出现。

 

对“陷阱新闻”的辩护与反驳

与前些年隐性采访盛行之初曾经阵阵赞歌的情况不同,目前公然鼓励提倡“陷阱新闻”的几未听闻,但悄然实行的却不在少数。这些实践者的理由大概有以下几种:

1.认为“陷阱新闻”虽有导演事件的嫌疑,但其表现的内容不过是对社会现实的重演,本质上是真实的,甚至比我们看到的粉饰过的现实更为“真实”。

这里,笔者不想再从哲学层面去讨论何为“真实”,只想追问一句:如果媒体认可这种“真实”论的话,那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小说对社会和人性的本质刻画岂不更为“深刻”,更为“真实”?这样说来,新闻记者倒应该更多地去向文学家们学习如何洞悉人性险恶,从而策划出更加震撼的“陷阱新闻”吧。

2.认为“陷阱新闻”虽采用了欺骗手段,但能有效地曝光腐败,揭露社会不公,在其他监督手段不完善的情况下,“陷阱新闻”可谓是一种“必要的恶”。从某些“陷阱新闻”的短期效果来看,似乎不无道理,但倘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宽广一点,这种观点也十分可疑。

首先,由于手段上不够光明磊落,往往能被人抓住把柄,反戈一击。如接受卧底记者下套行贿的印度议员在被曝光后,转而对媒体大叫冤枉,称“我们都是在他们的诱使下收下钱的,媒体通过这种行为羞辱了我们。这是一个谋杀我们人格的政治阴谋!”[5] 当事双方各执一词,调查性新闻演变成被人看热闹的“罗生门”,离曝光腐败的初衷已经渐行渐远。其次,就算新闻界制造了“陷阱新闻”的重磅炸弹,仍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腐败问题。例如,根据透明国际网站公布的全球腐败指数调查显示,从1998年到2004年,印度的腐败指数始终在2.72.9之间,属于腐败情况非常严重的国家。这说明,新闻媒介只是诸多监督力量中的一种,尽管它非常重要,但不可能单独地起作用,新闻记者不要抱着英雄主义的幻想。更何况,社会监督也不能建立在人人自危的恐惧效果之上。转型社会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规范到规范,需要社会各部门的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如果因为新闻媒体的越轨监督而损害了整个社会的诚信基础,混淆了社会各部门的职责权限,真可谓是得不偿失。

3.认为通过设“陷阱”的方式,可以检验一些人的道德水平,在媒体曝光后能达到杀一儆百,弘扬社会公德的效果。目前正在几家卫视上热播的《现在行动》、《公民行动》、《今日印象》和《一级设防》等几档栏目中涉及“陷阱新闻”的部分,或多或少都隐含有这样的动机。先在地上放一个钱夹,然后记者躲在一旁暗中观察路人反应的报道,过去也时有听闻,只不过现在把这类新闻栏目化,固定化,日常化了。这股越刮越猛的“社会公德测试风”真能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吗?恐怕也值得怀疑。

首先,将在社会公德上有一点瑕疵的普通人随意地曝光,本身就是对媒介公共话语权的滥用,是一种不道德的新闻暴力。其次,媒体时时以道德仲裁者自居,不仅有违新闻媒体的社会定位,也容易引起民众的反感。新闻媒体是社会的瞭望者,其职责是把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动及时告知民众,以便他们能作出理性的决定。媒体并没有权利去“测试”谁,更不应该在“测试”之后还要拉着被测试者在镜头前教育一番。一项对福建民众的职业声望调查显示,城乡居民心目中前30位的职业排名中,记者只能占到2223[6] 。另一项调查更是表明,香港记者的社会地位和形象已经连续五年下滑。可见,媒体在民众心目中并非社会牧师,如果说这类节目有些震慑效果的话,那也多半是出于老百姓对媒介话语权的忌惮,而非道德上的认同。最后,这类节目的娱乐元素也削弱了它们的道德教化作用。目前《现在行动》、《公民行动》、《今日印象》等栏目内容被普遍称为是“街头真人秀”[7] ,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抹煞了新闻与娱乐的区别。真人秀节目的核心就是娱乐,国外流行的街头真人秀多是纯粹的搞怪逗趣,例如与陌生人拥抱、在问路时让假牙突然脱落等。《现在行动》等节目虽然借用了街头真人秀的形式,可还是有一个严肃的现实主题,应该被视作是泛化的“陷阱新闻”而不是以娱乐为目的的真人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现在行动》等栏目对“真人秀”娱乐元素的大量借用,也说明了新闻与娱乐界限的混淆。当观众对屏幕上“误入圈套”的“被测试者”捧腹大笑时,又怎能期望他们能从中获得多少讲公德的启示?

如果说,用“陷阱新闻”揭露政治腐败还是以“小恶对抗大恶”的话,那么这些“社会公德测试”就是在用“大恶追求小善”了。更何况,不少媒体在“弘扬社会公德”的旗号下还隐藏着吸引眼球追逐利益的动机。在一个日益尊重公民权益,呼唤诚信的社会,媒介这种无谓的越轨应该尽早休矣。

 

 

 

注释:



[1] 罗恩·史密斯,《新闻道德评价》,李青藜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94

[2] 戴中祥,《陷阱取证探析》,《行政与法》,20028

[3] 徐讯,《暗访与偷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第29

[4] 胡奎《方正反盗版“陷阱取证”遭遇诉讼尴尬》,《新闻周刊》,2002729

[5] 《卧底记者下套 印度11议员受贿被曝》,20051214日《新京报》

[6] 程丽香 《城市化进程中的沿海农村职业评价》,《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4

[7] 俞亮鑫《“街头真人秀”走红荧屏 观众褒贬不一》,2006810日《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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