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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周刊》深度报道:民工工资在囧途

(2011-05-27 16: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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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民工工资在囧途

                         来源:购物导报-影响力周刊

                        本报特约记者 张晓娜 发自北京

 

  “我不敢回去,我带出来的那些老乡都回家了,现在老板不出来,我和他们也结不了账,欠了他们十几万元钱。要是回去那些老乡就会跑到我的家里吃住,不给钱,你说什么他们也不相信,最主要的是我自己觉得脸面上过不去。”

  

  “我们老板什么时候能出来?”赖科明经常给余能松的辩护人周泽律师打电话。每次都会问同样的问题。这也是材料商刘学福、农民工头李剑等最关心的问题。

 

  赖科明所说的“老板”余能松,是一个建筑包工头。其曾与赖科明等农民工头及材料商说好,要在2009年7月30日给他们兑现工钱和材料款。这些农民工头与材料商没想到,一向说话算数、以前每年底都会给他们结清工钱和材料款的余能松,在承诺兑付工钱和材料款的日子,却联系不上了。

 

  经多方打探,他们得知,因开发商永同昌举报余能松职务侵占,余在2009年7月29日被丰台公安以涉嫌职务侵占罪抓走了。

 

  因开发商永同昌集团旗下北京永同昌京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永同昌东兴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北京晨谷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同昌”)拖欠工程款,导致承包永同昌工程的余能松也欠着长期跟着自己干的众多农民工兄弟和材料商的款项达1000多万元。

 

  班组长贷款发工资

 

  赖科明曾经是余能松手下的班组长,最多的时候他带过二百多农民工。余能松至今欠着赖科明十多万元的工钱。余能松不给钱,赖科明就无钱给他带出来的20多名农民工发工钱。

 

  2010年2月7日,正值春节前。好几个四川的农民工又来到赖科明家里要钱,一直要面子的赖科明实在无钱答对,他狠了狠心告诉他们:“你们在我家等着,我去银行贷款,能贷多少钱就给你们发多少钱。”当天,他以装修名义贷款3万元全部给手下的农民工发了工资。

 

  找不到余能松要钱,就找开发商。从2010年9月至今的大半年,赖科明一直在北京打官司,他起诉了开发商永同昌公司旗下的晨谷苑房地产公司,讨要血汗钱。尽管被告永同昌建设集团公司及晨谷苑公司主张作为余能松手下班组长的赖科明及其所带农民工,与二被告没有关系,赖科明向其追讨劳务费没有事实依据,法院还是支持了赖科明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赖科明等人所提供的劳务,二被告是受益人,应该承受责任。

 

  虽然胜诉了,但赖科明在很长时间没拿到钱,不得不空着手回家过年。

 

  同样是班组长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的农民工李剑因无法面对自己的老乡,已经两年不敢回家了。现在他躲在北京市顺义区的一个小村子里,包了几亩地一边种地一边等着要钱。

 

  “我不敢回去,我带出来的那些老乡都回家了,现在老板不出来,我和他们也结不了账,欠了他们十几万元钱。要是回去那些老乡就会跑到我的家里吃住,不给钱,你说什么他们也不相信,最主要的是我自己觉得脸面上过不去。”

 

  租住在北京市酒仙桥一处只有7.5平方米的简易房里的刘学福,来自河北省三河市农村,从2002年开始就同余能松合作,为余能松提供水泥、沙子及其他建材。余能松欠他材料款有30多万元。

 

  像刘学福这样为余能松供应材料的“材料商“还有多个。而在余能松之下,赖科明、李剑这样的班组,最多时有二三十个,涉及的农民工多达千余人,分别来自于安徽、福建、贵州、四川、江西、河北等省。

 

  表兄弟反目成仇

 

  在余能松的手机里,至今还保留着2008年12月28日永同昌老板张宗真发给他的短信:“能松,你永远记住我们是亲兄弟,我有饭吃,不会缺你的,公司好了,你有份的。不必有顾虑!”

 

  张宗真和余能松确实是兄弟。二人的母亲是亲姐妹。张宗真在很小的时候因为身体不好还认余能松的母亲为“契娘”。

 

  从1997年开始,余能松就在给张宗真干工程,后来张宗真去北京发展,2002年,余能松受张宗真邀请也来到北京,长期承包永同昌建设集团公司的工程。

 

  与余能松同日被抓,但很快被取保候审的刘桂钦,是余能松的妻子。她告诉记者,因为一直给张宗真干工程,当时张宗真已欠他100万元的工程款,如果不去北京的话,这一百万元就有可能打水漂儿。

 

  在做北京西国贸大酒店时,余能松已经把十几年来的积蓄和亲戚朋友的借款全部垫到工程中去。没想到最后竟然被以职务侵占罪追诉。

 

  起诉书指控,余能松在2006年至2008年之间,利用其担任永同昌建设建团公司直属工程队负责人,永同昌建设集团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刘桂钦、徐德章在工程请款的过程中,以各种形式向公司骗领工程款共计1355万余元。

 

  “怎么我们一下子变成了永同昌公司的职员了。”刘桂钦显得很无奈,“没有合同,没拿过一分工资,没有社保,怎么算是他们的员工呢?”

 

  刘桂钦一直在做余能松的助手,她协助余能松进行工地管理,平时负责帮助给农民工发工资。“一直以来余能松都是以个人名义承包工程,属于工程承包关系。有时要挂靠公司,有时不需要挂靠。”

 

  每次工程完工后,去永同昌领工程款,都要经过十几个环节,层层审批,最后还要找董事长张宗真签字。

 

  “如此复杂的程序,余能松想要职务侵占哪有可能?”刘桂钦告诉记者:现在张宗真尚欠余能松工程款双方都认可的就有1300多万元,另外算上已发生工程,但对方还未核对的,共计欠款9000多万元。

 

  期间,张宗真曾先后七次找余能松协商,并一次次地试探着余能松的底线。先是提出以一口价的方式给余能松2000万元作为所有项目工程的了结款。之后2000万元又变成1000万元,到最后,反成了余能松以各种形式向公司骗领工程款共计1355万余元。

 

  法律背后金蝉脱壳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道,曾经和余能松合作过的农民工头,境遇也各不相同:有门路的找了其他的工程做,没门路的躲起来,还有的农民工头走法律程序到法院起诉的,当然也有时常去永同昌公司要工资的农民工存在。

 

  永同昌是一家怎样的公司?

 

  打开百度搜索,输入“永同昌”可以发现,媒体报道关于永同昌的负面新闻很多,其中尤以一句“我不讲诚信,只讲法律”而成为业界雷人之语。

 

  2006年3月12日,北京市朝阳区将台东路“卡布其诺社区”的300余名业主围住开发商董事长张宗真,要求其兑现广告中承诺的三万平方米高尔夫园林,并打出“诚信何在”的横幅,张宗真称“我不讲诚信,只讲法律。如果法律说我欺诈,我情愿坐牢,情愿赔偿。”

 

  当时在卡布奇诺社区施工的徐德章至今对这句话记忆犹深。

 

  曾在永同昌集团工作过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永同昌集团在全国各地共有大大小小的公司几十家,“其中绝大多数是空壳公司,有些工程承包合同中甲方、乙方都是自己的公司,主要是为了逃税和倒账方便。”

 

  据余能松自述,在被抓之前,张宗真曾经托人传话给余能松:“余能松如果不妥协,弄个罪名关你十年八年很容易,随便用些关系就让你身败名裂,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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