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赵佶PK加山又造

鹤在中原是高洁长寿的象征，其毛羽在白黑红三者间，诗经中的白鸟（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々。）亦是指鹤，其寿在50与80年之间，在动物界是命长者，画者往往与松柏诸耐寒树并在一起画，有延年长命之意，其声嘹亮，传之悠远，其有冲霄之心，往往是志士的一种胸襟与征象，凡中原影响之所在，没有不把鹤作为优美的意象来描绘，来比拟的。

我们中原的中心，最能让人注目的鹤画莫过于赵佶的那幅《瑞鹤图》，画二十只仙鹤云集东京的宣德门顶上，十八只飞飞在其上，另两只伫立于青顶，如你所见，宋朝的天空，蓝蓝的，没有雾霾，且祥云萦绕在宫庭周遭，姿态不一的仙鹤们大部分是进入飞舞的状态，展示各自的优雅与美丽，纵是在飞飞中亦有顾盼徘徊之心，至于伫立者，仿佛有跃跃欲试的冲动。宋朝上下有人见此仙禽翔集，心情是可想可知的，此时的宋朝尚在天下太平的状态下，虽然不久王朝南迁，北方的寒流冲击了一个温馨的社会，沉香环绕的世界忽然充满胡人腥膻。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作为皇帝，在构图上是大胆的，或者有点无法无天，好在他就是天，万人之上。所有的视线只停留在宫庭建筑的上部，青顶摩苍穹，建筑之顶占了三分之一的位置，另三分之二的天空万里无云（不算下部的祥瑞云气），正好是仙禽们展示身手的空间，亦是布置各种形象的鹤舞的空间。所有的白鹤在赵佶的笔下细谨，毛羽刻画一丝不苟，并用生漆点睛，传神生动，类似写生主义的风格，事实上宋画与西方的现实主义还是有点距离，没有过分的立体化，只是浮雕化的，亦是他绘其它禽类的手法。当然我们知道的赵佶绘制此图，是目识心记的，飞动的鹤有时会是有点程式化的造型，仅多一点方位向背的变化，比如或在上，或在下，或向左，或向右，或向上，或向下，展示鹤姿的千姿百态，丰富多变。

宋朝的绘画是中原与周边绘画的一个影响所在，其中对于东洋绘者的影响是明显的，这样我们可以再引出另一个鹤画的比较者，日本的加山又造先生。他的著名作品是《千羽鹤》，由十二屏障构成，在格式上确实较之《瑞鹤图》巨大一些，而且他的风格有点装饰性，用了一些金箔等材料，相对观看起来有点富丽堂皇的。加山的作品在总的风格上是继承日本琳派的传统，崇尚装饰意味，大量并善于运用金银箔的材质，实际上亦是承传了武士时代那种富丽堂皇的桃山障壁画的风格。在构图上取长横式，左右有较大的日与月的意象，背景是一种翻涌的浪纹，恍然是海浪，若结合日月意象，仿佛又是处于天上的银河中，在这种朦胧的，一种动荡的漩涡暗涌的背景下，一群群的鹤影有序地，成队地飞，而且被画者组织得很有节奏感。鹤队是朝着一个方向飞去，队形往往有时聚合，有时散开，在画面形成两个大一点S形的飞漩状态。在艺术手法上，增添了一些现代感，简明与细致结合，比如水纹，细谨而明晰，浪头粗豪而模糊，鹤影亦相对的用平面的手法，同样有类似赵佶之鹤的那种程式性，只不过更加严重，简明罢了。

两个东方的画者，一个古代中原中心，一个现代东洋，两者有一种地域的精神相通（东方精神），同时亦有其民族的差异与不同，尤其是在装饰性的浓郁程度上，日本绘者加山先生走得远，当然亦是他们国家的绘画一个大致相同的倾向。但我们知道日本的画者是崇唐崇宋的，尤其是宋画，对于日本绘者在形式上与精神实质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至少对于加山来说，不仅仅是鹤的题材源自中原或者唐宋，他对于宋之山水与花鸟作品，亦是倾心，并心追手摹，画了大量类似风格的水墨画，但仍然渗入了日本重视装饰与纹理的民族风格。

中原与边区的东瀛，或者相对于日本，大唐是西土，日本是东土，尤如我们相对西域是东土一般，相当长的时间在文化交流上密切的，互相之间的影响亦是频繁的，而且印度的佛教西来，在两国中生根超过原产地的印度，似乎是相仿佛的。这样的同，便影响到艺术风格的追求上有相同的趣味，但东洋毕竟是岛国，海洋地域，而中土是一半的海一半的陆，事实上是陆土意识占主流，所以两者之间的风格，总会有差异，虽然日本的绘者获取唐宋的艺术营养，但他们喜好装饰与华丽的意愿加重了他们民族艺术的特色，与中原区别开来，事实上宋之后，中原的绘画主流是戏墨的时代，而日本的绘画，则是装饰的时代，这便是两个东方艺术国度的和而不同的所在，在唐宋时或许差异不明显，在宋之后，则是泾渭分明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