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皇帝有时看起来不爱惜人才，或者喜欢调戏一下杰出的文人，比如苏轼被宋皇流落了四五番，苏子自己发牢骚说自己的功绩是黄州惠州儋州，其实我不这么觉得，有些文人不适合为治理之官，或者治官人数较多，而诗文之才或者杰出的诗文之才并不多得，让他们在身边或官府，未必是人尽其才，恐怕会浪费其原本在词章方面的天纵之才，所以聪明的宋皇会把他们流放或不急于重用，除苏轼的例子外，还有一个柳永，就是人们熟悉的奉旨填词柳三变，皇帝故意不让他当官，其实是十分的爱惜人才，你到了朝庭与官府，你那些诗文的激情很快就熄灭，还是在你的花柳巷里与你的莺莺燕燕混在一起，多写点香艳的美文与曲子吧，这样宋朝的文化成绩不是更好嘛，所以老子的福祸转换理论在宋帝对文人的作派中能得到很好的体现。看看苏子在黄州惠州儋州写了多少动人的辞赋与诗词，还有朝云的故事，还有中华血脉的流传（余生活在惠州一段时间中，不仅登罗浮山，还寻访一些乡村小镇，曾经看到苏轼后人村落，我想这里不仅仅是血缘的扩散，还有文化的布点，广东画家林墉的夫人苏华女士就认为自己是苏轼的后代），当然在儋州的意义比黄州惠州重要得多，文旌席卷之处，荒蛮变成中原文化之地，足见宋皇的高明，也许宋皇读过过往的中原历史，知道帝国是难以永恒的，上善的是水，是文明是文化，所以看重文化人在边区的成绩，还有文化人在田野的创作成绩（地方小城与帝城相比，其实与乡村无二）。

    我们知道文人一旦进入纷纭的官场，原本优秀的灵感会消逝，最有说服力的是“江郞才尽”，江淹未作官前，写出的《别赋》、《恨赋》，那是照耀古今的美文，情感十分的丰富，行文的波澜起伏，用句的精美动人，让人百读不厌的，只是后来没有延续这种态势，是官场的尘俗消磨了江郎的灵感与激情，这应该说是文化历史与江淹本人共同的损失吧，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明白大人（皇帝）的用心，或者放一放你其实是爱惜或者甚至是珍惜人才才对，何况苏轼说话不会转弯，容易得罪人，一旦被朝庭的其它同僚害了，如何是好，其实许多人就以为苏轼当死的，这叫做木秀于林的不安。

    柳屯田还真的奉旨继续屯其草根艺术的田地，与什么虫虫秀秀混在一起，唱奶奶的歌词（老王何凭，愿奶奶，兰心惠性--玉女摇仙佩），到头来留下可观的词章作品，确立其在宋及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由此看来，宋代的皇帝更重视文化的建设，更重视文化的永恒力量，这也是徽宗那怕是亡国也要把画院办出色的原因。

附文章：《读宋画（二）》

    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对于古代的追忆从来不曾停息，在北京奥运与上海世贸两项国际集会中，中国古代的元素正是宋画唱主角，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借助现代动感技术得到张扬，没有影视技术的古代，精致的，带有写实主义风格的画成了时代的映象，是一段流风余韵的真实记录。

    精致的画在宋画中并不是工巧式的技艺而已，由于参与者，特别是成功的参与者是帝王与文人，故那种美妙的作品并不少于诗情与意态，容易想到后来的恽寿平同样有精致的作品而不少文人风韵一样，宋画是形骸与精神得到无间的合一，从老子的五千言为发端，技与道当融合无间方是极境，只有少数特定的时代能成。

    一个王朝三百年在外邦压力下渡过，力不足长存，但不影响这群温文尔雅的民族对于诗意情感，对于视觉盛宴的追寻，放眼天下，没有任何民族在文昌方面的追求超过大宋，琴棋书画，还有足球，影响涉及邻邦，那里是昔日的中原人的遗民，或者是南人的一部分被融入他邦，带走文明的种子，口头流传加文字记录。

    周朝取代商朝，文字文明被传承下来，元清入主中原，汉字仍然是一个国家的官方文字，核心的文脉就不曾断绝，但精神受到损伤，历史遭遇修改，风俗受到变化，民族性格也不具有古风，然而散落在中原的精英则是例外的，是隐隐在山林的种子，终究在发芽生长，保持中原民族固有的特性，文明总是剪不断理还乱。

    梦回宋朝景象幻，熙熙攘攘雨挥汗。走上虹桥极目望，大好江山锦绣乡。樱蕉争鲜映波澜，翠微染染弥山岗。画舫游艇水中央。酒旗摇摇上一家，一醉方休万虑忘。赵佶与我擦身过，十里花街乐舞坊。瘦金体布满广告，芙蓉锦鸡图一张。口喝买片西瓜尝，方知当时天不寒。河南为啥称着豫，曾经主人是大象。《咏清明上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