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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湛恩与国民外交

(2017-09-04 11:3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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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外交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上海国际友谊社

刘湛恩与国民外交

分类: 上海教会大学史
       本文系当年博主和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王细荣博士合作,后发表于上海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2期。因为已经离开上海理工大学,所以该文在发表过程中的很多事情都是由王细荣博士完成的,感谢!

       摘要: 刘湛恩是抗战期间为国牺牲的唯一的大学校长。他参与创建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上海 国际友谊社等多个民间国际组织,接待了包括孟禄、泰戈尔、范朋克、莫列德等在内的诸多外国 友人,更多次出席国际会议,是 1920—1930 年代上海国际交流领域的弄潮儿、国民外交的重要 推动者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后,刘湛恩坚持留守上海,一方面继续领导沪江大学,一方面不遗余 力地开展抗战的国际宣传,坚决拒任伪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教育部长之职。导致刘湛恩被敌 伪暗杀的原因之一正是他在国民外交尤其是关于抗战的国际宣传方面的重要作为和重大影响。

在近代中国,随着民主观念的勃兴,国民外交风行一时。同时,面临民族危机与外交颓势,民众普遍要求以舆论等手段监督、敦促政府外交政策,参与外交,或充当外交后盾,努力挽回外交;对外则希望鼓吹民族和解,与他国国民联络感情。刘湛恩出身于基督徒世家,曾求学于九江同文书院、东吴大学,留学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系哲学博士,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青年会”) 教育总干事,沪江大学校长;流利的英语,东吴大学时代的演讲冠军,难能可贵的爱国之心,甚至于同样出色的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的太太刘王立明,所有这些因素的叠加与结合,使得刘湛恩成了19201930年代诸多民间组织的创建者和国民外交的重要推动者,为中外宗教、教育与文化交流尤其是抗战期间的国际宣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的贡献。

 

一、参与创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于1925年,是一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尤其是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发展和社会思潮变动的产物,是一个主要由关心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问题的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非政府的民间学术组织。中国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发起国之一,从1925年加入到1950宣布退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总共存在了251

青年会成立之时,就以团体会员的形式加入了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和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借着这两个青年运动组织的世界性,青年会建立了遍及全世界的接触和沟通,相应地,“国际联谊”、“国际合作”也就成了青年会的目标之一。太平洋国际学会最初的源动力也正是来自于青年会,最初的筹备工作也主要依靠青年会的力量。19252月,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和朱成章召集上海各团体组建了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筹备委员会”),为即将于192577日至75日在美国檀香山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一届会议也就是成立大会作准备。

当时,中国筹备委员会所采取的宣传、联络手段,主要是利用《申报》“本埠新闻” 栏发布消息以及为征聘委员、代表,筹募资金事而与个人或团体进行的接洽。作为余日章的主要助手和青年会教育总干事,刘湛恩积极参与其中,将自己向来擅长的公民教育和国际问题研究相结合,积极推进。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筹备会首次公开消息时就报道:“青年会全国协会刘湛恩博士,并已通函全国各青年会,注意此事,从速组织研究团体,研究‘公民与国际问题’,汇录研究之结果,以当我国国民对于国际之意见……”219254月初,刘湛恩还“以自筹备以来,各方影响者尚属不多”,赴山东、天津、北京、河北、山西等处“游行演说,与各处有力绅商接洽,从事提倡”3另外,为“面请教益”,他还于192547日致信胡适2

 

敬启者。本年七月一日至十五日,檀香山将有太平洋国民会议之召集,以纯粹之国民外交,研究种种国际间症结,而商榷其解决之方法。虽无立法威权,顾其重要,殊不在华府会议之下。沪上同人亦既组织筹备委员会进行一切筹备手续。然兹事体大,非周咨各界声望崇孚之士,采撷公意而奉为标准不可。湛恩适以公务之便,日内启程北上,沿途勾留,约本月下旬可抵京津。届时拟即走访台端,面请教益,还希俯洽为幸……想先生当代泰斗,南针之锡,在所不吝也。专此布陈,诸维澄警。祗问道祺

刘湛恩敬启

 

19257月,太平洋国际学会如期成立,同时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也宣告成立。从一开始,中国筹备委员会就把参与太平洋国际会议看作一次国民外交的尝试,他们希望藉由这种方式,推动中国各项外交问题之解决。来自青年会的筹备者还将会议中文名称确定为“太平洋国民会议”,以凸显会议的“国民外交” 特征。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正在经历“非基督教运动” 的中国,这样一个似与宗教有瓜葛的国际会议难以引起人们的好感。加上宣传力度不够,导致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的太平洋国民会议,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影响十分有限。

19258月,为响应太平洋国际学会总部建立永久组织的计划,中国筹备委员会将“太平洋国民会议” 具体化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中国支部”5,即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积极开展工作,刘湛恩仍属骨干分子。黄炎培曾在日记中记到:

192583,星期五。夜,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余日章、刘湛恩、陈立廷、刘鸿恩、徐新六、温佩珊、赵晋卿、桂质廷、朱成章、宋子文之弟……6

尽管条件有限,但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通过与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中国经济学会等学术机构的合作,协助总会完成了部分研究项目,同时也积极推进了自身的研究计划。19301931年间,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资助的研究项目还包括在刘湛恩执掌的沪江大学、由葛德基(G.B.Cressey)领衔的“中国之地理研究”。

为推动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的工作,推进国民外交,中国分会还积极申办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经过沟通,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拟于1931年在中国杭州举行。1931年初,中国分会“推定余日章、刘湛恩、郑毓秀、刘鸿生、王云五、钱新之、徐新六等为筹备会执行委员,计划一切进行事宜”7,陈立廷任大会总干事。随后他们召开了筹备会,颁布了学会章程,规定本会正式“定名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英文名称是“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R ELATIONS”,宗旨是:研究太平洋国际问题,努力国民外交,增进各民族间友谊及谅解8]231会址则设在上海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123号。此外,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还改组了领导机构,正式设立了由徐新六、余日章、周诒春、陶孟和、刘湛恩、胡适、丁文江、吴鼎昌、刘大钧、何廉、张伯苓、陈光甫、刘鸿生、吴贻芳、陈立廷共15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考虑到实际工作的需要,还推选了常务委员8人,他们是:胡适(委员长)、吴鼎昌(常务委员)、刘鸿生(书记兼司库)、陈立廷(主任干事)、徐新六(副委员长)、刘湛恩(常务委员)、何廉(研究主任)、刘驭万(副主任干事)[8]233-234

1931718日上午10时,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 沧洲饭店举行,讨论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人选及议案等问题。刘湛恩、黄炎培、刘大钧、苏上达、鲍明钤、曾宝荪、何廉、陈翰笙、赵晋卿、王季玉、方椒伯、寿毅成、陈立廷、刘驭万、刁敏谦、Mr.Loomis等出席。会议公推刘大钧、刘湛恩、黄炎培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即将在中国召开,对国民政府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他们把会议视作襄助、推进国民外交,以为政府外交后援之良机。正如蒋介石所说, “政府之为此,实欲联络国际间国民之感情,且藉以宣传我国之不平等地位”[9],因而得到了国民政府尤其是外交部的支持。国民政府不仅向各国分会发出了正式邀请,一些国府要员及社会名流还欣然担任名誉职务。其中,蒋介石、张学良、唐绍仪、蔡元培为大会名誉赞助人,王正廷任名誉会长,宋美龄为名誉副会长,陈光甫为名誉司库[10]

接下来就是经费保障问题。经筹备委员会研究,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需要经费25万。鉴于会议的“民间” 性质,蒋介石、张学良还带头捐款。陈立廷干事在718日报告中称,蒋主席个人认捐一半,张汉卿先生认捐8万,余数由陈光甫先生负责经募,此项捐款之已收进者为蒋主席所认之一部(5万元),余款均可靠,仅交款之早迟耳[11]871-872。由此可见,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及蒋介石的重视程度。

718中午12时休会后,与会人员在沧洲饭店午餐,下午两点由刘湛恩主持继续开会。会议宣布,经过长时间地认真研究,拟定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其会员名单共计40人。他们是:颜惠庆、陈立夫、张伯苓、王世杰、丁文江、胡适、徐新六、马寅初、刘大钧、张公权、陈光甫、周作民、王云五、董显光、夏晋麟、陶盂和、吴经熊、曾宝荪、徐淑希、刘鸿生、陈蘅哲、鲍明钤、吴大钧、林文庆、宁恩承、吴贻芳、蒋梦麟、刘湛恩、阎宝航、锰荣光、王卓然、苏上达、李纶、王何廉、王国秀、陈达、周寄梅、刘竹君,杨杏佛、李熙谋[12]除了几张新面孔,基本上是上一届的班底。721日《时事新报》刊登《太平洋学会我国出席代表已定》,公布了上述名单,但误将“陈立廷” 误作“陈立夫”,陈立夫本人后来还发声明进行更正。值得一提的是,会议还确定了袁昌英、吴鼎昌、陈长蘅、陈翰笙、张心一、Katty Woo以及刘湛恩的太太刘王立明7人为侯补人选[11]874

根据计划,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会期为19311021日至114日。但“九一八” 事变爆发后,遭到部分人的反对,不过最后仍按原计划进行,只是会议地点从杭州移到了上海,具体地点是静安寺路万国体育会馆,出席代表包括9个国家的131[13],刘湛恩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会议。

193416,因执行委员会已于193312月底任满,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按章提名,寄请各会员改选”,按照得票多寡选举产生了由15人组成的新一届执行委员会,刘湛恩以36票当选,继续在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名单及得票数如下:

胡适(51票),周诒春(49票),徐新六(48票),陈立廷(48票),陈光甫(44票),张伯苓(44票),丁文江(39票),刘大钧(37票),刘湛恩(36票),陶孟和(34票),何廉(33票),吴鼎昌(31票),刘鸿生(31票),张公权(30票),吴贻芳(29票)。

此外,票数次多者七人当选为备选委员。名单及得票数如下:

王云五(28票),余日章(27票),潘光旦(23票),任叔永(22票),徐淋希(19票),陈达(15票),铁新之(14票)[11]876-877

 

二、上海民间国际交流领域的弄潮儿

是形势使然,也是刘湛恩热爱祖国、热心公益的品质,开朗、活泼的性格所致,刘湛恩频频出现在上海诸多重要的国际交流场合,成为上海民间国际交流领域的弄潮儿。其中最重要的是接待美国教育家保罗·孟禄(Paul Monroe,18691947)、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hagore18611941)等知名国际友人,并且出席了多个重要的国际会议。

孟禄是沪江大学设立人会的成员,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19151923)、刘湛恩的老师,在中国教育界享有很高声誉。192296日,应上海教育界邀请,孟禄访问上海。期间他参观了沪江大学,并在回国不久的弟子刘湛恩及陶行知等陪同下游览了吴淞。1924924日,孟禄再度访问上海期间,还在寓所接待了刘湛恩[14]266此外,他还参观了中国艺术展览会预展会,出席了哥伦比亚大学同学会郭秉文、陶行知、刘湛恩、陈鹤琴、廖世承等人组织的欢迎宴会。19262月下旬,孟禄由美抵沪后,刘湛恩更一直陪伴在侧。39日中午,孟禄出席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寰球学生会、南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同学会在功德林举行的欢迎宴会。宴会由袁希涛主持,担任孟禄演说翻译的正是刘湛恩[14]27019281222日上午,孟禄在访问上海期间,在已是沪江大学校长的刘湛恩以及黄炎培等人的陪同下,出席中华国货展览会欢迎宴会[14]272。两天后,即1224日,应刘湛恩之请,孟禄前往沪江大学发表《今后中国学生运动应取的途径》演讲,听讲者千余人。针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孟禄认为,中国学生今后不应再从事过激运动,要向政治建设上努力。对于西洋科学文化,更应尽力探讨,以促进中国的进步建设[14]272。显然,孟禄的这种思想对刘湛恩日后成为“非战建设运动” 的重要发起人之一不无影响。

1937428上午,孟禄夫妇抵达上海,作为上海各团体代表的刘湛恩、郑西谷、欧元怀、胡叔异等到码头迎接。中午,刘湛恩等10余人在静安寺路华安饭店宴请孟禄。孟禄此次访问上海期间,另一位美国教育家、道尔顿制创始人海伦·柏克赫斯特(Helen Parkhurst18871973)于5月4日下午到达上海。早在19257月,柏克赫斯特就曾应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邀请到访过上海。当时,由刘湛恩主持、高仁山翻译,柏克赫斯特在江苏省教育会发表了演讲,听讲者有来自各地的代表500余人。刘湛恩在欢迎词中热情地表示,希望在座的中国教育工作者能学习柏氏的创造精神和研究态度。此外,还举行了讨论会,陶行知、朱经农、刘湛恩、李石岑等教育界名流均悉数出席。会前,刘湛恩、朱经农、胡叔异、李石岑等已经将各种问题整理、归纳、油印,并召开了预备会,所以讨论会上主要讨论了由刘湛恩、朱经农等人事先拟定的问题,柏克赫斯特则一一给予详细解答[15]96-97。现在,两位美国知名教育家同时访问上海,当然成了上海教育界、国际交流领域的大事。当晚,刘湛恩参与发起的上海国际教育社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同学会,在八仙桥青年会宴请孟禄与柏克赫斯特,百余名中外人士出席了宴会。席间,孟禄发表了简短演讲,说世界教育会议将在东京举行,希望中国能够积极参加,同时希望中美两国教育界加强交流,互相观摩,联络情感,以增进教育发展,改进世界文化。孟禄在演讲中希望中国参加的是拟于1937827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七届世界教育会议。鉴于“世界教育会议我国既已决定参加,孟禄博士来华又请我方多派代表,并声明决无伪满正式代表”,1937620日,中国各教育学术团体在南京召开首次会议,到会8人。会上决定推胡适为团长,程其保为秘书长,刘湛恩为干事长[16],随后举行了干事会,许恪士、程其保、杨亮功、马客谈、郭有守、刘廷芳、陈礼江、顾树森等10余人出席,杨亮功担任会议主席。除报告会务外,根据各团体开送名单及与上级教育机关洽商结果,选出胡适、汪懋祖、罗廷光、何炳松、刘湛恩、庄泽宣、廖世承、周鲠生、高君珊、雷宝南、程其保、叶溯中、齐国梁、魏学仓、董任坚、胡叔异等人参加世界教育会议这次会议[17]。但该年7月,日本利用会议主办国的便利,出尔反尔,以世界教育会议事务局的名义正式邀请“伪满洲国”代表参加。为抵制日本的这一卑劣行径,中国申明拒绝出席此次会议,《中央日报》等媒体甚至公开报道了这一消息[18],刘湛恩也未出席这次会议。

19244月,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问上海,轰动全国,上海乃至中国相关领域都非常重视。为迎接泰戈尔访沪,上海多家团体如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中华教育改进社、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教社等合作,成立了临时的“组织委员会”,刘湛恩和郭秉文、殷芝龄三人被推举为委员,并预定了静安寺路沧洲别墅二十三号二十四号房间为太戈尔之寓所[19]1924412日上午,泰戈尔抵达上海虹口汇山码头,刘湛恩和徐志摩、张君劢、郑振铎、殷芝龄、潘公弼、钮立卿等前往迎接[20],当晚刘湛恩等人在功德林宴请泰戈尔;当泰戈尔从杭州游览返沪后,包括上海20多个团体的各界人士1200余人,假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正式开会欢迎泰戈尔。或许是考虑到泰戈尔“演讲习惯系将论文在台上宣读,故翻译者尤不容易”[19],因此欢迎会特别安排诗人徐志摩翻译,刘湛恩则致答谢辞:

 

“与君一席话,胜让十年书”。吾人在此期间,得与大诗人太(泰)戈尔相晤,此诗殊足以咏之。太氏自称以纯粹的诗人,抒其所感于吾人之前,吾人聆其论,知氏发为悯世之,启人深省。而于物质位置错误一点,加以解释,则群众误会,当亦可以了解。故今代表吾各团体,谨谢太戈尔先生之教言”。[21]

 

19273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克伯屈(W.H.Kilpatric,18711965将抵沪讲学。为此,上海教育界共召开了5次筹备会议,并以中华教育改进社名义成立筹备委员会,下设6个分会,其组成人员如下。(1)经济委员会:沈信卿、阮介藩、凌竹铭、朱少屏;(2)讨论委员会:朱经农、程柏庐、殷楚兰、俞庆棠;(3)演讲委员会:欧元怀、程其保、刘湛恩;(4)招待委员会附游览:朱少屏、俞庆棠、杨葆康、刘湛恩;(5)参观委员会:欧元怀、杨卫玉、沈斋、朱春生;(6)编辑委员会:孟宪承。其中,讨论委员会又细分为5个小组:(1)高等教育组:朱经农、欧元怀、郭任远;(2)中等教育组:郑雨和、沈弗斋;(3)初等教育组:程其保、程柏庐、陶行知、胡叔异;(4)师范教育组:曹季英、任孟闲、郑晓沧、殷楚兰;(5)职业教育组:黄任之、刘湛恩[15]89。总体来看,刘湛恩参加了6个委员会中的3个,可见其热心程度和在教育界的影响与地位。310日,克伯屈夫妇抵沪,刘湛恩和俞庆棠、朱少屏、欧元怀、殷芝龄、高君珊、郑通和等20余名上海教育界同仁一起于银行公会公宴克伯屈夫妇。20日,克伯屈应青年会之请讲“道德教育”,由刘湛恩主持。职业教育讨论会亦在青年会举行。由中华职业教育社组织教育界人士参加,与会者包括凌冰、刘湛恩、俞庆棠、杨卫玉、陈友松等一批克氏弟子。讨论会上,克伯屈先综述职业教育原理,然后逐项解答中华职业教育社事先拟定的8个问题,由刘湛恩翻译。因为中国方面的重视、准备充分,克伯屈对这次在华讲学印象深刻而美好,其旅行日记《My 1927 Trip to China》还记载了刘湛恩、凌冰、朱经农、陶行知、张彭春、张伯苓、熊芷(熊希龄之女)等陪伴在侧的情况[15]193

范朋克(D.Fairbanks18831939) 是美国知名演员、导演与剧作家。在早期的好莱坞影星中,范朋克与中国结缘之早、结缘之勤,可谓无人能出其右。19311月,范朋克故地重游。11日上午,他随世界周游团分乘汽车游览上海街市,同时拍摄街景留作电影素材。下午3时,国民新闻社驻纽约代表莫爱夫妇(Mr.& Mrs.ErnestK.Moy)假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 举办盛大的欢迎茶会。《申报》特别报道说:“与会者超过200人,其中以外宾居多,华人中有外交部情报司司长刁敏谦、外交部办事处副处长刘云舫、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海军上将杜锡硅等政、学、军界代表数十人”[22]。莫爱在致辞中称:范朋克“此次来华实负有国际间联络情感之使命,故乐为之介绍与沪上人士相见云云”[23]

1934331,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暨南大学、中法大学、中法国立工学院及上海特别市政府等十二团体,在福开森路(今武康路) 世界社,联合宴请国际劳工局副局长莫列德(F.Maurette),蔡元培、吴铁城、刘湛恩、李书华、褚民谊、王晓籁、李登辉、史量才、沈鹏飞、林语堂、杜重远、陈光甫、翁之龙、王云五、张竹平、刘鸿生及法国公使、荷兰公使、法国女飞行家希尔茨等百余人出席[24]

1926年夏,刘湛恩出席了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青年会世界大会。作为中方首席代表,刘湛恩在大会上作了精彩的演讲。一位代表团成员如此描述道:“……当其演讲时,大厅内外,遍设扩音机,听众数千人。博士侃侃陈词,大义凛然。讲毕,听众掌声如雷,争与握手……”[25]。随后他访问了欧洲各国,考察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直到12月才回国[26]19266月,得知刘湛恩即将赴欧洲出席世界青年会议,并赴英、德、法、瑞士等国访问,上海新闻学会还请刘湛恩代为调查欧洲的新闻事业,具体要求是:(1)欧洲各国新闻事业发展史;(2)各国出版的关于新闻事业之著作;(3)各国著名报馆的内部组织机构状况;(4)通讯社之经营方法;(5)各国新闻事业现状等[27]。此次欧洲之行,无疑帮助刘湛恩开阔了视野,提升了知名度。从目前能够搜集到的资料看,刘湛恩还因此成为上海最早出国系统考察新闻事业的第一人[28]

1929年初,就任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近一年的刘湛恩就接到访美邀请。他于329日离开上海赴美[29],直到913日才回国。在赴美途中,刘湛恩参观了浸会在日本的事工,并在火奴鲁鲁为沪江大学作了接洽。他既出席了北浸会的会议,又出席了南浸会的会议,赢得了美国南北浸会对沪江大学立案的理解。据他报告:“作为一名大学的代表,我受到了美国浸会兄弟的隆重接待。我访问了许多重要的浸会中心,在南浸会和北浸会的大会上作了讲演。我们的美国朋友表现了对我们充满信心,并向我们保证了他们的慷慨协助。”事实上,此次访美,刘湛恩的确有一大收获:沪江大学设立人会通过决议,将向沪江大学派出24名教师,同时批准了美国差会总部将校产租赁给沪江大学校董会的协议及沪江大学新一轮的建筑方案,可谓满载而归。

离开美国后,刘湛恩访问了欧洲,并于1929725日和张伯苓(时任南开大学校长)、何尚平(时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 代表中国教育界参加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三次世界教育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间争论不休。刘湛恩在发言中,报告了中国职业教育近况及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办事业,极力宣传中国进行的职业教育。认为职业教育是促进世界和平之捷径,认为欲求世界和平,必先推广职业教育。同时,特别强调中国实施的职业教育,不仅仅是生计教育,也注意公民教育,旨在将文雅教育与实用教育打成一片。刘湛恩的报告颇受各国代表,特别是东欧及印度等国代表的赞同[30]19299月,刘湛恩在结束世界教育会议后回国。关于刘湛恩此次出国还可见于192947日邹韬奋写的题为《这位“跑腿”同志说得伤心》的随笔。该文生动地描述了刘湛恩潜心于国民外交工作的情形:

 

老友刘湛恩君定于三月二十九日由上海乘轮放洋,拟先赴美国之世界教育会议,嗣往美国各地及欧洲宣传中国建设的近况。他的许多朋友特于三月二十四日假上海大中华酒楼替他饯行,预祝他为国努力,并带些有益国人的好东西回来。他谈起……一出了国门,便相形见绌,处处受着重大的刺激,实在难过……这样看来,国际宣传当然是很重要的。刘君讲到这里,不免觉得难过起来。他说在外“跑腿”为国宣传,固是他所愿尽力的,但是要国内争气,不要再瞎闹。

 

作为老朋友,邹韬奋一直称刘湛恩“格索林”。他在《刚回国的“格索林”先生》一文中生动地描述了刘湛恩回国后发生的一些趣事。19337月底,刘湛恩赴美欧学习、考察公民教育与职业教育。后来,他还在《教育季刊》1934年第10卷第3期发表了题为《近今美国之新教育运动及其民众对于国外宣教事业的态度》的文章,并应交通大学邀请前往该校发表了“欧美考察归来后之感”的演讲,又在某次教育学会的会议上发表了“欧美教育之新趋势”的演讲。

此外,刘湛恩还参与创建了多个相关团体,包括:

19325月,刘湛恩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协助郭秉文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许多国际问题有待研究,因而该所的成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该所发行《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达5年之久。他还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合作,在沪江大学成立了隶属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首个“国际关系俱乐部”。

193211月,刘湛恩协同陈鹤琴、韦悫、欧元怀等,借鉴哥伦比亚大学大学的做法,发起成立上海国际教育社,社址设在敏体尼阴路青年会,目的在于“发展教育,研究学术,联络国际感情”。上海国际教育社有社员130人,分属8个国籍。社长为康普(上海工部局教育处代理处长),继任社长为交通大学黎照寰。据1932629日《申报》报道:本埠中西教育界人士,前因租界内教育日渐发展,中外教育界关系日益密切,有组织“国际教育社”藉以联络感情、研究教育之举。兹闻该会于27日在八仙桥青年会开会,沪上各大中学校教职员及中外著名教育界到会者共50余人

19344月,刘湛恩还和蔡元培等发起筹组英文中国年鉴社。8月,加入发起英文中国年鉴社的已达52人,他们假座银行公会,举行第一次理事会,推选蔡元培、李石曾为名誉理事长,曹云祥、吴鼎昌、刘湛恩、唐寿民、俞佐廷等为理事,史量才为理事长,陈立廷为社长,桂中枢为主编,决定91日起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社址设于八仙桥青年会内。

193631日,刘湛恩和章乃器、周谷城、梅兰芳等参与筹备的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成立,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出任会长,潘公展、李公朴、杜月笙、王晓籁、楮民谊、张寿镛等11人任理事,黄炎培、陆干臣、汪亚尘等6人任候补理事。

除教育、文化艺术、宗教领域外,刘湛恩还积极跨界活动。19275月下旬,就在克伯屈离沪北上不久,在华中大学任职的韦卓民乘船离开武汉赴上海。刚上码头,就以共党嫌疑被上海“清党”司令部所属武装逮捕关进公共租界巡捕房的监牢里。美国圣公会舒满牧师同轮赴沪,立即报告了上海圣公会主教。第二天,经过余日章和刘湛恩的出面周旋,韦卓民被保释出狱。193742日,国民政府特派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为特使,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当孔祥熙从上海启程赴英时,在包括代理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王宠惠、军政部长何应钦、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等送行名单中,刘湛恩亦赫然在列。频频出席这样的场合,使得刘湛恩的影响和名望越来越大。根据复旦大学王立诚教授的研究,刘湛恩甚至曾因社会活动过于频繁而遭到沪江大学董事会的非议和劝诫。

 

三、沪江大学的国际关系人才培养

刘湛恩深知,国民外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的整体受教育程度,尤其需要精通外语,熟悉国际交流和沟通法则的人才。因此,刘湛恩在执掌沪江大学伊始,便注重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关系人才培养。在他看来, “上海这座国际化城市里各国人物荟萃,具有研究国际关系的特别机会”。事实上,沪江大学从1915年起就设有政治与历史学系,也具有培养国际关系人才的基础。1922年,李锦纶受聘进入沪江大学,沪江大学政治学科力量大增,并逐渐奠定了从事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的传统。后来,已任外交部参事的谭绍华和已成为外交部政务次长的李锦纶又先后来该系兼课,更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兴趣大增。在刘湛恩的支持下,沪江大学政治与历史学系力图形成国际关系学的特色。1935年,专门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余日宣接替韩森,成为该系主任,使该系的国际关系专业特色更为明确。

1929年,沪江大学成立了国际关系研究社,刘湛恩宣称这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不但成为一个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31]他认为,只有通过国际间的良好愿望和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才能带来世界的永久和平[32]

该社成立后发展较快,社员日众。在刘湛恩的支持下,该社甚至还在学校图书馆拥有一专室,名曰“国际关系图书馆”。在刘湛恩的努力下,该馆得到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专藏国民政府外交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世界和平基金会、国际劳工局等40多个国际团体和一些国际友人所赠的图书,其中包括《国际关系文库》、英国驻华总领事布雷南(J.F.Brenan)于1931年春捐赠的部分图书,等等。国际关系图书馆的管理者是国际关系研究社下设的图书馆委员会,设主席一人,书启一人,委员若干人。

在刘湛恩的努力下,在各方支持下,国际关系图书馆的藏书量逐年增加,成为一个拥有数千册藏书的专业图书馆:到1931年初,已达3300余册,到193210月,已达4000册。设在沪江大学的“国际关系俱乐部”也为这个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帮助:19346月,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第一批出版物运抵沪江大学,被充实到国际关系图书馆中。到1935年,国际关系图书馆已发展为一个拥有万余册藏书的专业图书馆,成为当时我国国际研究文献资料的集中处。据1931年《沪江大学年刊》记载,国际关系图书馆“已蒙40余国及国际联盟与乎美国各国际团体等处先后赠书甚多,兹复得日本友人赠送价值三千余元之日文书籍,将来发展,无可限量”。刘湛恩在1931年的年度报告中表示:“我们从40个不同的国家得到了书籍杂志。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尤其慷慨地送给我们图书,并承诺将来更全面地与我们合作。这个图书馆不仅被我们的教师和本地的学生使用,而且被来自国内各地的朋友所使用。这是中国第一所这类的国际关系图书馆”[33]29-30

继国际关系图书馆成立后,沪江大学又于1935年开始筹设国际教育图书馆,并在图书馆大楼内腾出一室作为其馆舍。国际教育图书馆是沪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育学系主任林卓然领衔的“国际教育处” 的项目之一,于19357月开始筹建。刘湛恩和林卓然对创设国际教育图书馆非常重视,筹建伊始,便致函国外团体、国际友人,请其捐赠或代为搜集相关书刊,以帮助国际教育图书馆能较完整地收藏各国教育的刊物与图书。他们也请求南京的各国大使们,向其政府转达他们的这种诉求。国际教育图书馆的宗旨是:第一,研究各国教育新发展;第二,介绍各国之新教育,藉供国内同志参考。对此,刘湛恩在接受沪上一英文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的目的是帮助沪大师生能及时了解国际教育发展动态,借鉴国际教育新思想、新方法。我们希望收藏有关教育的文献材料,研习国外的教育运动。我们也有意传播国外的教育信息。我们虽然认为中国的教育应更加中国化,应更符合中国的需要,但我们也必须要很好地了解外国,并从其教育的经验中获益。我们期待海内外的朋友能赠予我们各国家有关教育的期刊、新闻快报、图画和书籍。我们的国际教育图书馆将充当一外国教育的交流所和信息中心之角色”。1936年,国际教育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并在不久后,就收到了耶鲁大学捐赠的一批图书。该馆藏书包括世界各国关于教育方面的图书、杂志、图片和大学录,极大地方便了沪江大学师生,尤其是教育系师生。可惜的是,“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沪江大学被迫迁离杨树浦军工路校园, 国际教育图书馆亦随之关闭[33]32-33

为培养新闻人才,加强国际宣传,沪江大学还通过城中区商学院与英文《大陆报》(China Press)合作,开设英语新闻专门班,从而体现了沪江大学的中英双语特色。刘湛恩曾宣称:“迄今这个城市有各种大学提供中文的新闻学课程,遵循‘老式’的方法。通过城商的英文班的介绍,上海的学生将有机会学习美国一流新闻学校所教的‘新式’方法。”该班聘请《大陆报》的助理总编赛勒(Earl A.Selle)执教。这个新班不单为城中区商学院的学生而设,也供想参加英语新闻班的上海其他大学学生之用,它也欢迎那些目前虽不在某大学就学但曾在大学或其他学校学业出色的学生

 

四、抗战中的国际宣传

早在1936119日,刘湛恩就和黄炎培、郭秉文、曹云祥、刘湛恩、黎照寰、杨光洼、钱新之、桂中枢、何德奎、董显光、邹秉文等一起到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敦促国民政府正确认识中日关系,积极采取应对日本侵略措施。在南京,他们受到了外交部部长张群,次长陈蔗青、徐谟,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国际司司长吴颂皋,欧美司司长刘师舜,情报司司长李迪俊等的热情接待。双方还就当前的中日关系问题进行了沟通、研究,要点是强调对日的三原则:(1)中国应清算抗日态度;(2)改善以华北为中心之中日满关系;(3)防止于东亚和平成为重大障碍之赤化运动[34]19371月,由“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地方维持会交际委员会改组而成的国际问题研究会假上海银行公会举行座谈会,并邀请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李迪俊演讲。作为国际问题研究会理事,刘湛恩和何炳松、林康侯、黄炎培、朱少屏、寿毅成、戴宝鎏等50余人与会。会议由刘湛恩主持。刘湛恩指出,国际问题之重要不在国防经济等问题之下,已引起人民非常注意。现时最引起注目者,厥为中日问题、中苏问题以及我国与列强与国联应采取何种外交方法[35]。这个时候,上海的民间领袖们,对日本针对中国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尚无清醒的认识。他们单纯地认为,通过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制裁、谴责,日本就会知难而退,战争就会停止。抗战全面爆发后,刘湛恩在国难面前清醒过来。他坚持留守上海,利用自己在国民外交领域的优势,积极在上海组织国民外交的抗日宣传和难民救助工作,成为“孤岛” 中的救亡领袖之一。

19371019日,国际问题研究会致电九国公约各签字国,陈述我国对中日争端之意见,以及当年我国国民在9国公约开会前之期望。该电由该会名誉董事颜惠庆,董事黎照寰、刘湛恩、董显光、陈光甫、钱新之、何德奎、戴志骞等共同签署[36]。经过讨论,111日,国际问题研究会推派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钱新之、童行自、刘湛恩、徐新六、颜福庆、朱少屏9人为代表访问各国驻上海领事,并递上书信,希望各国领事转告本国政府维护公约,一致主张对日制裁。同时转达上海市民众对九国公约之意见及对各友邦政府之愿望[37]。若干年后,曾参加过国际问题研究会相关活动的郑振铎在《蜇居散记》一文里回忆:“我们有一个地下组织……每星期有一个秘密的集会。在三四年间做了些事。在这个团体之外,还有一个专门做对外宣传的机关:国际问题研究会,刘湛恩和胡愈之二先生是其中的主干……他们在国际上很发生了些作用……”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市政府电台专设新闻、英语新闻、国际新闻等节目,积极围绕抗战开展国际宣传。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宣传委员会还成立了由刘湛恩等人组成的国际宣传部。该机构除编印宣传手册及书刊外,还组织外语广播,在外商电台、上海各华人电台举行外语播音演讲,日本、朝鲜、马尼刺(马尼拉)、南洋群岛等处都能收听。演讲时间为每晚九时零五分起至十时止,自19379月初开始,从不间断。为适应形势的需要,1937112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调整了外国语播音时间,英语演讲的具体时间为每周一至周六下午五时三十分至五时四十五分为,由吴经熊、刘湛恩、温源宁、戴葆鎏、张案民、徐瑗及其夫人等担任[38]1937930日,刘湛恩还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美国公众发表了一篇演说,以亲身经历控诉日寇暴行,呼吁美国人民支援中国的抗战。他指出:“我们深信在一个政治、社会和经济关系如此纵横交织的世界里,和平是不可分隔的,战争是不可能地区化的。正在中国我们的眼前发生的这种恐怖的不宣而战将最终酿成一场全世界的大战。没有一个人可以袖手旁观。”作为一个基督徒,刘湛恩以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赋予他的呼吁以道德力量,宣称:“有活力的宗教不能与人道隔裂。基督教教会必须在像如今远东所发生的那种国际危机中保持它的良心,否则它就会活力衰退,前景暗淡。我们的基督教良心必须以行动来表达。当前的中日危机可以作为一种全世界基督教教会道德力量的检验。”因此,他强调:“野蛮的战争违反上帝的意志,正在威胁着人类。我们真诚的希望是不要把中日冲突视为仅仅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遥远的区域性争端,也不要视为宗教范围以外的转瞬即逝的政治问题”[39]

在刘湛恩所从事的各种抗战宣传中,又以刘湛恩作为主要发起人的国际友谊社(Cosmo Politan Club)的影响和作用最大。1937911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国际宣传部召开第三次部务会议,童行白、刘湛恩、樊仲云、朱少屏等出席。会议决定,为联络在沪中外人士感情、帮助国际人士深入了解中国,发起组织国际友谊社,并请朱少屏负责具体筹备工作。914日,第四次部务会议召开,童行白、朱少屏、刘湛恩、樊仲云、章友三、陈丕士等出席。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国际友谊社,成立仪式由朱少屏、刘湛恩两人负责,费用在100元以内,由童行自负责筹措[40]106日,由刘湛恩、徐新六、邹秉文、朱少屏、陈光甫、刘鸿生、李馥荪等联合在沪国际友人鲍惠尔等发起,上海国际友谊社假静安寺路国际饭店召开成立大会。英、法、俄、德、意、比、葡、瑞典、瑞士、挪威等国总领事及各国商会会长,欧美各国各大报驻沪特派记者、上海中西各大报总主笔及总经理、各银行及各大公司总经理共计百余人出席了成立大会。会议由刘湛恩主持并致辞。刘湛恩不仅报告了筹备经过,更着重强调该社的宗旨是增进国际间的了解。对于世界时事加以坦白公正的研讨,以便形成世界公正的舆论。该社的成立有助于中国人民争取国际友人和世界舆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41]。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出席并发表讲话。大会还通过了会章,推举刘湛恩、徐新六、朱少屏、戴葆鎏及汇丰银行代表嘉斯尔(W.C.Cassels)、美国商会会长布兰特(W.H.Plant)、法国哈瓦斯通讯社社长白礼雅(Breal)、德国牧师古鲁爵(Krug 、意大利大使馆商务参赞安琪罗(Romolo Angelone)等9名中外人士为董事。该社办事处暂设静安寺路749号,规定每月第一个星期三举行社员聚餐会一次[42-44]。刘湛恩作为主要发起人,成了国际友谊社的实际召集人:会长[45-46]该社成立后,主要活动为:广泛联系在沪之各国官方人员尤其是各国驻上海的外交人员与民间知名人士,扩大对外宣传,揭露日军暴行,向各国政府及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立场,以争取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因而被上海租界内的人士称为“在野外交”。

刘湛恩是个雷厉风行、说到做到的人。继成立大会召开并举行第一次聚餐会之后,1937113日,国际友谊社就假国际饭店举行第二次聚餐会。餐毕,刘湛恩为大家引见了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施肇基,请施肇基向大家通报了《九国公约》的签订经过。施肇基“以身历其境之经验,详细叙述,极受欢迎”[45]。接着,丹麦公使欧斯浩及比利时代办克德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大意是预祝本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9国公约会议圆满成功。1937121日,由名誉秘书朱少屏发出邀请,国际友谊社又假座国际饭店款待中外名流,数十人出席[46]

在刘湛恩的支持下,国际友谊社还主办了由林语堂主编的英文双月刊《回声》(ECHO)。《回声》面向国际人士发行,内容大多为谴责和揭露日寇侵略暴行如破坏国际公法、屠杀无辜平民、狂轰滥炸非军事设施和目标,向国际上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暴行,呼吁制裁侵略战争。该刊因为首先刊出了由滞留南京的国际友人所提供的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报导和照片,因此触怒了日本军方,只印行了两期便不得不停刊。但它所报道的日寇骇人听闻的暴行,引起国内外热爱和平人士的关注,起到了宣传抗战的作用。陈宪锜是刘湛恩的学生,自幼酷爱美术,从沪江大学附小开始,就在老师和同学的鼓励下开始漫画创作。后来,陈宪锜考入沪江大学,参加了沪江大学“美社”,继续从事漫画创作。沪江大学被日军占领后,陈宪锜闲居家中,为《回声》创作了多幅宣传抗战的漫画和插图。烈士朱少屏之子朱桐生曾回忆:“1937年抗战爆发后,父亲在上海与刘湛恩、林语堂等同组国际友谊社,联系中外报社记者,出版刊物名为《回声》,着重揭露日寇违反国际法,屠杀平民,轰炸非军事目标等暴行,因此触怒了日寇。193847日,刘湛恩被日军特务机关派人暗杀了。特务们还在我家门口投了一枚手榴弹,以此相威胁。为安全起见,父亲在朋友的劝告下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不久便被派往马尼拉任领事”[47]。朱桐生的回忆虽然可能放大了《回声》的作用,但客观上印证了刘湛恩在“国际友谊社”中的爱国事迹。

国难当头,刘湛恩还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委员。据《申报》报道:1937126日,刘湛恩和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朱少屏、陈鹤琴、卢爱德女士等其他委员一起,参观了救世军及青年会等机构设置、管理的难民收容所[48]

193847日,刘湛恩被日伪暗杀,年仅42岁,成为抗战期间为国牺牲的唯一的大学校长。就在殉难前,刘湛恩还和外国友人保持着通讯联系,向他们介绍沪江大学和中国的抗战形势,一再表示不畏恐吓、坚决抗日。他在19371111日致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女传教士联合会的信中表示:“我们决心继续办下去。”1938318日,他在最后一封给士满女传教士联合会的信中说到:“虽然在各方面受到压迫,但决不是走入了绝路;虽然感到茫然失措,但决不陷于绝望;虽然受到追捕,但决不是众所遗弃;虽然被打倒在地;但决不是被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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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国际友谊社昨日开成立大会俞市长致诚挚演词[N].申报,193710075).

45]施肇基演讲签订九国公约经过国际友谊社二次聚餐会[N].申报,193711045).

46]国际友谊社定期款待名流招待颜惠庆饶神甫等中外名流数十人[N].申报,19371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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