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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大学生活(三) 困难时期

(2017-08-15 08: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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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高等教育研究


         大学生活(三)            困难时期 

 

1960年至1962年,就在我读大一、大二和大三上的时候,新中国遭遇以饥荒为特征的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这次困难以前一般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80年代以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其中,从1960秋至1961年夏,更是艰中之艰、难中之难、困中之困、苦中之苦。这三年大学生活,我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同甘苦,经受了磨练,度过了困难,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进入1960年,特别是“六九”特大洪水灾害后,经济困难来临。买米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布要布票、买糖要糖票、买饼要饼票、买烟要烟票,买什么都凭票定量供应。而且票的种类越来越多,只剩下冰棍可以随便买。这个时候,尽管你有人民币但没有各类票,还是过不了生活的,这是全国性的普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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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我来到福州上大学,所看到的情况比遭遇“六九”特大洪水灾害后的漳州更形严重。商店、副食品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有街无市。物匮紧缺,不但见不到肉蛋鱼、副食品,连肥皂牙膏、粗纸火柴也十分缺乏。因为封锁郊县的市场,蔬菜供应不正常,连牛皮菜、海带都抢手。入冬以后更是饥寒交迫。风传内地、山区出现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全社会笼罩着饥荒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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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国家关心青年,粮食定量历来比较高。入学时还是每月36斤,可形势逼人,经过一再动员,定量一降再降,国庆节以后只剩下每月27斤了。同学们总结了两句话:“开一次会、少2斤定量”,“斤斤计较这个成语要改为两两计较”了。因为27斤只是名义定量,还要代扣下1斤换成饼票返回个人,膳团扣下食堂集体用粮1斤,节日用粮及大月份用粮1斤,实际我们只能吃到24斤,即平均每天8两,岂不是要计较到“两”甚至“钱”吗?

  我们长安山校区分设几个膳团,地理和数学等几个系归在一个膳团,合用一个大膳厅。用餐不必交钱,不发餐卷,也不要排队。大膳厅里靠墙长条桌上摆着一碟一碟青菜,四周的方蒸笼里摆着一罐一罐饭,每人自觉各取一份饭菜,自由组合找张餐桌用餐。饭毕将罐、碟洗干净,放回原处,这一餐就算“战斗结束”了。

现在,真实的“战斗”情景开始出现在眼前。大家实在饿得发慌,下课的铃声未响完,膳厅外早就挤满了人。门一打开,潮水汹涌般冲进去,为的是能抢先挑到一份数量稍多的饭菜,还有那大木盆里用盐和虾油配成的大锅清水汤。早餐2两饭,看上去就是饭罐底的薄薄一层“皮”。菜是一小撮大头菜丝加2个咸橄榄。午晚两餐算是主餐,好一点,各有3两饭,外加一碟钢板(海带)或无缝钢管(空心菜)。饥饿难挡的青年学生,不用几大口,象秋风扫落叶,将所有饭菜全部消灭精光。越饿越能吃,越吃越喊饿,好象不管怎么吃都无法吃饱似的。星期天,有位同学趁别人回家去,有机会赊借,曾一口气连着吃完三份饭菜,吃完后竟说还可以再吃二份。天天如此,基本不变。好不容易熬到国庆、元旦的节日加餐,才见得到一丁点油星肉末、用小球藻做的人造肉、以及掺入瓜菜糠的食品。患水肿病的学生不少。家里再三来信交代:“少喝水、多吃姜,预防水肿、肾病”,既没有姜,我也不吃小球藻、更不敢吃牛皮菜(闽南叫厚末菜,用来养猪)。连水都不敢多喝,忍着饿,甘愿瘦骨嶙嶙,也不能水肿。

还有,最受不了的是三天两头,不断有耐不住饥饿的人多拿多吃饭菜。这些偷饭吃的“孔乙己”,被逮住即当场罚站在餐桌上示众,还要挨饿,斯文扫地,狼狈不堪。而对我们这些旁观者,无疑是极强的刺激和威摄。对于这种简单粗暴,污辱人格的做法却无人敢吭一声。这儿何止是高等学府呀!完全是毅力与道德的面试现场,一天考三次,天天考不停,要考验三年之久。

最令人注目的还有,系党总支书记、政工干部下到厨房一线亲自抓伙食,团干部、班干部轮流下去帮厨,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终究无济于事。从1961年起,只好解散大膳团,按系划分成小食堂,便于采取措施、监督管理,避免多吃多占。也便于发动大家动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节约归己嘛。结果仍然逃不脱一个“饿”字。

  饭罢上课,还不到课间操,早就饥肠辘辘、头晕眼花,不管老师讲什么内容都听不进去。有的干脆开小差,溜的溜,困的困,躲的躲,走的走。下午和晚上,肚子咕噜噜直叫,无法静下心来自修复习。学生个个脸黄饥瘦,体质普遍下降,体力不支,力不从心,那有体力和心思读书?校园里一片空寂,听不到读书声。当时某个“学生身体状况调查报告”里描述:“男生少精,女生闭经,十个大学生、六个水肿病”,确是真实的写照。

1960年底,在如此困难情况下,我们还下乡到长乐营前洋门大队参加秋收冬种劳动。忍着饥饿的煎熬割稻子,混身无力,收工回来人几乎要瘫下去,急需补充热量,可是等来的却是一钵稀粥。返校时,天蒙蒙亮,在长乐营前码头乘船,到福州台江码头上岸,然后走回长安山。这段路往日不过走半个小时,此时竟几步一喘,几段一歇,几乎走不动了。走了大半天才走到对湖,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体力会下降如此厉害。这一年我18岁,戴个眼镜,又细又长,又干又瘦,体重只有80斤出头。 

在如此严重困难面前,学校唯恐病亡减员,只好大减大砍教学课时,不准布置课外作业,暂停文体各项活动,鼓励学生躺在床上静养,美其名为“劳逸结合”。

“饿不饿?”成为1960年的流行语,“何时能吃饱?”成为同学们的理想与奢望。民以食为天,处在最困难的时刻,首要的事是填饱肚子,这是自然而然的生存需要。 

1961年蹒跚来临,我觉得特别饿又特别冷。院、系认真贯彻中央关于保证师生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迅速采取治疗疾病、开荒种菜、办好食堂、减免考试、劳动不得超1小时/天等10条措施。同时,对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安排、教材师资、清理新生、教学质量都做了全面调整,总算稳住了教学秩序和局面。

各种原因的流生和受处分学生不少,我班已有13个人先后休学、退学,占全班近1/3。院、系决定取消科研所代培班,将剩下的人合并为一个本科班。也相应调整团支部和班干部。

  教学课时大量减少后,学校似乎处在半瘫痪状态。晚自习已经明令停止了,可是肚子饿得实在睡不着,怎么打发时间也是大问题。于是,各人躺在床上奢谈各自家乡有什么好吃的,流行“精神会餐”。 精神会餐,似可疗饥,话梅止渴。其实不然,越谈越馋,越谈越饿,但大家仍乐此不疲,因为别无办法可以解脱。

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这样黯然、凄凉,饥寒交加、索然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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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一下学期,1961年的春天、春风、春雨带来希望的活力。从院系到年段、班级,大家都意识到这次困难之大、之深、之重、之久非同寻常,唯有靠自己动手来克服,别无良策。眼前春雨连绵,天气渐暖,正是种菜种瓜的节气,是我们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度过难关的关键季节,何不抓紧动手?还等什么?这个时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对于新中国的大学生,已经不是口号,而是实际行动了。我们推选来自农村的郑清图同学当劳动委员,带领大家在宿舍楼附近、教学楼的周边以至长安山麓见缝插针、开荒种菜。苍天不负有心人,夏初就收获到一批菜、瓜、豆、瓠,聊补无米之炊,救急于一时。接着,还不断收获到蕃薯、小麦,蕃薯直接吃,小麦拿去换回面粉。一粗(粮)一细(粮),那就更起作用了。种菜度荒,到1962年我们班就达到一次可以人均分18斤番薯的水平;边耕边读,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1963年才停止。劳动委员成为班干部里一等一品的“官”,超过学习委员。师范学院俨然是一所“抗大”学校,这是任何时期、任何大学都罕见的现象。

春尽夏至,虽然困难与1960年的秋冬相差无几,但由于党团的坚强领导和不断教育,不但使我们对困难加深了认识,而且克服困难的办法和行动初见成效,使大家逐步恢复起信心。同学中有港澳关系的人,不约而同地收到一些猪油、白糖等接济。有条件的人,家里也捎来番薯干、菜干、黄豆等。大家不再惊慌失措、愁眉苦脸了。我家住在城市、经济条件差。原先在精神上憋屈、苦闷、彷徨,现在又增添饥肠辘辘、瘦骨嶙嶙,遭遇到一生未曾经历过的严重困难。此时也能适应环境、冷静忍耐。我没向家里多要过一分钱、一两粮,硬是咬紧牙根挺下来,而且《地形测量学》、《普通自然地理学》(气候、水文、地貌部分)、《地质学》和俄语四门考试成绩均获优,颇为自慰 

盛夏七月,我们到永安进行地质实习,这是大学第一次野外实习。住在燕江畔的永安师范学校教室里,吃的是草袋饭配笋干。在这个时候,经受过一年困难的同学们,表现出明显的热情与毅力,十分振奋。地质野外实习要冒酷暑走长路,虽然艰苦,却可以申请到临时粮食补贴,勉强把肚子撑饱。这是自困难时期以来最放松、最愉快的一次集体活动。有教学、有活动,有步行、有流汗,有笑声、有歌声,终生难忘。每天,我们唱着“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蓬;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重重的山岭”,跟着余泽忠、王跃东、丁祥焕等老师,认岩石、看地层,识断层、析构造,察地形、观地貌,爬山涉水、沐雨临风,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更加亲密了。实习结束后,同学们结伴乘火车回家过暑假,这时回家的感觉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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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个人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收获。因为实习途中师生无间、闲聊不断,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间接获知我是属于高考分数高而出身差、社会关系复杂的“不宜录取或降格录取”的学生,让地理系“抢”来了。我初听如雷劈顶,如梦初醒,继而从惊愕震撼到后悔自责,最后将一年来的憋屈和不满统统渲泄出来,同时也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其实,这也是一种解脱,从此卸下包袱,安心当另类生,团外青年。

大一下过得比大一上要好一些,这是最大的变化。而“大一等于饥饿年”也从此深刻在我的历史记忆里,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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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秋进入大二,经济还是那么困难,饥饿的影子挥之不去。可能胃口变小了,肠子变长了;可能对饥饿的滋味习以为常了;也可能是种菜度荒初见成效,大家不再那样惶惶然。“精神会餐” 不流行了,种菜种粮比上课读书更积极主动,约各占一半份量。依靠家庭的支持,各人找到各自的应对困难办法,情绪比较稳定下来。

公共课仍是俄语、政治、体育老三科。基础课新开4门:《植物地理学》由洪淑惠主讲,《土壤地理学》由杨萍如、林振盛主讲,《地图学》由俞宏业主讲,而《天文学》要到物理系听授课,什么人主讲,记不住了。课程虽少却稍有恢复,作业依然减免,学习负担不重,让我们继续半耕半读,学校里总体仍然处在困难度荒的状态。

《植物地理学》和《土壤地理学》都属考试科目,《植物地理学》上课、考试、实习在先,《土壤地理学》在后。我从中学起对植物就不感兴趣。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嘛,缺乏常识。加上高度近视,对高高树上的叶子、花瓣、果实,只能半看半猜,那能读得好。可是我并不以为然,能及格就行,反而觉得轻松。11月,到鼓山进行植物地理实习,踏草坡,钻灌丛,走林间,观察各种属乔木、灌木、草本植物,区分原始林与次生林的标志性特征;搜索常绿阔叶林里的植物群落;分析南亚热带的生态环境、探索山地植被的垂直分布规律,相当活跃。我半蒙半混过关,还与别人略有不同,带着一份旅游的心情,深谷寻幽,溪涧听水,逍遥自在。期末考试基本回归正常了,《植物地理学》和《土壤地理学》双双获良,却自我感觉“良好”,“知足”。有趣的是,后来全院表彰学习先进份子,需各科全优才行。某位老师对我说,你那时若加把劲争取2个优多好,也免得地理系挨剃光头。我以苦笑答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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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学院外程浦路开始出现点心店、小食摊,卖地瓜的居多,今日的学生街即起源于此时此地。有了小食街,状况随之有较大改善。晚上熄灯前这儿相当热闹,尽管价格贵一点,有条件的同学只要舍得花钱,还是可以在这里填饱肚子,聊补无米之炊。更重要的是预示着:只要风调雨顺,秋季有好收成,饥饿将会离我们渐行渐远。 

此时发生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我们宿舍李狄同学自制一个土电炉,用来晚上烧水煮地瓜当点心,这原不过是小事一桩。但是有一天不慎被别系的人举报,上纲上线会酿成火灾危及安全,害得大家都受处分。从这件事可以窥见当时大学生真实生活的一二。

不知何因,10月份系党支部竟然会任命我当系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从天上掉下一个“官”,破天荒第一次当学生干部,“另类生”还会有这般好运气,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不过我特别高兴,倍加珍惜。安排我负责编辑出版系黑板报《洪流》,及组织向院广播电台供稿,可是我不懂得该怎么干。团总支宣传部长陈圣淦、学生会宣传部长张祖贻是高年级同学,对我特别关爱,大哥般手把手教我。我慢慢从中学会写稿、组稿,联络各班的通讯员、组成供稿网络。还学会改稿,设计版面,写隶楷行书各种字体,每周出一期黑板报,坚持不断,到196366正好出版50期。后来,陈圣淦、张祖贻毕业以后由我接任系学生会宣传部长,除继续组织每周出版黑板报、向院电台供稿外,又负责迎新生、庆五四,办国庆与一二九晚会、开舞会等全系活动的组织工作,主要是会场布置、海报宣传、舞台监督等。大家对《洪流》反应不错,赞誉有加,通联网络也起了保送稿件作用。工作干得不错,蛮舒心的,既多交了朋友、又提高了文字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锻炼了组织能力,没想到这些辛劳还会惠及我的一生。

最困难的1961年终于熬过去了,大家盼着困难能早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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