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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斌长篇小说《天上有太阳》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8-01-07 05: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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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系列研讨会

杜斌

长篇小说《天上有太阳

评论

分类: 评论
在杜斌长篇小说《天上有太阳》研讨会上的发言


小说的功力是揭示人物行为的心理逻辑

——读杜斌先生长篇小说《天上有太阳》

 


  杜斌的长篇小说《天上有太阳》,得很慢,三十万字的小说,按以往的阅读速度,也就是三四天。可这部小说,我看有十几天,边看,总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引出许多节外生枝的想法

  应该说,杜斌的小说可读性很强,一个充满张力和人生沧桑沉浮的故事,足可以吸引着人一路读下去。在当今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能有这样的效果也是一以企及的目标。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时期,上世纪开始的经济大潮,改变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蓬勃兴起的民营经济改观了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杜斌的作品对这场经济大潮中,民营企业家的暴发与破败,开拓与原罪,资源整合与分崩离析都有着生动的描在商场上你死我活的打拼,人物之间尔虞我诈的纠葛、矛盾、冲突、碰撞,形成了峰回路转的故事。

  杜斌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是珠三角太阳能热水器的开发。作者把题目命名为《天上有太阳》,可谓匠心独运寓有深意。把民营企业“给点阳光就灿烂”的艰难创业,和“东边日头西边雨”竞争中的无序和不公,给予了形象概括。杜斌对故事的设置也有着一番良苦用心,从王高峰的六十祝寿起笔,在宏大场面中,引出一个个人物:王高峰、吴天明、刘天利、马华东、李长安等。我想,这些笔下人物一定有现实原形,来源于作者的切身感受。所以,笔下的情节和人物,写得灵活鲜动血肉丰满。即便是廖廖几笔的次要人物李凤云、王瑞瑞、阿霞、阿秋等,由于有着某种类型人的共性,读者从他们身上也会引发共鸣及翩翩联想。

  这些成功的方面,我相信诸位评论家一定都注意到了。我想说得是,在这么个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的研讨会上,难道我们仅仅虚与委蛇甚而言不及义地唱一些百灵鸟赞歌?我想还是应该通过杜斌的小说创作,一些自己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思考和想法。

  我一直有一个顽固的想法,抑或是自己的错觉和偏见在中国这样的特定语境中,小说家的想象力可以说是苍白的。只有你想象力难以企及的真实,而绝无超越真实的想象。那些富于想象力的小说家们,过分自信自己能够构造出一个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然而他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历史进程的方向,从来不会以任何天才的精心构想而转轨,它是以无数人的聪明才智(这是一种争夺生存空间而由本能所激发出来的能量),无数用力方向,相辅相成,抵触消解,阴错阳差,最后由合力所综合形成的一个生存真实。它不是任何个人的“一厢情愿”,这个“真实”到最后一刻仍充满变数。现实从来就不是一个大脑的设计,即便你是个天才的大脑,在现实的光陆离鬼使神差面前,往往会“始料不及”“大跌眼镜”。

  大概是十多年以前,北京大学编了一本北大教授们在文革中历难的实录。成书后请李泽厚提意见。李泽厚看完,说了一句“这些凄凄惨惨的故事缺乏真实感”。编者很觉纳闷,书中所有文革中发生在北大的情节,哪一个不是你所亲历?李泽厚说出一番自己对“历史真实感”的见解:任何生存真实都是一个时代环境里的生命活动。因其是有生命的,所以必然要与周边发生千丝万缕的关联。当一个作者把它疏理出来时,就像一棵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大树,被砍伐加工成了圆木甚至板材,当一个曾经的生命加工成物件,生命的原生态也就消逝。真正的“生活真实”,必须还原典型性格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根源。只有写出人物命运赖以存在的特定时代下的境遇,才能令人信服人物命运的走向何以此而非彼。

  我们几十年来已经滥觞了一个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小说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作者对生活的每一次“提练”或“升华”,其实都揉杂进了作者的主观意识。这种对生活的反映,是如列宁评价托尔斯泰是反映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抑或如巴尔扎克自我标榜,是法国风俗画的忠实书记员?无须赘言,艺术的真实源头于生活真实是时代生存现实的升华写照。然而,原本在现实中生发过的真实的历史场景和风云人物,在特定作者的笔下,有没有发生扭曲、变形、异化成为歪曲生存现实的“哈哈镜”或虚无飘渺的海市蜃楼。

 

  小说不仅是故事的讲述,小说的最高境界或超凡功力,是揭示出形成故事的当事人冲突碰撞的真实心理逻辑,以及从心理学的解读中构成认识社会的价值。

  小说好比看山景,“文似观山不喜平”,需要峰回路转,也需要“横看成岭侧成峰”。它不能是一个节奏一种叙述笔调,犹如舞台上,既要有蹭蹭蹭地走过场,也要有铿锵咣的亮相。既要有一笔带过千年的略述,也要有纤毫毕现的刻画。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比海洋、天空更为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

  过去对一个小说家的赞语就是“会讲故事”,莫言在诺贝尔授奖仪式上的讲话,就是说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杜斌由于自身丰富经历的沧桑沉浮纵横捭阖错综跌宕,他用生活中淬练出的生动语言一个曲折的故事。然而,有火就有灰,杜斌的成功可能同时带来另一面的隐忧。

  本雅明有句名言:“讲故事的艺术已经奄奄一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人的欣赏趣味发生转变。人们由讲故事进行了一场“形式革命”。 在卡尔维诺、巴塞尔姆的小说中,故事的完整性已被击碎,碎片化和碎片的拼贴成为新的写作技巧。碎片化拼贴的目的,是为给读者营造一个创造性的阅读空间。如罗兰·巴特所言:让读者也成为一个写作者。此观念与传统的全知全能的“讲故事”已发生了审美价值观上的极大变化。碎片化倾向比那些完整故事所展现的社会性,要更为逼近生存的真实,是灵魂的真实。现实生活中,何尝有那么完整的故事性?更多的是碎片化。卡彭铁尔说:“当小说写得不再像小说的时候,那就有可能成为一部传世之作了。”

  有着世界性影响的罗马尼亚文学家和哲学家,二十世纪怀疑论、虚无主义重要思想家齐奥朗说:“不管写什么,他从一些预先的假设开始,然后,成为其囚徒。……我们被关进自己画下的一个圆圈。就这样,愿望是诚实的,我们却跌入虚假,反而不真实。……相反,如果我们写作碎片,我们会在一天之内,说了一件事,又把它推翻。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碎片都出自一种不同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它们,是真实的:它们是本质。……一个碎片化思想折射你的经验的各个侧面;一个系统化思想只能反映一个侧面,一个受控制的侧面,也因此,变得贫瘠。”

  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可能更接近于这种碎片的拼图。每一块记忆的碎片是模糊的,然而无数模糊的记忆碎片叠加在一起,在人们审视的眼睛中会变得愈益清晰。犹如看一幅三维图像,瞳仁的功能,能从那些零乱的色彩图块中,看到清晰的图像。在这样的审美过程中,读者与作者享受着共同创作的快感。作者的想象力就是要从支离破碎的生活碎片中,象用马赛克片拼凑起一个三维画面,还原“历史的现场”。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吗?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有完整的故事吗?它们只是为荒诞荒谬的现实揭示出人物的心理逻辑。这就是为什么《克雷默夫妇》、《罗伯特家的风波》、《可爱的骨头》、《漫长的诉讼》等作品,更能打动现代人的心弦。写出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才会由此及彼引发读者的心理共鸣。

  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中挣扎谋生,离开了社会环境的烙印,就成为“黄金千载不生锈,纸花万年开不败”的死物,哪还有生气可言。设制故事的起承转合需要太多的“无巧不成书”,但一个“巧”字破坏的是原生态的气场。

  存在主义的“存在即合理”有着其深刻的哲学原理。我们需要的不是故事性“创造”,而是思维对人心灵的挖掘。对生活中那些看似碎片式的“遍地鸡毛”“一盘散沙”,用创作者的“第三只眼睛”,把离奇的故事情节,变为对生存现实出现荒谬荒诞魔幻现象的研究,找出它存在的现实逻辑和人物碰撞的心理逻辑

 

  杜斌先生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务过农,从过教,当过兵,做过官,开过厂,经过商,既享受过成功的欣喜若狂,也品尝过失败的难咽苦果,这些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都成为他特有的创作资源。杜斌不要辜负了人生赋予他的财富,应该挖掘自己特有的资源。

  莫洛亚在评价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

  普鲁斯特将不是从广度,而是从深度上开掘他的“矿脉”。

  普鲁斯特的一个独到之处是他对材料的选择并不在意。他更感兴趣的不是观察行动本身,而是观察任何行动的方式。从而他象同时代的几位哲学家一样,实现了一场“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人的精神重又被安置在天地中心;小说的目标变成描写为精神反映和歪曲的世界。

 

  一部作品问世了,就不仅是你作者解释的问题了。读者有权见仁见智,横看成岭侧成峰。对同一部《红楼梦》作出各自立场的解读。读者是不会被作家的概念或观点牵着牛鼻子走。在文学作品中,总有作家不能解释,或完全解释不通的现象存在。作家的表达出现方枘圆凿的情形,文学史上也绝非孤证鲜例。因为解读而出现作家本身所始料不及的现象层出不穷。如俄罗斯文学史上杜勃罗留波夫对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一书的解读。

  主观的开掘可能成为客观的流失,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当一部分读者为你的故事性如醉如痴之际,也必然会有另一部分读者对你的写法不以为意。你时刻都会面临“你到底要什么”的选择。

  写作的真谛犹如童话中的公主,被施了魔法关在一座幽深的城堡中。我们打破一千扇门去寻找,然而徒劳无功。就在我们已经失去信心准备放弃寻找时,蓦然间出现一个契机,那扇神秘的门就像阿里巴巴念对了咒语,它于是就洞开了。

  杜斌先生起步很早,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了孜孜不倦的尝试,在打开一扇扇迷惘之门后,我希望也祝福杜斌先生打开那扇埋藏着“写作真谛”之门。

  我对杜斌小说的解读,也许触及皮毛,也许隔靴搔痒,更抑或风马牛不相及。当我说出以上连自己也缺乏自信的观点,自以为是地“指点迷津”“金针度人”,可能成为一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指鹿为马”。

  我们处于一个历史的断崖,有着尼亚拉加大瀑布的落差。在你刚刚产生一个念头的同时,马上会有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想法与之对立。当你欣赏去故事化碎片化写作之际,又会感到卡尔维诺、巴塞尔姆,乃至博尔赫斯可以不断地被后起之秀模仿,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却永远无法被复制。这一现象说明什么?一个人认识的局限,往往会像张果老的倒骑毛驴,坐骑把你拉向南辕北辙。我禁不住会转念回心去想,任何人的写作都是对自己“扬长避短”的个性化展示,如果杜斌真像你所认为的那样实践,会不会成为东施效颦或邯郸学步,结果却是撒播下狮种而收获得是跳蚤,只能“适得其反”?

   的这番评论,可能有负作者殷殷期盼得到肯定和鼓励的初心?的这番评论,也可能正合作者希望听到“入木三分骂亦精”的本意?我权把自己这些不成熟想法提出来,供杜斌先生参考或置若罔闻。

在杜斌长篇小说《天上有太阳》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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