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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容忍童工现象

2014-01-06 20:30:50评论
我们应该容忍童工现象


文/巴别塔荔枝、枫林仙

《南方都市报》曝光了深圳福永街道工业区的可立克公司使用来自四川省凉山州的童工。据悉,73名童工每天工作12小时,月固定工资为2000元。消息一出,童工问题便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意见无非三种:反对童工,认为童工现象是对人权的伤害,没有良心和反人道的;赞同童工,认为是改善生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鼓噪童工,认为好得不得了,任何对童工现象的批评都坏透了,蠢透了。

我认为,实事求是的观点应该是赞同童工。雇佣童工这桩生意,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有强制,是可以做的。当然,“可以做”不等于“应该做”,更不等于“必须做”。毕竟,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社会中,让儿童接受良好的教育,发展他们的兴趣和能力,使他们幸福成长已经是一项基本共识。因此鼓噪童工的论调显然在道德上是欠妥的,自然会引起厌恶。但是相比之下,禁止童工的主张则可能是危害更大的观点。

今天,当我们讨论贫穷国家和我国贫困地区的童工问题时,一定不能忘记18世纪英国当时的窘境。当时英国大约有六七百万人口,但其中有两百万左右是贫穷的流民,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圈地运动导致农奴朝向城市涌入,在城市中待过一年即可获得自由民的身份。然而在此之前,这些流民成为社会严重的问题之一,也许你认为需要政府为他们做点什么?然而让我们看看事实上这些流民是如何自救的。这些流民、穷人中的一些人组织其它人建立小作坊生产点什么。他们成为城市的建设者和居住者,他们基本上都是些游商走贩、逃逸奴仆、机械师、手工业者或者其他封建法律秩序中地位低下的人。正是在这样的城市中,他们寻找到了自由。

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端倪。这些人是创新者,他们生产满足大众需求的廉价产品。正是资本主义经济改善了流民的状况,正是那些早期的工厂满足了求生的人们的需求。工厂制度与童工的关系并非我们所想象那样充满剥削和残酷,尽管阅读狄更斯更为一种时髦。

在哈耶克主编的《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一书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正是工厂制度的出现,为成千上万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时代根本不可能长大成人的少年儿童提供了生计,提供了维持生存的手段。1750年,英格兰人口600万,1800年增长到900万人,1820年则达1200万人。儿童和青少年的比例大幅度上升。在伦敦,5岁前就夭折的儿童的比例从1730-1749年间的74.5%,下降到1810-1829年的31.8%。正是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年头里,正是在1760到1830年被称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时代,正是在那些年里,英国人口翻了一番,这意味着成千上万之前会死去的儿童活了下来并且长大成人。

书中详细记录着,在1819年到1846年间陆续通过的工厂法案对雇佣孩子和成年人的条件施加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这些大型企业容易、也经常遭到巡查员的视察和审查。因此,其老板越来越多地选择开除童工,遵守那些规定他们该怎样雇佣年轻人的种种详尽的、武断的、变幻无常的法律规章。立法干预的结果,这些遭到开除、但仍需要工作才能维持生存的童工,不得不到老旧的小工厂去找工作,这些小工厂容易躲避检查,而其卫生和安全状况却明显要恶劣的多。那些无法找到新工作的童工则沦落到100年前那些贫穷的少年儿童的状况,从事临时性的、更为繁重的农业劳动,或者更糟糕——用米赛斯的话说——“成为了这个国家中到处滋生的流氓、乞丐、流浪汉、强盗和妓女。”

禁止童工的立法根基于高尚的道德情操。用一种价值观驳斥令一种价值观并不见得明智。我们仅以经济学的常识阐述一下禁止童工的立法会产生什么影响。此类立法是典型的政府干预。所谓政府干预是指政府超出维护市场规则的范畴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这些干预通常都影响到经济核算、利润、利息、投资预期等。

禁止童工的立法损害了边际生产者。私人企业家、私人生产商不可能长期承受亏损。长此下去,从该地区退出的投资者和企业家越来越多。这同时也说明,贫困地区缺少资本投入。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的父母贫困至此?我们不妨倒过来看看现实。

童工并不是被工厂立法消灭的;当父母的收入足以养活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在经济上不再需要靠孩子的工资也能养活家人,这时候,童工就自行消失了。如何提高工资水平,不是由雇主说了算,也不是由政府说了算。而是由挣工资的人决定的。因为消费最终商品的人也是工人自己。雇主与工人在经济学上可以区分,但在现实中则无区分。社会中有无数生产过程,某一工厂生产的商品也许是另一家工厂所需的资本品。如此循环而复杂的体系,使得我们明白,只有更深层的迂回生产和扩大生产的规模,才能提高产量和供应,从而促使商品趋于更低的价格。这是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所决定的,如果你愿意想一想手机行业便知。

可见,更高的生活水平依赖于资本的供应。如何提高贫穷父母的收入而不至于让儿童去打工补贴家用,答案已经十分明显。那些反对童工的人也许未必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但或多或少一定缺失经济学常识。对于这些人,米塞斯绝妙地回答道:“你知道世界上的人口比前资本主义时代多十倍;你知道今天所有人比资本主义之前的祖先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要是没有资本主义,现在的十个人里只能有一个活下来。你活着这个事实就是资本主义成功的证明,不论你是否看重你的生命。”

因此,我们反倒是应该把童工现象当作正面的事情来看待。此次事件中的一位彝族孩子曾对记者说:“不想回家,回家每天就只能吃玉米和土豆,在深圳天天都可以吃到米饭和肉,不像在家只有过年时才会杀一头猪,吃到肉。”可见凉山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有多差。凉山彝族自治州自然条件恶劣,交通条件尤其恶劣。而当地居民大多从事农业,而且文化教育水平相当低下。当地居民难以积累起资本兴业投资,无法提供充分的非农就业机会,更缺少在劳动市场上谋得高薪工作的竞争力。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凉山彝族自治州当地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才5538元,而该州所在省的省会成都市当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则为11501元。深圳当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达到了40741.88元!正是这些条件使当地居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大大低于困守在家,也就是说,只要跳出“农门”就有机会改善生活。

凡是到过当地的观察者都会发现,长期的贫困和缺乏就业机会,已经使当地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地方基层文化——读书无用论。当地以彝族为主的居民普遍文化水平低下,且缺乏宗教信仰,从而对文化缺乏必要的尊重。在他们看来,读书学习与提高收入、改善生活之间不存在积极的关联。这也是对当地经济社会状况的一种自然反应。但是这种观念也使得当地居民更倾向于通过出卖劳动力来改善处境。当地的主食是土豆。想想看,每天呆在农村吃当地的主粮土豆度日,比起每个月挣2000元,哪一个更能提高生活?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童工的出现恰恰意味着当地有了进步。因为在一个与外界广阔市场没有广泛关联的地区,人们根本不可能发现出卖劳动力挣钱的机会。也就是说,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贫困人群甚至处在市场的边际之外。

童工现象却正好意味着贫困地区日益卷入全国性的市场体系,他们成为了边际生产者和劳动力市场上的边际竞争者,开始参与市场。正是那些劳工掮客联系起了缺乏劳动力的深圳与偏远的大凉山地区。他们传递的市场用工信息改善了当地闭塞的状况。与此同时,市场化进程也开启了一个急速货币化的进程。人们越来越需要通过金钱来购买生活消费品,因而深感需要金钱,想发财,想致富。正是因此,当地居民才第一次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开始改变长久不变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向现代文明靠拢。概言之,正是市场化提供了贫困地区居民改善生活处境的动机、激励和渠道。对此,我们有什么理由愤愤不平呢?

今日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状态不恰恰在重复三百年前英国发生过的事吗?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渴望完美世界就扼杀了改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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