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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梁启超哲言:变法、变革

(2013-07-07 18: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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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哲言:变法、变革

——节选自顾则徐著《梁启超哲言录》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镕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兽脊兽,彼此生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籍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公理也。”——《变法通议·自序》

 

注释:

法: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

变:即变化、变革。

岁:年。

肇起:刚发生时候。

流质炎炎,热镕冰迁:指的是地质学现象。流动的物质燃烧着,火山喷发,冰期变迁。

飞鱼飞鼍,袋兽脊兽:鼍,tuó,一种背部、尾部均有麟甲的大型爬行动物,即扬子鳄,此处泛指古生物学中的大型爬行动物。袋兽,生物学中的科属,梁启超在此处泛指有袋类大型脊椎动物,曾在地球上非常繁盛,所以与通常所理解的脊兽并称。脊兽,即脊椎类动物。

更代:指地质年代的更替。地质年代由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综合划分,大的方面分太古、元古、古生、中生、新生五代。

呼炭吸养:人的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入氧气。炭,指二氧化碳。养,指氧气。

生人:活着的人。

籍:通“借”,如籍口与借口,都是假托的意思。此处意思相当于假如、假设等。

 

解说:

梁启超认为国家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能一成不变,其变化、变革是必然的,因为“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世界就是不断变化着的,国家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自然不能例外。白天、黑夜的交替变化而有了每一日,寒冬、酷暑的交替变化而有了每一年。当大地刚出现时候,流动的物质都是燃烧着,经过火山喷发和一次次冰期的变迁,才变成了今天的地球。在生物学上的演化也一样,是经过长期变化的,很早世代地球上占统治的物种是海草螺蛤类水生植物和贝类物种,树木都非常高大,鸟也是庞然大物,到处是会飞的鱼类和鼍类爬行动物,占统治的袋类动物后来才被今天所常见的脊椎动物取代。我们人的生命依靠的是血液不断在身体里流动,呼出二氧化碳,吸入氧气,一刻也不能停顿。假如世界只有一天不发生变化,天地人类也就一下子死亡、消失了。所以,变化、变革是自古以来的公理。梁启超通过地质学和生物学等科学理论,证明“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把变上升到哲学高度,从而证明国家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也必须要变,不然就违背“古今公理”,结果只会是“并时而息”。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

 

注释:

大地既通:指地理大发现后全世界交通体系的建立和贯通。

蒸蒸:即蒸蒸日上,象蒸气一样升腾。

阏制:即遏止。阏,è,意为壅塞

驰骤:即驱使。

 

解说:

梁启超认为国家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是私有物,而是“天下之公器”,即属于全国人民,发生变化和进行变革是符合“天下之公理”的。就中国而言,当地理大发现以后,全世界都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和沟通,世界所有的国家——万国——都蒸蒸日上,不断进步,在这样一种世界大趋势下,没有人可以遏止中国的变法。梁启超指出,中国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这是绝对的趋势。如果认识到变这个公理而主动进行变法,国家就可以掌握变革的主动权,可以保住国家不亡,可以保住民族的独立性,可以保住中国固有的信仰和文化;如果自己不变法,最终只会由外来力量迫使中国进行变革,那么,进行变法的主动权将掌握在别人手里,中国将被别人束缚起来,人民将被外来侵略者任意驱使。梁启超说,失去主动权的变,对于中国将会导致怎样的命运,“非吾之所敢言矣”,其糟糕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变亦变,不变亦变”,这是梁启超根据世界“大势”,呐喊出的时代强音,也是历史性的真理。当然,还身处于世界殖民主义时代的梁启超,并不能够想象到外来力量所迫使的变革也可能是良性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占领者麦克阿瑟所驱使变革的日本便是典型。在这一点上,梁启超比之同时代的谭嗣同要肤浅。谭嗣同对于外来的先进国家的侵略,则看到了推动中国进步的一面,他认为“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谭嗣同:《仁学》),也即西方和日本的侵略存在着迫使中国进行变革、进步的“仁爱”一面,只不过这种“仁爱”是通过不仁爱的方式实行,是仁爱的“曲用”而已。但是,谭嗣同的这一极其深刻的思想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恐怕也难以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作为促动中国变革的行动理论并不可行,甚至会成为导致改革者失去人心的把柄。梁启超与谭嗣同都注意到了自己主动变革和外力强迫变革两个方面,都是“变亦变,不变亦变”,梁启超的变革思想作为行动理论则无懈可击,没有把柄可抓,谭嗣同的变革思想则更为深刻。

 

 

“政无所谓中西也。列国并立,不能无约束,于是乎有公法。土地人民需人而治,于是乎有官治。民无恒产则国不可理,于是乎有农政、矿政、工商政。逸居无教,近于禽兽,于是乎有学校。官民相处,秀莠匪一,于是乎有律例。各相猜忌,各相保护,于是乎有兵政。此古今中外之所同,有国者之通义也。”——《西政丛书叙》

 

注释:

政:指政治体制和制度。

公法:指国际公法,也即国际法。

逸居:散逸的居住。

秀莠匪一:即良莠不齐,好人、坏人杂在一起。莠,yǒu莠草,俗称狗尾巴草。秀莠,即良莠,喻好的人和不好的人。匪,即非。

 

解说:

梁启超认为,基本的政治体制和制度不存在中、西之分。无论中、西,国家之间需要有公法,国土、人民需要有官僚制度进行管理,国民经济需要建立相应的政府管理制度,人民散居需要由政府建立学校教育制度,社会需要有法律制度,国家需要建立军事制度,这些都没有中、西区别,是“古今中外之所同,有国者之通义”。“政无所谓中西”这样一句话,所包涵的智慧是极其丰富的,在中国,从明朝末接触西学之后到梁启超得出这个结论,中国人花了三百年左右的时间。梁启超17岁作为举人而拜落第的康有为为师,从康有为那里接触到大同思想,经过自己的研究和思考,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发挥。梁启超认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社会发展三阶段规则,不仅属于中国,更是属于人类的,既然如此,人类社会就有着共同的精神和规则,中国并不能例外。虽然中、西历史各有特点,但是,在根本上都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没有中、西区别。西方已经走在中国前面,处于从升平世向太平世进化的阶段,这代表着人类的普遍方向,中国要不亡国,就必须跟上历史进程。如果考虑到中国内地存在着仍然否定普世价值和以所谓“中国特色”否定人类历史潮流的蒙昧思潮,梁启超“政无所谓中西”的论断,实在是非常伟大的智慧。

 

 

“不能创法,非圣人也。不能随时,非圣人也。”——《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

 

注释:

创法:创造新的法则。

圣人:有大智大德之人。

随时:随时势而应变。

 

解说:

拒绝变法的人士自然也有很多理由,无论怎么的理由,都不会缺一条,即声言目前的体制和制度是由前人中的“圣人”所制定,后人不是圣人,当然就不能给予改变。针对这一理由,梁启超对圣人这一概念给予了重新界定。他从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变迁中证明,所谓圣人既是能够创造新法的人,也是能够适应时势的人,因此,圣人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后来的圣人不断对以前的圣人所创立的制度进行着改变,也即圣人正是根据新的时势创立了新法,不然,就不是圣人。既然如此,那么,能够随时创法的人,就是圣人,不能够随时创法的人就不是圣人。圣人在根据历史的进程而改变,他们所创的法也可以随之改变,死守前人的教条,恰恰是违背了圣人的性质。从驳论的角度,作为中国最早注意和研究论理学的梁启超,这一论断具有着强大的雄辩力,其中内涵着两层逻辑意思:不能随时创法就不是圣人,保守人士不能随时创法,因此,保守人士不是圣人,没有资格对随时创法进行非议;圣人是随时创法的,保守人士不主张随时创法,因此,保守人士就否定了他们所忠信的圣人,没有资格用圣人的名义非议随时创法。

 

 

“事事皆有相应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出于同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焚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注释:

相应:应,接应,对待。相应,即相互对应,相互联系。

至之端:端,顶端,引申为根由、原因。至之端,即达到和导致的根由。

挈其领:即提纲挈领。

枢:枢纽,中枢。

治丝而焚之:整理乱丝而使用焚烧的办法,意指采取错误的方法。

 

解说:

梁启超认为,所有的事情互相都有一定的对应、联系,都有其导致的原因,但是,他们并不是杂乱无章的,都会有一个同一的总原因,也即“本原之地”。处理事情,一定要提纲挈领,掌握其中枢关键,不这样的话,就好象用火烧的办法去整理乱丝,哪怕采取了很多措施、办法,也不会有一点效果。梁启超这是就进行变法而言的,但这也是处理事务应该懂得的基本道理。仅就变法来说,梁启超无论在戊戌变法之前,还是之后,都强调必须抓住“本原”着手。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他的《戊戌政变记》中总结说:“国家之所赖以成立者,其质甚繁,故政治之体段亦甚复杂,枝节之中有根干焉,根干之中又有总根干焉,互为原因,互为结果。故言变法者将欲变甲,必先变乙,及其变乙,又当先变丙,如是相引,以致无穷。而要之非全体并举,合力齐作,则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要全体并举,合力齐作,就必须从根干之中找出总根干,也即找出本原,从本原着手。实际上,在鸦片战争被侵略后,中国并非不愿意变革,洋务运动(自强运动)正是一种变革,但这种变革仅仅愿意变革某个方面,而不愿意变革国家、社会的根本,从而,即使暂时能够获得一点成就,甚至是为世界所惊叹的成就,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归于失败。从洋务运动至今,中国人的变革声音不可谓不喧闹,改了将近一个半世纪,除了在今天的台湾获得了基本成功外,可说是失败了再改,改了再失败。究其原因,乃是两点:一是如孙中山那样总是想要中国独辟蹊径,放着先进国家已经开辟的康庄大道不走,结果不是绕大弯就是走进死胡同;二是如洋务运动乃至今天中国内地那样不愿意触及根本,结果越改越接近崩溃、动乱边缘。要而言之,两点都是一个本原问题,独辟蹊径的目标诚然符合变革本原要求,但实际还是不愿意现实地直指本原,或者是过于现实、陷入现实泥潭而忘却本原变革。台湾之成功,乃是终于清醒过来,放弃了军政、训政的奇思异想,直指本原,诚然在雨中淋漓,却是清晨之雨,却是朝阳磅礴而出。

 

 

“腐败之社会,决不能有健全之政府;健全之社会,亦决不容有腐败之政府。”——《国家运命论》

 

注释:略。

 

解说:

梁启超认为政府中的官员实际也是社会中的一分子,“政府之为物,则社会之所产出者也”(《国家运命论》)。既然有这样一个前提,社会就构成为了政府的基础。因此,社会腐败,政府自然就不会健全;社会健全,就不会容忍腐败政府存在。所以,梁启超认为,改造政府也应该改造社会,而改造社会则应该从我们每一个人自身做起,因为社会正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他认为从个人而言,力量很小,“今欲责政府以健全,吾诚无术矣。社会欲自求健全,则其权岂不在社会耶?欲使全社会遽进于健全,则吾诚无术矣。欲使吾自己为社会中一健全分子,则其权岂不在我耶?”(《国家运命论》)个人诚然没有力量使政府健全,没有力量使社会健全,但使自己成为社会中一名健全分子,则可以取决于自己。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使自己成为健全分子,那么,社会自然也就健全了起来;社会健全了,就不会容纳腐败的政府,政府最终也就健全了起来。

 

 

“改革者以实不以文,以全不以偏,以决断不以优柔。苟文而不实,偏而不全,优柔焉而不断,则未有不为大乱之阶者也。”——《敬告当道者》

 

注释:

实:实际,实在。

文:文饰,表面的形式。

偏:偏颇,局部。

优柔:犹豫不决。

阶:阶梯,台阶。

 

解说:

进行改革的人要讲究实际,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不能追求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要改就一定要全面改,忌讳偏颇,只改革局部;一定要有决断,不能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不然,所谓的改革,反而会成为导致大混乱的阶梯。这是亲身经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梁启超的经验之谈,包涵着深刻的教训和体会。义和拳运动后,慈禧太后转向了进行改革,在海外的梁启超将自己这一经验告诉清朝当局,希望他们能够吸取以往的教训。以实不以文,以全不以偏,以决断不以优柔,可视之为梁启超给改革者总结出的三点策略原则。失败的改革,必然是文而不实,偏而不全,优柔而不断,最终的结果则是导致大乱。文而不实,一是说改革不切实际,二是说只制定政策而不落实,把功夫花在漂亮的字面上。偏而不全,是说改革者不知道“事事皆有相应而至之端”( 《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割裂事物之间必然的联系,只改局部,忘记整体的改革。优柔而不断,是说改革有一定的机遇,在机遇中不决断,过了机遇再改不仅更困难,而且会失去作用。作为戊戌变法的主要领袖之一,当清朝末满清政府进行改革后,梁启超理应高兴,但他在关注具体的改革进程和措施后,十分沉痛,越来越失望,称之为“伪立宪”等,并判断满清将维持不了几年,梁启超重要的依据就是从“文而不实,偏而不全,优柔焉而不断”下的定论。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中国历史上之革命研究》

 

注释:略

 

解说:

关于革命,梁启超有专门的《释“革”》一文,《中国历史上之革命研究》是又一篇专门的研究文章,在其它著述中也有一系列的谈论和阐述。梁启超对革命范畴的全部解释,都以《释“革”》中这段话为基础:“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适于外境者存,不适于外境者灭。一存一灭之间,学者谓之淘汰。淘汰复有两种,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天然淘汰者,以始终不适之故,为外风潮所旋击,自澌自毙而莫能救者也。人事淘汰者,深察我之有不适焉者,从而易之使底于适,而因以自存者也。人事淘汰,即革之义也。”所谓人事淘汰,也就是一个社会体系内部的人为行动,以使所在社会体系主动摆脱旧的形态,而演化为适合于外部生存环境的新的形态。梁启超认为,这就是革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把革命分为了最广义、广义和狭义三个层次。最广义的革命涉及广泛的领域,“夫淘汰也,变革也,岂惟政治上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学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等种种名词矣。若此者,岂尝与朝廷政府有毫发之关系,而皆不得不谓之革命,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中国历史上之革命研究》)广义的革命则属于政治革命,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暴力的。狭义的革命则是以获取政权为主要目标的暴力革命。关于革命的这种界定,梁启超的理论是最被后人曲解的,但至今来说是中国最为完善的革命观。正是从这一界定出发,梁启超最为注重的是最广义层次的革命,政治领域则主张对满清实行和平的政治革命,但不排斥暴力——铁血,甚至也不绝对排斥仅仅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狭义的革命。他认为和平的革命——立宪改良,与暴力革命是互相倚重的关系,辛亥革命是立宪派和革命党两股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正是根据自己的革命理论,他在辛亥革命之后,从狭义的革命角度,把自己所代表的立宪派称为半革命派,1921年在题为《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的演说中又称:“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

 

 

“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原料之主品也。政治不从人民之所欲恶,不能为人民捍患而开利,则人民于权利上得起而革之,且于义务上不可不起而革之。”——《现政府与革命党》

 

注释:

欲恶:相当于好恶。欲,即需要,希望得到的。恶,不喜欢的,厌恶的。

捍患:抵御灾祸。捍,抵御,防卫。患,忧虑,灾祸。

开利:开拓、拓展利益。

 

解说:

梁启超认为,革命党之所以发生,并不是能够由个别革命领袖所鼓动起来的,根本的原因在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才是制造革命的原料。当政治不能顺应民心,不能为人民抵御灾祸,拓展利益,那么,人民不仅有权利起来革命,而且也有义务起来进行革命。梁启超不仅指出了革命发生的原因,而且指出了人民面对严重政治腐败时候,拥有革命的权利和义务。

 

 

“各国改革之业,其主动力者恒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之人,皆凭籍旧弊以为衣食,势使然也。下等社会之人,其学识乏,其资财乏,其阅历乏,往往轻躁以取败,一败矣即不能复振。故惟中等社会为一国进步之机键焉。”——《雅典小史》

 

注释:

旧弊:原有的弊端。

势使然也:客观情况使他们如此。势,客观的状态。

轻躁:轻率浮躁。

败:毁坏,破坏。

机键:关键。

 

解说:

中等社会,也即相当于中产阶级。当代思想界已经普遍认识到,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关键性因素。在这一点上,百年前的梁启超已经有深刻认识。他不仅认为中等社会决定了社会的稳定,更认为社会的变革形态和走向,与一个国家中等社会的发达程度有着密切关系。他认为,上等社会“皆凭籍旧弊以为衣食”,也即是旧体制、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这一客观情况使他们缺乏进行社会变革的动力。下等社会——也即底层社会——受教育程度低,见识少,没有多少私人财产,有社会变革的动力,但轻躁冒进,容易走极端,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从而使国家难以恢复元气。所以,社会变革只有依靠中等社会才既有一定动力,又能够达到良性。梁启超非常睿智的地方还在于,他根据中国的实际,将中等社会定义为有业阶层,也即有正当、稳定职业的人口,这是比之今天从西方机械引进的中产阶级理念更恰当的地方,更具有社会的包容性、拓展性和广泛性。梁启超不绝对排斥激进的暴力革命,但始终对此持有谨慎的态度,十分顾虑于这种革命不是依靠中等社会为中坚,从而导致社会严重破坏,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辛亥革命本身的过程便是梁启超这一观点的最好注脚。由于辛亥革命得到了社会地位、知识程度较高的立宪派各种方式的广泛支持和参与,所以,在进行革命的阶段本身在世界革命史上,属于暴力程度非常之低的一场伟大的革命,但进入到获取政权后的权力分配阶段,则发生了几乎无休止的暴力。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李烈钧在跟陈其美争吵责任时愤怒地说:“辛亥之后,同盟会有些老同志利欲熏心,都想做都督,一时闹出了无数的野鸡都督,趾高气扬,自由行动,不受党的约束。”(程潜:《护国之役前后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李烈钧只是看到了表象,他自己虽然是个优秀的革命者,但实际不过也是制造动乱的都督之一,这并不是“有些老同志”的问题,而根源于同盟会走会党等底层路线的革命,这种社会底层的革命诚然比较容易发动并获得成功,但也更容易失控而走向暴力的循环。在谭人凤等人引导下进入会党组织并参加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陈浴新晚年回忆湖南的革命时说:“会党进行反清排满活动,是从单纯的种族革命和狭隘的复仇情绪出发的,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完整的政治纲领(当时也没有一个坚强的、正确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他们)。他们的思想很不健康,行动相当幼稚。如萍、浏、醴地区起义时,在会党的心目中,只有一个‘烂’字,烂得越大越好;至于烂了以后怎么办,他们是没有考虑的;对于他们个人来说,烂到最后,不过杀掉脑袋,也只是碗大一个疤而已。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所以到了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他们中间就有很多的人走上了歪路,逐渐蜕化变质。在长沙起义以后的一个短时间内,进出都督府(焦达峰任内)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吃大锅饭,要求安置,都督忙于应接,几至无暇治。他们以为起义成功,就百事大吉了,根本没有想到如何巩固革命成果和进行建设的问题。衡阳以南各属会党更是风起云涌,得意洋洋,认为‘焦大哥作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门的天下了’。他们就是这样庸俗地看待革命的。因此各地的流氓、痞棍就乘机假冒会党之名,破坏社会秩序,为人诟病。”(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一个“烂”字,实在是描述底层社会革命手段、目的等整个方式的点睛之词,但作为参与者的陈浴新把根源归结为“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完整的政治纲领”、“没有一个坚强的、正确的革命政党”,不过是跟李烈钧一样只是看到表象。在晚年陈浴新眼睛中的中共革命是不存在这样缺陷的,实在是大误。实际上中共1949年获取中国大陆政权后,尽管没有军阀和土匪的混战,但既然中共走的是比同盟会、孙中山国民党更底层、更广泛的革命道路,就不可能摆脱梁启超所指出的中等社会革命与下等社会革命相区别的规则,仅仅1949年后的三十年里,中国大陆因为非战争的暴力和类暴力人祸,而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可能远远超过了1912-1948年的内战、匪乱及抗战死亡总人口数。

 

 

“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无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戊戌政变记·政变原因答客难》

 

注释:

悉:全部。

 

解说:

戊戌变法有一个重要特征,在短期内发布了大量新政措施,但由于光绪皇帝无力对付保守势力,旧的体制并没有给予更替,从而导致“双轨制”情况出现,而新政也大多只是流于形式,甚至只是一纸空文。作为主要领袖之一的梁启超进行总结,对此无疑是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的。改革之所以是改革,当然就是布新,也即制定和采取新的制度、政策,但是,如果不除旧,旧的体制和制度仍然给予保存,那么,不仅新政难以发挥出效应,而且“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旧政的弊端在新政中得以维持,在新政的名义下继续发生破坏性效应,从而导致新政受到严重损害。除旧与布新诚然具有一致性,但在实际的改革过程中,主要来说显示出的是它们的矛盾性、冲突性。布新需要除旧,但未必能够除旧,如果不能够除旧,做不到“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也即做不到除旧与布新平衡展开,新政不仅难以产生正面的效果,更会走向失败。

 

 

“中国欲振兴实业,其道何由?曰:首须确定立宪政体,举法治国之实,使国民咸安习于法律状态;次则立教育方针,养成国民公德,使责任心日以发达;次则将企业必需之机关,一一整备之无使缺;次则用种种方法,随时掖进国民企业能力。四者有一不举,而哓哓然言振兴实业,皆梦呓之言也。然养公德、整机关、奖能力之三事,皆非借善良之政治不能为功,故前一事又后三事之母也。昔有人问拿破仑以战胜之术,拿破仑答之:一则曰金,二则曰金,三则亦曰金。试有人问我以中国振兴实业之第一义从何下手,吾必答曰改良政治组织;然则第二义从何下手,吾亦答曰改良政治组织;然则第三义从何下手,吾必惟答曰改良政治组织。盖政治组织诚能改良,则一切应举者自相次毕举;政治组织不能改良,则多举一事即多丛一弊,与其举也,不如其废之也。然则所谓改良政治组织者奈何?曰:国会而已,责任内阁而已矣。”——《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

 

注释:

哓哓然:吵吵嚷嚷、唠叨的样子。哓哓,xiāo xiāo

毕:完全,全部。

丛:聚集。

 

解说: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把失败原因归结到了西方船坚炮利这一点上。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中,人们更是普遍体会到了枪炮的优势,从而,1860年代初以后,兴起了洋务运动(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的主基调是源于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虽然魏源指出“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魏源:《海国图志·魏序》),也即技毕竟不是根本,但作为后人的洋务运动领袖们主要还是围绕着制造船、炮、枪进行的。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张之洞1989年在他的《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比曾国藩、李鸿章进了一步,毕竟从“技”的层面上升到了“学”的层面,但还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强烈批判。梁启超认为学术诚然有中西源流之分,但其思想内核、科学并无中西之分。这一批判意味着维新派已经全面超越洋务派,相应的是洋务派的兵工业主张转化为了维新派的实业主张,也即工商业不再局限于兵工业,而是向各个领域发展。在实业兴起的过程中,实业家们普遍采用了先进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对此,已经充分注意到美国托拉斯垄断制度前景的梁启超从原则支持中国实业发展,但暂时并不看好其发展前途,以为在不解决政治、社会、经济改革的背景下,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很难发展起来。他认为以股份有限公司为形式的现代实业发展,必须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国家实现宪政和法治,这样,企业可以获得真正的独立地位和法律保护;二,国家教育的进步,不仅是一个知识、技能提高的问题,更主要是社会公德的进步,因为股份有限公司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的良好合作基础上,没有公德的人难以进行这样的合作;三,要有相应的社会经济组织和制度配套,比如现代意义的银行、股票制度等;四,其它一些必要的可以应变国际竞争的条件,比如人才。四个条件都是最基本的,缺一不可,其中又以宪政和法治为最核心。梁启超说:“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他认为这是决定性的,因此,“试有人问我以中国振兴实业之第一义从何下手,吾必答曰改良政治组织;然则第二义从何下手,吾亦答曰改良政治组织;然则第三义从何下手,吾必惟答曰改良政治组织”(《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百余年来中国的企业发展史印证了梁启超的判断,由于没有宪政和法治,在中国能够得到生存、发展的企业不是国家资本、官营企业,就是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暧昧关系的妾妇式、情妇式乃至娼妓式的企业;外国资本则决定于其母国外交地位的形势,本质上还是属于一种特别的权力。因此,民营企业在中国不得不继承数千年家族制度的传统,以努力强化自身内在的凝聚力,对外则与其说是依赖于法律,不如说是依赖于人情、义气。当代中国内地民营企业似乎有了大的发展,实际上由于伦理的败落,本质属性上较之1949年前的企业形态远为退化,甚至连家族企业制度也难以维持。当代台、港、澳地区则幸运地多,但在总体上也还只是处在由家族本位向企业本位进行过渡的阶段。

 

 

“制度之取舍,必以学理为衡。苟于学理见之未莹,则无以定某种制度之当采不当采。”——《币制条议》

 

注释:

衡:衡量。

见之未莹:经过理解而没有明白、明确。见,理解。莹,光洁,透明。

采:采用。

 

解说:

梁启超认为,政府制定、采用什么制度,必须要符合学理。所谓学理,当然不是教条,但它是科学的原理、法则,是人类以往经验和理性的研究结果,是人类智慧的成就。具体的学术结论未必需要遵守,但政策必须符合基本的学理。学理当然也是在进步的,但这种进步是以以往的学理为基础的,是也符合于以往学理的。只依靠经验的决策如果违背学理,必然是凌乱的。自以为不需要接受人类以往的思想成果,仅仅只凭眼前的功利主义制定和采用制度、政策,必然是非科学的。梁启超对清末混乱的币制进行研究后,认为满清币制完全违背了相关的学理,导致国家经济混乱、衰败,虽然流亡的他在海外提出了一系列币制改革建议,但他很清楚那些当政者只会顾及眼前利益,不会接受符合学理的做法,由此他也预计了满清的寿命不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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