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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思痛录》

(2020-02-16 19:10:19)


重读《思痛录》

《思痛录》 韦君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

网购图书方便,但逛书店的习惯难改。十一长假,去书店买书,在一个寂寥的区域,一本书的书脊引起我的注意:黑底,白字——《思痛录》(增订纪念版)。哦,韦君宜的书。我抽出这本书,细细看着,深黑色的封面,一架眼镜如同一双眼睛,白色的书名……

六年前就读过《思痛录》,这是一位有着坎坷革命经历和长期文学出版生涯的出版家、作家对自我的反思,以及对过往历史的追问。从“一二·九”运动,到延安,再到反右、“文革”,直到改革开放,从一个有着美好理想的青年,到一位栉风沐雨的出版家、作家,最后到一位反思历史、反省自我的知识分子,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人生历程和精神面貌,也看到了一个人不断否定自己、修正自己,给时代留下心里话的勇敢和决心。

买下最新版本的《思痛录》,通读一遍,掩卷后想象韦君宜清癯的面容,冷峻的目光,《思痛录》中的一章一节,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

2

“历史是不能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思索本身是一步步的,写下又非一日,其中深浅自知,自亦不同。”

重读《思痛录》

韦君宜(1917-2002)

韦君宜人生经历丰富。她是湖北建始人,1917年生于北京,1934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她积极参加学生救亡运动,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延安,先后担任《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中学教师,以及报刊、电台编辑、记者等职务,并创作了若干短篇小说、散文,引起读者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韦君宜到共青团中央工作,担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所发表的论说青年思想的随笔影响广泛。此后,调任北京市委,任文委书记;不久,又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任《文艺学习》杂志主编。1958年,《文艺学习》杂志停刊,韦君宜到河北怀来县劳动锻炼,次年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1960年,调任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副社长、社长,1986年离休,2002年逝世,享年八十五岁。

——这段简短的履历,透露出韦君宜复杂的人生。的确,她经历的事情有点多,她看到的问题有点杂。激情燃烧的学生时代,自觉责任重大的革命时期,反右、“文革”,下放、干校,与亲人的离别,与领导和同事的渐行渐远,时而彷徨、时而紧张、时而痛苦的人生现实,让她思接千载,开始思考那些让她困惑的问题。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她就把自己一度困惑的问题说出来了。这是《思痛录》的写作初衷。

正如韦君宜自己所说:“我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

那么,那一件件事情究竟是什么呢?

《思痛录》中有一篇题为《解放初期有那么一点点运动》的文章,她讲述了一件往事:“三反”“五反”运动期间,身为《中国青年》杂志社总编辑的韦君宜,按要求“挖”本单位的贪污分子。杂志社只有十四五个青年人,每期稿费由共青团中央总务处造册发放,没有贪污的机会。但是,每个单位必须按比例“挖”出贪污分子,于是深“挖”。一位青年编辑,交党费时没有带钱,把别人交的五毛钱写在自己的名下,立刻成为“老虎”,被责令深挖思想动机,交代贪污罪行。这位青年编辑几日失眠,几乎崩溃。秘书长荣高棠认为此“案”不算案,这位青年编辑才躲过一劫。

“反胡风运动”时期,韦君宜在中国作家协会《文艺学习》任职。一位叫冯大海的编辑,因“佩服胡风讲的现实主义”,“所以去过胡风家两趟”,便列入胡风集团的名单。王蒙发表了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一举成名。反右期间,在共青团北京市委工作、年仅二十四岁的王蒙,也成为反右目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曾得到毛泽东的肯定,组织上不敢把这篇小说当靶子,只能另找原因。王蒙没有写过所谓的“反党文章”,也没有右倾言论,只能找他谈话,让他深挖思想。没日没夜的“谈话”,让王蒙疲惫不堪。在苦逼诱供之下,王蒙“交代”了:别人说过,自己也想过,如果有一个像英国海德公园的地方,谁有什么主张,都可以拉一个肥皂箱,站在上面发表意见。这是一个想法,王蒙找不到北京的“海德公园”,自然也没有发表过什么“想法”。但是,这番“交代”,成为他是右派的铁证。不久,王蒙被开除党籍,发往新疆改造。

这时候的韦君宜并没有什么感觉。说胡风是国民党特务,她信;说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反党,她信;说秦兆阳、徐光耀反党,她信。后来,夏衍、周扬也成了反党分子,丈夫杨述,也是延安的老干部,被打入另册,到干校劳动……这时,她迷惑了。

韦君宜侥幸没有进入右派行列,但日子也不好过。黄秋耘与韦君宜是《文艺学习》杂志社的同事,他的文章《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灵魂的悲剧》被点名批判。韦君宜要表态,撰写批判文章。她对黄秋耘比较尊重,把署名“朱慕光”的批判文章拿给黄秋耘看。黄秋耘笑一笑,说:“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向往光明,不曾看见人民疾苦啊。”

3

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韦君宜也是如履薄冰。1962年,又抓“反党小说”,她的两篇小说《访旧》《月夜清歌》成为毒草,遭到审查。《访旧》所讲的故事平实、素朴:一位农村妇女,丈夫战死,儿子平庸,她无怨无悔地在农村生活,不接受村里的救济,也谢绝老战友的帮助;她以倔强的性格,热情招待老战友,不肯去城里生活。《月夜清歌》中的农村女青年,美丽、漂亮,有着百灵鸟般的歌喉;她喜欢家乡,热爱亲人,谢绝剧团的招募,一心一意在农村生活,愉快、开心。

《访旧》《月夜清歌》的问题是,攻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毒素。为此,文化部副部长李琦找她谈话,指出小说的问题。韦君宜找邵荃麟汇报思想,邵荃麟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很快,组织把她下放到农村搞“四清”。

茅盾对《月夜清歌》给予较高的评价,他认为,这篇小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耐人寻味。茅盾的态度也保护不了韦君宜。多年以后,韦君宜想到自己的两篇小说,感慨地说:“为什么就连写这一点人的性格的自由都没有,只允许我们歌颂单线条的英雄呢?”

1973年春,韦君宜从干校回到北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并进入领导班子。彼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由军代表负责。韦君宜参加了一次党委会,“抬眼一看,只有文井、李季和我算是原文艺界的,有一个水暖工和一个大学新出来的工农兵学员,算是群众代表,此外满堂都是身穿军服的军代表”。显然,以往熟悉的出版工作变了味道。这时,“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提出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紧跟形势,为此,韦君宜与编辑们屡次前往大寨参观、采风、取经、组稿。昔阳县县委要求出版一套大寨丛书,有大寨史、大寨英雄列传、昔阳学大寨典型录等。韦君宜觉得为难,昔阳县领导说:“你们可以各处采访,我们的作者也要出去跑。”此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调来的“青年作者”已经“严阵以待”了。

不久,“青年作者”的稿件交到编辑手上。编辑看后,觉得达不到出版的要求。昔阳方面提出异议,韦君宜只好带上青年编辑杨匡满再一次去大寨采风,任务是,按照那些年轻“作者”的作品所列,挨村拜访进入“作者”笔端的模范村。后来,韦君宜回忆:“我和编辑杨匡满两人坐个小吉普车,到每村之后,都是跋山涉水,尽力实地参观。但是可惜现在叫我怎么想那些村的特点,除了拼死挖土这一条之外,再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挖掉了一个土岗,挖通了一条渠……都差不多。”在村里采风过程中,一位村支部书记悄悄对韦君宜讲:“别的没有什么,就是这两年干部的牺牲,提起了有点瘆人。不管发大水、出沼气,不管什么要人命的事,支部书记都得把心一横,头一个跳进去。死的人真不少。”

采风结束,回到北京,努力想完成关于大寨的出版任务。杨匡满把书稿放到韦君宜的面前,说:“这怎么能出啊?是中学生的不高明的作文嘛!”韦君宜苦笑,说:“你去瞧着办,凑合事吧。”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稿笺需要责任编辑签署意见,比如“优秀”、“中常”什么的,杨匡满如实写了“很差”。韦君宜也没什么可说,“我只能把心一横,只当没看见,签上字发了出去”。

据此,我采访了杨匡满。提起当年的往事,他笑着说,是荒唐,真荒唐。采访闲暇,他与其他新闻媒体的记者打了几局乒乓球,就被无端举报,认为从北京来的这些人不是来学大寨的。

那个年代荒唐的事,韦君宜经历了不少。1976年春,已经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重要领导的韦君宜,对荒诞派文学还很陌生,但,她看到和经历的事,真的很荒诞。她去东北某造船厂“学习取经”。那家企业声言造出一艘五万吨巨轮,请很多人出席下水典礼。韦君宜是其中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曾向这家企业的作者约稿,彼此熟稔,因此得到关照,韦君宜一行人得以参观即将下水的轮船。“我们几个怀着挺庄严的心情,跟着一位厂革委会领导干部,还有那位被约稿的工人作者陪同,上了船。一登上甲板,一位同行的老同志就差点绊了一跤。原来那甲板上横七竖八全是铁链、橡皮管、螺母、焊条……简直没有容足之地。船上丁丁当当一片敲打声喧,工人正在忙着干活。怎么明天就下水,今天还这样?是扫尾活没完吗?我们自知不懂工业,也不懂管理经济,对这问题姑且闷声不响。再往里走,到了船主体部分,上面是扶手栏杆,凭栏下望,只见船肚里空空如也,像个大空海碗。我虽没有工业知识,但对于这里是应该装机器的地方,还是知道的。现在既然没东西,只能潦草一望,便随众下船。”

第二天,在“五万吨巨轮”下水典礼上,韦君宜看到这艘船下海了。她问那位工人作者:“这船能开下水吗?”工人作者说:“用千斤顶顶下水就完了。”在下水典礼上,来宾讲话,痛斥“买办洋奴思想”,然后是剪裁、礼炮轰鸣,群众欢呼。韦君宜看着眼前的一切,心情沉重。

4

《思痛录》是韦君宜的人生写照。她反思历史,剖析自我,是中国知识分子痛定思痛的陈述,毅然决然的告白。她认真、冷静、客观地审视历史,对自我也不留情面,字里行间,是对自己的检讨,对自己错误行为的深刻忏悔。

《思痛录》收录了二十余篇怀人之作。《记周扬》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周扬,从文艺界领导,到“文革”入狱,从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到思想解放,精神觉醒,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他重新和大家接触之后,我又一次听到他的报告。会场上人不算太多,他坐在没有台子的主席台横位上,我坐在直位上,离主席位不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讲话流泪,虽然他没有当众一一批判过去的事,但是明确地说了:‘很多好同志受了苦,我对不起大家……’”周扬所言,韦君宜十分清楚。

1983年3月7日,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所做的主旨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引发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以及二十八天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周扬为此做了检讨,心情抑郁。韦君宜去周扬家拜年,谈话中提及此事。周扬问韦君宜怎么看这篇文章,韦君宜以“不懂哲学”搪塞过去。后来周扬对黄秋耘说:“韦君宜这个人嘛,对是非分不大清。”韦君宜听到这句话,心里难过。周扬辞世后,韦君宜深情地写道:“想起那句‘不懂哲学’,不禁越想越愧汗难禁。我知道错了。我以为自己已经改正了过去多年没有思想,跟着周扬闭着眼睛跑的毛病,其实没有。我还是那个不分是非,不敢在是非面前挺身而出的旧我。我分不清是非吗?头脑里没有是非吗?应该是有的,可是我为什么不敢在周扬面前和别的客人面前响亮地回答;‘我不同意那个批判,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改革开放,韦君宜的视野开阔了,思想转变。她缅怀胡耀邦、钱伟长、冯雪峰、邵荃麟、蒋南翔、于光远等人的文章,感受独特,认知深邃。同时,她也写到亲人、朋友、同事,在他们悲苦的命运轨迹里,聚焦历史悲剧,破解社会难题,促进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振兴。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她以实际行动,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高扬人道主义大旗,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努力打造宽松的创作环境,促使一大批有价值、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学作品问世。这一点,文学史是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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