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景德镇建镇与贡瓷的关系

肖发标

刊《中国当代文博论著精编》文物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

    自清代以降，关于景德镇建镇与得名一直有宋真宗“命进御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其器尤光致茂美，当时则效著行海内。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昌南之名遂微”[①]的说法，当代不少当地学者又将《景德镇陶录》“至宋景德年始置镇，奉御董造，因改名景德镇”[②]的说法演绎为“到了北宋景德年间，由于昌南镇盛产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字样，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当时的帝王赵恒则诏谕，将‘昌南镇’易名为‘景德镇’”[③]。似乎景德镇在宋代建镇与得名与宋真宗命令这里烧造“景德年制”款的贡瓷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景德镇之所以能用皇帝年号“景德”命名，是因为宋真宗赏识这里烧造的瓷器，欣然将这里命名为景德镇。这种说法是历史的真实反映，还是后人的附会之说呢？

1990年代，景德镇的陶瓷考古工作者江建新同志开始对这种记载提出质疑。他认为瓷器在器底书皇帝年号制款始于明代永乐朝，况且“景德镇北宋时期各窑均采用单件仰烧法，其碗、盘等器底均采用高于圈足的垫饼支烧，器底留有一黑褐色垫饼痕，不适宜书刻铭文”，“而检该类记载不见诸清乾隆四十八年以前的文献，因此笔者以为所谓宋真宗时书‘景德年制’于器底事，不是史实”[④]。

    笔者认为，要纠正前人已成定论的观点，决非那么容易。首先，景德镇北宋时期的装烧方法并不全是“采用高于圈足的垫饼支烧”一种装烧方法。根据笔者在湖田窑多年考古发掘所掌握的资料，北宋时期青白瓷碗、盘类的装烧方法，除垫饼支烧外，还有垫圈支烧、泥团支钉（4——5个）支烧等，而壶、罐一类琢器的装烧方法大多采用泥团支钉支烧，少数用垫圈支烧，很少有用垫饼支烧的。若是用垫圈或泥团支钉支烧，对器底中央书刻铭文就没有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后面就将介绍一件器底书刻铭文的宋代贡瓷。所以在烧造工艺方面，并不存在出现器底书“景德年制”款瓷器的障碍。其次，最早提出宋真宗命进御“景德年制”款瓷器说法的清康、雍年间吴极所撰《昌南历记》一书，“虽考据不必尽核，时于正史牴牾，然广搜远览，力亦勤矣，且叙事详，修辞洁，颇合载记之体，新志间有采摘，亦文献之一助也”[⑤]，就是说《昌南历记》一书所载也不是一无是处，并非全是吴极杜撰。所以，要判断宋真宗“景德年制”款贡瓷是否存在，建镇与贡瓷的关系等问题，我们必须多方面考察，方能去伪存真，还历史本来面目。

一、关于景德镇建镇之年

     关于景德镇建镇，今人一般相信《宋会要辑稿•方域十二》所载：“江东东路饶州浮梁县景德镇，景德元年置”[⑥]，认为景德镇是在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开始建镇。

但在明清的许多文献中，一般都记载为“宋景德中始置镇”，没有明确是景德元年建镇。如明代嘉靖年王宗沐所著《江西大志》卷七《陶书》即记载：“陶厂景德镇在今浮梁县西兴乡，水土宜陶，宋景德中始置镇，因名。”万历《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陆氏续补》也援引“宋景德中始置镇”之说，清代顺治十六年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亦云：“县西南三十里，水土宜陶，宋景德中置镇于此，因以景德为名”。十年版的《浮梁县志》复述：“宋景德中置镇”。就连著名学者朱琰在《陶说》中也说：“镇设自宋景德中，因名。”嘉庆二十一年本邑人蓝浦所著的《景德镇陶录》卷一《图说》也不过说：“至宋景德年始置镇，奉御董造，因改名景德镇”[⑦]。

    如此一来，《宋会要辑稿》的“景德元年置”一说，多少有一点令人生疑。《宋会要辑稿》一书是由清嘉庆年间进士徐松根据宋“会要所”保存下来的二千二百多卷会要辑录而成，分十七类，以礼、职官、食货、郡治等类篇幅最为浩繁，此书原稿到民国二十五年即公元一九三六年才影印出版，定名为《宋会要辑稿》，共三百六十卷。由于史料浩繁，整理时难免出错。

    如关于景德镇建镇的关键史料“江东东路饶州浮梁县景德镇，景德元年置”一条，《宋会要辑稿》就将“江南东路”误写成“江东东路”。宋史并不存在“江东东路”，只有“江南东路”，虽“江南东路”有时又会被简称为“江东路”或“江东”，但决没有“江东东路”之名。关于江南东路的设置，《元丰九域志》卷六记为“江南路，太平兴国元年分东、西路，后并一路。天禧二年，复分二路”。《宋史•真宗纪三》：“（天禧四年四月）庚寅，分江南转运使为东、西路。”所以，《元丰九域志》记载的“天禧二年”有误，应为天禧四年。《宋史•地理四》：“江南东、西路：建炎元年以江宁府、洪州升帅府，四年合江东、西为江南路，以颚岳来属，又置三帅。------绍兴初，复分东、西，以建康府、池饶徽宣抚信太平州、广德建昌军为江南东路，以江洪筠袁虔吉州、兴国南康临江南安军为江南西路。寻以抚州建昌军还隶西路，南康军还隶东路，置帅于池江二州，未几以二州地僻隘，复还建康府洪州。”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江南东路并不是一直都存在，经常与江南西路时分时合。天禧也是宋真宗的年号，天禧四年即公元1020年，距景德元年（1004年）不过十几年时间，既然在天禧四年才复分东、西路，则在景德元年很可能东、西路是合并的，为江南路。因此，即使《宋会要辑稿•方域十二》所载：“江东东路饶州浮梁县景德镇，景德元年置”中的“江东东路”仅为笔误，由此也可以推测这条史料并不是当朝人记当朝事，至少是天禧四年之后的人补记的。

    怀疑归怀疑，按照“史引原藉而核真，名溯旧迹而甄实”的考证原则，比较明、清文献而言，今天我们仍然只能相信《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毕竟其资料来源于宋时“会要所”档案，所辑史实为原件，具有不可低估的纪实性。

二、关于用皇帝年号命名地名

    虽然记载景德镇建镇的权威史料《宋会要辑稿》并没有记载景德镇为何用当朝皇帝年号命名，宋代史料中也查找不到宋真宗赏识景德镇瓷器、命书“景德年制”款于器底、遂将昌南镇改名为景德镇的任何记载，后人却仍然乐此不疲地将景德镇建镇、得名与宋真宗挂钩，好象这里既然敢用皇帝宋真宗的年号做地名，肯定取得了宋真宗的首肯，与宋真宗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其实，这是对用皇帝年号命名地名的历史不甚了解所导致的穿凿附会之说。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以年号为地名的实例是东汉建安八年（197年）所置的建安县（治所在今福建建瓯县松溪南岸）。首先提出地名以年号命名问题的则是北魏杨衒之，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卷二“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为名。”卷三“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为名。”[⑧]正始、景明均为北魏宣武帝元恪的年号。从这里可以看出，用年号命名地名的原则只不过是因为某地在某个年号时期得名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此后，“年号地名的实例，唐代有14例，宋代有17例，元代连一例也没有，明清时期反而要避年号的讳了。”[⑨]从用年号命名地名的发展历史，可知在宋代是一个高峰期，数量最多。

    检索宋代用年号命名地名的一些文献，可以发现有两个特征比较明显，一是用年号命名某地地名，大多没有特殊意义，仅是因为在这个年号期间取名或改名而已，仅有少数府、县是因为某种政治或宗教原因而改用年号名；二是多数年号地名的设立不在该年号的起始之年（即元年）。如太平州、兴国军、兴国县的得名，就仅仅因为这些州、军、县是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设立而已。《方舆胜览》卷一五《太平州》：“太平兴国二年，与兴国军并建，分纪年以名之”[⑩]。《太平寰宇记》卷一0八《兴国县》：“太平兴国年中，析赣县七乡于险江镇置兴国县，以年号为名”[11]。这三个地名都不是在太平兴国元年设立。类似的还有政和县，《宋史•地理五》：“咸平三年升关隶镇为县，政和五年改关隶为政和，县有天受银场。”绍兴府、庆元府、隆兴府的改名，则与皇帝曾在此地活动有关。《宋史•高宗本纪三》：“绍兴元年春正月已亥朔，帝在越州，帅百官遥拜二帝，不受朝贺，下诏改元。------已丑（十月），升越州为绍兴府”。隆兴府（南昌）在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设立，《舆地纪胜》卷二六“隆兴府”：“隆兴二年，守臣郭祚以孝宗潜藩申请，下三省议，特用纪元之号赐府额曰隆兴府”[12]。庆元府（宁波）是在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设立，第二年（1195年）才改元庆元，《宋史•宁宗纪一》：“（绍熙五年十一月辛亥）升明州为庆元府”。《宋史•地理志四》：“庆元府，本明州、奉化郡，建隆元年升奉国军节度，本上州，大观六年，升为望。------绍熙五年，以宁宗潜邸，升为府”。祥符县的得名则与宋真宗崇信道教有关，《宋大诏令集》（大中祥符二年正月甲子）改祥符县诏：“上帝眷怀，元符锡命，以首春之旭旦，降东掖之禁门，载稽与地之图，实在浚都之壤，式昭天瑞，俾著邑名。浚仪县宜改为祥符县”[13]。

    宋代用年号命名地名的两个特征，首先说明用皇帝年号命名地名，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往往是在某个年号建易州县，就用这个年号来命名这个州县。其次，用皇帝年号命名地名，往往与政治宗教有关，与当地经济没有关系。因此下面一段关于用景德年号命名景德镇的解释是没有文献依据，属于主观臆断：“景德是北宋第三代皇帝真宗的年号，一般来说是不能随便当作地名来使用的，大概是得到了许可或者就是皇帝下赐的。宋代像这样把皇帝年号当作地名来使用的例子还有，以造酒业而闻名的绍兴也是用南宋高宗的‘绍兴’年号来命名的。现在的宁波，南宋时为重要的贸易港口，也是以当时的年号‘庆元’被命名为庆元府。以皇帝年号作为地名来使用的地方都具有很高的经济地位，这是它们的共同点。绍兴和庆元都是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府’，而景德镇只是饶州府浮梁县下属的一区区小‘镇’，以当代年号来命名一个镇，恐怕很难再找到别的例子，这也可推知当时景德镇瓷器产业的兴旺发达”[14] 。至于前面所引某学者所谓“当时的帝王赵恒则诏谕，将‘昌南镇’易名为‘景德镇’”一说，更是毫无根据的凭空猜想。景德镇之所以得名景德镇，仅仅是因为景德镇是在景德年间建镇而已。从上面所引许多年号地名并不是建置于年号的元年，又可以反证景德镇虽建镇于景德年间，也不一定在景德元年，所以明清大多文献都只记“景德中”始置镇也不是没有道理。

三、“景德”年号款贡瓷与宋真宗赐名说的由来

    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杂记•述旧》卷之十二，摘录吴极《昌南历记》谓：

    宋真宗遣官制瓷贡于京师，应宫府之需，命陶工书建年“景德”于器底，天下于是知有景德之器矣。

    诚如江建新同志所言，最早提出宋真宗命景德镇烧制“景德”年号款贡瓷一说的是清代康、雍年间吴极所撰《昌南历记》一书。清乾隆七年《浮梁县志》卷十三《艺文志》谱志类列该书，谓“《昌南历记》十六卷，国朝吴极育玉撰”。卷十六《耆旧传》又谓“吴极字育玉，宗吉孙也，邑廪生能世其家学，嗜古文博综典籍，尝著《昌南历记》”。刘新园先生考证该书“大约成书于康熙、雍正之际，虽未能刊行而亡佚，但乾隆七年志、四十八年志有所采摘，保存了不少的遗文”[15]。《昌南历记》中有关景德镇早期窑事的记载，乾隆七年的《浮梁县志》和首刊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著名陶瓷专著——朱琰的《陶说》一书，都没有采纳吴极之说，显然以为不足为据。清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虽有采摘，但不辑入《陶政》，而插入记述鬼神与轶事的“杂记”卷“述旧”篇，目的是只把它当作一种传说看待，而不是把它当作严肃可靠的史料。

    有趣的是，吴极在《昌南历记》只提到宋真宗遣官到景德镇监烧“景德”年号款的贡瓷，并没有宋真宗给景德镇“赐名”一说。但嘉庆二十年刊行的蓝浦《景德镇陶录》显然是对吴极之说添枝加叶地加以了发挥，该书卷五“历代窑考”称：

    景德窑：宋景德年间烧造。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真宗命进御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其器尤光致茂美，当时则效著行海内。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昌南之名遂微。

    该书卷一“图说”又称：“至宋景德年始置镇，奉御董造，因改名景德镇”。

    蓝浦的《景德镇陶录》首先将《昌南历记》的“书建年‘景德’于器底”改成了“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后又将“天下于是知有景德之器矣”改成“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昌南之名遂微”，并引申出宋景德年将昌南镇改名为景德镇一说。实际上，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图说”所谓“至宋景德年始置镇，奉御董造，因改名景德镇。”这句话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既然说是“至宋景德年始置镇”，又何来“因改名景德镇”？若在宋景德年前已设立昌南镇，这里就不该再用“始置镇”一词，应直接说“至宋景德年改名景德镇”才合逻辑。如此一来，景德镇建镇的历史就不止千年了，应该追溯到唐代设立昌南镇之时。当然，我们今天去苛求蓝浦《景德镇陶录》应用词准确是毫无道理，因为兰浦著述《景德镇陶录》一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替景德镇写史作志，只不过是“惜其无专书也，博考众家之说，而实验诸当时之制，辑为是录”[16]，目的是搜集有关景德镇制瓷的各种著录，编辑一本有关景德镇制瓷的百科全书。所以他可以把有关景德镇制瓷的各种历史传说照单全收，也可以加以发挥，自成其一家之言。可叹的只能是后人往往将《景德镇陶录》当作《景德镇陶瓷史》来读，不加甄别，一概采信。

    由此可见，清代以来出现的景德镇在宋代烧制“景德年制”款贡瓷和宋真宗赐名“景德镇”之说，虽发端于吴极的《昌南历记》，但却成形于蓝浦的《景德镇陶录》一书。对后世造成深远影响的也是《景德镇陶录》，而不是《昌南历记》。

四、“景德”年号款贡瓷的有无

    本来既知“景德”年号款贡瓷说出自清代吴极《昌南历记》一书，已难让人采信，然而，毕竟该书也不是一无是处，“新志间有采摘，亦文献之一助也”。所以，我们仍应认真审核。

    从烧造工艺方面考察，不存在“命陶工书建年‘景德’于器底”的障碍。因为景德镇青白瓷北宋时期的装烧方法并不全是“采用高于圈足的垫饼支烧”一种装烧方法。根据笔者在湖田窑多年考古发掘所掌握的资料，北宋时期青白瓷碗、盘类的装烧方法，除垫饼支烧外，还有垫圈支烧、泥团支钉（4——5个）支烧等，而壶、罐一类琢器的装烧方法大多采用泥团支钉支烧，少数用垫圈支烧，很少有用垫饼支烧的。若是用垫圈或泥团支钉支烧，对器底中央书刻铭文就没有什么影响。即使是采用垫饼支烧，对器底刻印款识也没有影响。众所周知的北宋青白瓷盒，其器底就模印有“段家合子记”、“吴家合子记”、“汪家记正”等十余家作坊铭[17]；1997年底，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景德镇湖田窑豪猪岭发掘时，又出土了一块壶或罐的器底，该器底分三竖行刻写：“迪功郎浮梁_┘县丞臣张昂_┘措置监造” 14个宋体字[18]（附照）；在一些注碗、小盏等器形的底足，也经常可以发现一些陶工随意刻划的文字。再说，“命陶工书建年‘景德’于器底”，也可以理解为在器物的内底心刻印年款，如此在工艺上就更不成问题了。近年，我们在景德镇湖田窑发掘时，发现那些明显具有北宋中晚期风格的青白瓷高圈足碗内，不少戮印有“詹”、“宋”、“酒”等字的徽标式的款式，非常漂亮[19]（附图）。再联系宋代不少窑口出土碗心模印“开元通宝”、“皇宋通宝”之类圆形方孔钱纹的瓷器，在宋代景德镇瓷器上出现“景德”或“景德年制”的印款或刻款，在制瓷工艺和制瓷风格上都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从文献史料中找不到有关宋真宗景德年间贡瓷的记载。首先看正史方面的记载：

1、《宋会要辑稿•方域十二》谓：

江东东路饶州浮梁县景德镇，景德元年（1004年）置。

2、《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四十二册《食货》四一之四二：

神宗熙宁元年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府土产贡物，------越州，绫一十匹，茜绯纱一十匹，秘色瓷器五十事。

3、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所载贡瓷州府有四：河南府二百事，越、耀两州各五十事，邢州一十事。

4、《宋史•地理志》记载各州府地贡时，除福建和两广路之外，均列于“崇宁户”后，贡品中有瓷器的只有河南府、信德府（本邢州）、耀州。

5、《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四十六册《食货》五二之三七：

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真宗景德四年九月诏：瓷器库除拣封桩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人估价出卖。

    第1条文献，虽记载景德镇是在北宋真宗景德元年置镇，但找不到任何景德镇建镇与烧造带“景德年制”款贡瓷相联系的史料。

    第2、3、4条文献，记载了北宋贡瓷的一些史实，明确说明贡瓷的地方有河南府、信德府（本邢州）、越州、耀州，但没有饶州。

    与景德镇有关的只有第5条史料，根据这条文献记载，北宋前期，饶州（很可能是景德镇）烧造的瓷器曾被入选皇宫“瓷器库”。这条史料曾被不少学者当作证明景德镇在北宋初年就已贡瓷京师的铁证。笔者认为，这条史料并不足以证明饶州（景德镇）在北宋初年就已生产贡瓷。因为今天大家谈论的贡瓷，是一个经常与官窑瓷相提并论的词语，指的是有些瓷窑“赐命乃贡”并常常“设官监陶”，即不是常设性官窑生产的御用瓷。其特征是受圣谕（即由上而下）生产。对于三代以来就存在的“任土贡输”形式，由于无圣谕，纯粹是地方主动向上献礼（由下而上），与今天的贡瓷概念是有差别的。所以，《宋会要辑稿》记载的这条史料，只是说明了北宋早期皇家用瓷仍沿用以前“任土贡输”的形式，包括饶州在内的产瓷区都曾向皇宫“瓷器库”供应瓷器。由于这种形式生产的贡瓷，质量得不到保证，皇宫“瓷器库”虽然接受了饶州等州烧造的瓷器，但能否被皇宫正式采用，还得看监库官是否将其挑选出来“供进”，否则就可能被“估价出卖”。因为同时供瓷的还有越州、定州等州府，相比这些州府生产的瓷器，此时景德镇的瓷器并无任何优势可言。

    第5条史料里有所谓“真宗景德四年九月诏：瓷器库除拣封桩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人估价出卖”的记载，再联系景德四年闰五月戊辰“蠲省剑陇等州土贡诏”谓：“任土贡输，虽在旧典，经塗遐邈，亦念重劳，特用推恩，俾从蠲省。三司所定剑陇等三十九州、军所贡土物，并与减放；夔贺等二十七州、军悉罢所贡。每岁正旦，具表以闻，诸州长吏，不得以土贡为名，因缘配率，务于便民，以称朕意。”[20]说明宋真宗在景德四年连下两诏，要求处理皇宫“瓷器库”多余瓷器和减免地方的土贡（包括瓷器），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难设想宋真宗会在景德元年命景德镇专门为他生产“景德”年制款的贡瓷。

    在有关宋代景德镇制瓷的野史中，同样找不到真宗命景德镇进贡“景德”年款瓷器的片言只语。如《浮梁县志》收录的两篇宋代文人笔记——汪肩吾的《昌江风土记》和蒋祁的《陶记》，又如洪迈的《容斋随笔》、《夷坚志》，周煇的《清波杂志》等书，皆无此说。

    现代考古发掘资料，同样找不到北宋前期景德镇贡瓷的影踪。

    1、宋太宗元德李后陵没有景德镇的青白瓷。元德李后为太宗妃，真宗的生母，卒于太平兴国二年，初葬普安院。真宗即位后，李后母以子贵，被追尊为皇太后，于咸平三年（1000年）附葬于太宗永熙陵西北。李后陵随葬的瓷器共有82件，除河南本地民窑生产的粗白瓷14件、黑瓷28件外，精细瓷器有越窑青瓷3件和定窑白瓷37件，不少定瓷带“官”字款。[21]贵为皇太后，当时皇帝的生母，李后陵随葬的精细瓷器当属贡瓷无疑。但这里却没有发现一件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

    2、宋真宗永定陵没有发掘，在永定陵的地上建筑永定禅院遗址，曾出土9件青白瓷。这几件青白瓷中当然也没有真宗特别喜欢的署“景德年制”款的瓷器。而且因为永定禅院遗址的时代下限为北宋晚期的政和年间，且出土的青白瓷也是北宋中晚期常见器型，只能说明北宋后期青白瓷才被皇家使用，不能作为北宋前期景德镇生产贡瓷的证据。

    3、景德镇宋代青白瓷窑址发掘资料表明，北宋前期生产的青白瓷大多为粗瓷。胎质较粗，修坯不够光滑，有起毛现象；釉色呈糙米黄色，且大多开裂片；多为素面，很少有花纹装饰；器型也不丰富，大多是碗、盘、钵、壶、罐、瓶之类日常生活用器。较之同时代的越窑、定窑名瓷，质量上略逊一筹。

终上所述，在北宋前期的宋真宗时期，景德镇不可能生产“景德”或“景德年制”款的贡瓷。

结  语

    景德镇在北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置镇，不能表明景德镇制瓷业在当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更不能证明当时即能为皇宫生产御用瓷。笔者认为，景德镇在景德年间置镇，更多地昭示了此时景德镇的居住人口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而元丰年间（1078-1085年）置务，才显示景德镇瓷业的繁荣。《宋史·食货志》（下）八“商税”条载：“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督、监押同掌。------其名物各随地宜而不一焉。”而景德镇到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方置务，南宋李焘《续资冶通鉴长编》卷三百二十九《磁器部杂录》称：“元丰五年（１０８2年）八月甲寅，饶州景德镇置瓷窑博易务，从宣义郎都提举市易司勾当公事余尧臣请也。”宋代赞颂景德镇瓷器的文人诗词或笔记小说也都是写作于元丰年前后，如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的彭汝砺《送许屯田》诗：“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因官射利疾，众喜君独否。父老争叹息，此事古未有。”宋周煇的《清波杂志》卷五：“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间（1107-1110年）有窑变色红如朱砂，比之定州红瓷器，色尤鲜明。”这一切都证明景德镇瓷业的大发展是在北宋神宗元丰年以后。目前景德镇出土的确定属于贡瓷的瓷器，是1997年湖田窑豪猪岭出土的带有“迪功郎浮梁_┘县丞臣张昂_┘措置监造”铭记的壶底，张昂在景德镇监造贡瓷的时间在“迪功郎”这个官阶名出现之年——政和六年（1116年）[22]之后，这已是北宋末期以后的事情。

    笔者认为，清代以来出现的景德镇建镇与宋真宗贡瓷相关联的故事，是明清设立御器厂以及景德镇成为天下“瓷都”之后，邑人对镇瓷的赞颂与推崇导致美化其制瓷历史的结果。明末景德镇已出现“天下瓷器，唯我独尊”的观念，如明•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中谓：“然此花白二瓷，他窑无是，遍国中以至海外彝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嘉靖《江西大志·陶书》记“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谓：“（瓷器）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这种观念难免会影响那些为家乡景德镇树碑立传的文人雅士，于是他们妙笔生花地演绎了景德镇的早期历史，将景德镇明清才有的官窑地位和高超的制瓷技艺上溯到了唐宋。就这样，吴极《昌南历记》所记景德镇唐宋贡瓷的一些传奇故事，逐渐地被后人当作了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