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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火罗人的迁徙与西方文明(1)

(2014-05-22 12: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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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火罗人

侗族

达罗毗荼人

印度文明

萨燧

 吐火罗人的迁徙与西方文明(1)

 

一、 吐火罗之迷

        吐火罗(Tochari)人是古代曾出现在西域和中亚的一个族群。“吐火罗”人最早确切出现于西方史籍是在古希腊人的著作中,其中记载:公元前140年左右,以吐火罗为首的塞(saka夏)人部落越过阿姆河进入巴克特里亚,灭掉了当地的希腊化王国。唐代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曾两次提到覩货逻(吐火罗),一为覩货逻国(即今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斯坦),另一为覩货逻故国(在今新疆南部民丰县北部,约当今天的安得尔Endere)。

        1890年英国军官鲍威尔(Bower)在库车发现古代桦树皮写本。在之后的近二十年中,大量的吐火罗文文献被西方探险队发现。最重要的发掘是由一支普鲁士探险队(1903~04,1906~07,吐鲁番盆地及周边)和一支法国探险队(1906~09,库车绿洲及周边)完成的,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发现大批健驮逻语、安息语、古波斯语、粟特语、和阗塞语古写本残卷,还发现一批用婆罗米字母书写的不为人知的语言的残卷;1907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新疆库车西北16公里处的卡伦峡谷和敦煌两地发现婆罗米木简,带回巴黎。最终使得大多数现有的吐火罗文卷本被保存在柏林和巴黎。吐火罗文是用一种发源于北印度的音节字母书写的,这种被称之为婆罗米字母(Brāhmī)的系统在当地(指公元6~8世纪的塔里木河流域)和同时代的其他地方也被用来抄写梵文的卷本。对它的语法结构以及解读上第一次重大的突破是由两位德国学者Emil Sieg及Wilham Siegling于1908年完成的,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也指出了吐火罗语似乎是以两种语言或方言的形式存在的,并开始用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吐火罗A(以下简称T.A.或-A)和吐火罗B(以下简称T.B.或-B)来区分两者。保留在德国的抄本残卷包含了两种方言,而其他地方保存的则只是由T.B.书写的。

        新疆出土吐火罗语文献表明,吐火罗人讲印欧语系的语言。尽管他们居住在印欧语系东方语支(Satem)分布区,但是吐火罗语却具有印欧语系西方语支(Centum)许多特点,与公元前1650—前1190年小亚(今安纳托里亚)赫梯人讲的印欧古语密切相关。例如:两者都用—r—作为中间语态后缀。由此认为吐火罗人有可能是最古老的印欧人部落之一,早在印欧语系东西语支分化以前,他们就从原始印欧人部落中分离出来。

        究竟吐火罗人是谁?德裔英国语言学家亨宁(W.B.Henning)《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一文中认为是公元前2300年左右出现在波斯西部札格罗斯山脉区域并活跃于尔米亚湖和土耳其东部的凡湖之间的游牧民族古提(Guti)人。除此之外,研究吐火罗的学者还有两种较普遍的观点,一种是主张吐火罗是月氏的有西克、西格林、列维、伯希和、亨宁、蒲立本、奈然、林梅村、张广达、黄盛璋等。一种是主张吐火罗是大夏。王国维主张大夏西迁为吐火罗说,主张大夏说的还有马迦特、王静如、余太山、王欣等。这两种说法,其实没有一个是对的。

        吐火罗人的起源众说纷纭,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

        第一、近东起源说,亨宁(W.B.Henning)1978年提出,认为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人是 “古提”(Guti)。“古提”人公元前2180年灭亡阿卡德王朝,后来推翻巴比伦王朝,主宰巴比伦达百年之久。亨宁分析了《苏美尔王表》记载的古提王名,发现这些名字具有吐火罗语特征。公元前2082年古提王朝被苏美尔人推翻,从此在近东历史舞台上消失。在汉谟拉比铭文中,也提到了巴比伦四邻的民族,其中有两个,一个称为Gutium,另一个称为Tukris。亨宁认为,这两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向东迁移,在中国西北地区定居下来,其中Guti人在河西,发展成月氏部落,而Tukri人则占据了今新疆南部的库车(也是Guti之音)和焉耆,他们后来被称为吐火罗人。其中,他Guti就是月氏的古音(地名库车更近),Tukris就是吐火罗古音。

        第二、西域本土起源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纳兰扬(A.K.Narain)1990年提出,认为印欧语各族本身就是在今天中国西部形成的,因为月氏人从远古时代起就住在黄河以西和中国西域。

        第三、南西伯利亚起源说,爱尔兰学者马劳瑞(J.P.Mallory)博士1989年提出。目前所知年代最早,分布最靠东方的印欧人考古文化是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所以马劳瑞推测吐火罗人的祖先是阿凡纳谢沃人。

        另外,应该还有一种说法,即笼统说。“吐火罗人是原始印欧人群中的一支,其故乡在今中欧或东欧一带,公元前第三千纪上半叶便从操印欧语言西北组的人群中脱离出来,向东迁徙,大致于公元前二千纪末到前一千纪初进入新疆天山南北,成为当地最早定居的古代民族之一。学界的研究认为,阿尔泰山至巴里坤草原之间的月氏人、天山南麓的龟兹人和焉耆人、吐鲁番盆地的车师人以及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都属于吐火罗人(杨富学《吐火罗与回鹘文化》)”。问题一是将西域其他族群归入吐火罗,有一种泛化的趋势。二是受并不存在的印欧人第一次大迁徙说法的影响,将吐火罗人起源地定位于中欧或东欧。

        国际上对吐火罗历史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迄今已一个多世纪。尽管经过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体质人类学、分子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但下列几个基本问题仍无答案。

       1.“吐火罗”究竟啥意思?

       2.吐火罗人是谁?

       3.吐火罗人从哪儿来?

       4.吐火罗人什么时候来到中亚和西域?

       5.为什么吐火罗语具有印欧语系西方语支(Centum)许多特点?

       事实上,并非中外学者不努力,在目前东西方远古史的框架下,要搞清吐火罗人的来龙去脉几乎是非常困难的。

        1979年,德裔英国语言学家亨宁(W.B.Henning)在遗作《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发表后,如今大多数人认为吐火罗人是最古老的印欧人。学者们从塔里木盆地及焉耆-吐鲁番盆地出土文献中区分出两种过去从来不为人知的古代语言,其中一种即现在所谓的“吐火罗语A/B”。学者认为吐火罗语是一种印欧语,但不属于东方的satem语组(如梵文、俄语等),而是属于类似日尔曼、意大利语的西方印欧语Centum语组。Satem还原为中文即“夏头母”,Centum还原为中文即“华头母”,所有语言皆有一个基础母语即华夏语。由于从基础母语分离的有迟有早,再加上迁徙路径、环境及历史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语言或语系。比较语言学只能划分大的类别,而具体到吐火罗这一族群究竟与西方印欧语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在关联,就解决不了了。

        根据对塔里木干尸和新疆古墓出土古尸骨的研究,吐火罗人的外貌特征都是黄褐或棕褐头发、蓝眼睛、高鼻,具有原始印欧人特征,头骨类似北欧型。吐火罗(Tochari)是白种人是确信无疑的。但中亚和西域具有白种人特征的并非吐火罗一家。如果要从文化上将吐火罗人分离出来,其实也不容易,因为同一时期,邻近的若干族群在文化的具有相同性。

        在吐火罗人起源上,值得注意的是温特尔斯(Clyde Ahmad Winters)。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连续在《中亚杂志》(Central Asiatic Journal)发文,提出了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起源于达罗毗荼人的观点。这是对的,吐火罗人就是达罗毗荼人。但他认为达罗毗荼人的故乡在非洲,与非洲的曼丁人关系紧密,这又扯到糜子地里去了。

        西方学者对吐火罗问题研究比较早,搞了一个“印欧人”的概念。“印欧人”本是比较语言学所虚拟的一个概念,中国学者多被这一虚构概念所困挠。如果中国学者能以东方视角来观察,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和新的发现。

        在中国古籍中,“吐火罗”有许多种记音,“东汉以降的汉文史籍中大致上相继用兜勒、吐呼罗、吐火罗、吐豁罗、胡卢等名指称吐火罗。”王欣的《吐火罗之名考》一文说得很详尽了,这里不再列举。“吐火罗”这一记音很不错,音变非常小。

        其实,事情并非那么复杂,“吐火罗”还原为中文即“头克罗”。“火”是“头”的双音节尾音,相当于“克”或“迦”,稍微有一点音变。“罗”应为“雒”。“头”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加尾音的,即为“头雒”。“头”的前身是写作“陶”。所以,“吐火罗”原来的意思即“陶雒”。

         “陶雒”这一族在中国长江以南,广有分布,在中国史籍中称“雒越”。这一族在人类历史上的特别之处在于主持或参与了印度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从这一点来说,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二、 吐火罗(陶雒)的起源

 

         关于“伏羲时代(12000年前7000年前)”相关执政华夏国的部落的史籍记载:

        《释氏稽古略》:太昊庖牺氏……无怀氏。

        《三皇本纪》:太皡庖牺氏……无怀氏。

        《帝王世纪》:“女娲氏……承庖牺制度。……及女娲氏没,次有……无怀氏,凡十五世,皆袭庖牺之号。”

这些史料,一般事件首尾记载准确性还是比较高,中间的排序并不可靠。公元前6千纪末,这“伏羲时代”最后一个执政华夏国是“无怀氏”。

        这一部落也称“斧燧氏”或“斤燧氏”,是被视为燧人氏的后人。

        12000年前,伏羲氏部落一个曾任“仓颉”的文史小官,以武力夺取了女娲氏的“华夏国”政权,这是首次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先例。夺取政权的这位自称“太昊伏羲”或“太昊帝”。欧洲有个奥地利,中文即是“昊帝夷”。冰岛神话中有个“奥丁”,中文即“昊帝”。由此看来,太昊伏羲确实称过“帝”。

         女娲氏执政华夏国大约从三万五千年前起,到此已有两万多年了。此时农业已经成熟,经过神农氏自觉的选种育种,农业产量大幅度增加,农业收入成为主要食物来源。男子成为农耕作业的主要劳动力,男子的社会地位上升,直接冲击母系氏族结构。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太昊伏羲”的出现,是一场大的社会变革,标志着“华夏国”由女权政治转换为男权政治。在这场历史大变革中,太昊伏羲为了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说明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做了两件事。

        《山海经•海内经》:“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建木。太昊爰过,黄帝所为。”太昊伏羲爬上一棵高高的树上,作了一次人天对话,以说明取得政权是“天”帝的旨意,此时,已经产生了“王权天授”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太昊伏羲又从历史上找依据,于是,将十几万年前的“燧人氏”便搬了出来,以证明历史上最早就是男权政治,为自己的男权政治找到了历史依据。

        自从八万年前以下,人们以弇兹氏为人类始祖,以这位“母”神作为人类的始祖神和精神领袖。这时,太昊伏羲追溯到更加遥远的“燧人氏”,以燧人氏为人类最早的始祖。封燧人氏为“风皇”,立庙祭祀。沉寂了十多万年的“燧人氏”一下子又“火”了起来。但是,到太昊伏羲时,毕竟已经过去了十多万年了,“燧人氏”的踪迹已经全无了,燧人氏也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于是,在燧人氏旧地风岭一带燧人氏旧址寻找确认了一个 “燧人氏”的传世后人的部落,这一部落可能就是史上所说的“无怀氏”。再用燧石打造了一把斧子,用来象征燧人氏的传承,代表着“燧人氏”具有人类始祖的至高无尚的地位,具有至高无尚的权力。这把精神权力象征的“斧子”授予这一“燧人氏后裔”部落,这一部落从此担当对人类始祖“燧人氏”祭祀的责任,这一部落也称为“斧燧氏”。从此,“钺”这一实用工具,演化成了权力象征的物件,进而成为了男权政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说,钺作为权力的象征缘于太昊伏羲。此后,许多部落及许多国家都搞了这个“钺”来显示自己的权力。

        “斧燧氏”这一部落也就有了一个特殊的地位,在五千多年的“伏羲时代”扮演着精神领袖的角色。

        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有“神农战斧燧”的记载,这场战争大约发生在公元前6千纪末或公元前5千纪初。记录了神农氏从“斧燧氏”手中夺取华夏国政权的史实。《山海经•海内经》曰:“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稷……大比赤阴,是始为国。”夺取政权的神农氏首领是“娶赤水妻”、曾在华夏国任“稷”(农业)官的那位。为了与后世的“炎帝”相区分,本文称其为“稷”。“大比赤阴,是始为国”记录了“神农战斧遂”之战的地点在“赤阴”赤水之阴,即赤水河的南边(今蓝田县玉山镇东北),并且神农氏胜利,取得了华夏国的政权。

        “神农战斧燧”这场战争宣告了自太昊伏羲以来5000多年的“伏羲时代”的结束,也是蓝田山“风”姓部落群执政华夏国政权的结束。

        这场战争导致蓝田山上“风”姓部落大量外迁。华胥氏与赫胥氏远迁中亚,以“华夏”的名义集结不断西迁的族群,继而向西、向南扩散。伏羲氏部落一部分东迁濮水,后来形成“百濮”。西迁的部分经天水到西南的布依族、再经南路西迁直抵两河流域,被称为欧贝德人。

        而“无怀氏(斧燧氏)”在“大比赤阴”之战中失败后举族南逃,从流峪(古流沙)翻越秦岭,到今商洛一带,才停留下来,但没有继续南迁。

        在商洛一带停留期间,有两个事件对后世影响深远。`

        其一、以权力象征的“斧燧”为标识,集结陆续逾越秦岭,南迁而来的其他部落。尤其是在其后的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这一千年里,中华台上姬姜权力斗争加剧,不断有先民出逃南迁,逐渐形成了以“斧燧”为族源认同标志,这就是“越”这一概念的来源。自7000年前起,迁徙到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各族群在族源认同上被广泛应用,逐渐形成了“百越”这一族群概念。“钺”虽然是一把斧头,权力的象征,其本身并不能形成一种如此广大地区的族源的认同。正是由于“斧燧”这一把“钺”的特殊地位,相当于对始祖“燧人氏”的认同,所以才产生了“百越”这一历史文化现象。

        其二、无怀氏(斧燧氏)到达商洛一带,此后不再使用无怀氏或斧燧氏这一族名,而是以“雒”为族名。雒本是一种鸟,这种鸟原本就是这一族的图腾,还是到了商洛一带新发现的,不得而知。无论怎样,从此,一个新的族称雒族便产生了。

        这种鸟他们称为“陶雒”。最早对“头”的称呼是“夏(sa)”,而“陶”本是对“头”的一种比喻性称呼,后来逐渐演化为主流称谓了。“陶”是今“头”字的前身,其音由tao变为tou了。

远古的时候,人们将老虎称作“罗”或“罗罗”,彝族尚虎,所以也称为罗罗族。

        “陶雒”即“头虎”,意思是头状似虎。由于是一种鸟,所以创造了这个“雒”字。“雒”《说文解字》鸟(隹)部:“雒,鵋鶀也。怪鸱。今称鸺鶹,也叫横纹小鴞”。《说文解字》解释是正确的,“雒”是一种小猫头鹰。“雒”字为鸟的象形字,其音取虎的“luo”音。“猫头鹰”即长着像猫头一样的鹰,远古时可能还没有“猫”一词,因而,取名“头luo(虎)”,与“猫头鹰”命名的思路是一致的,相当于“虎头”鸟。

        在后来的南迁过程中,这一族与其他越族是有区别的,称作雒越。到了西方多称作“头雒”。在中亚和西域,称为“头克雒”,就是大家熟悉的“吐火罗”。

 

三、 吐火罗(陶雒)在中原

 

         由于在商洛一带产生了一个新族雒族,商洛的那条河便称作雒河,如今已改称洛河。

        7000年前在雒水上游形成的这一雒族,其后数千年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沿洛水向下游扩散,最迟到公元前2100年以前,已经扩散到伊洛地区,已经是一个方国了。夏朝时,称这一族为有雒(洛)氏,有点零星记载。《竹书纪年》云:“帝芬十六年,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九云:“《周礼》所谓泽国也。‘用’与‘冯夷’二君名。斗者,《说文》曰‘ 遇也’,《玉篇》曰‘争也’,谓相遇而争,初非有心于战也,犹《孟子》言邹与鲁哄矣。《归藏易》曰:‘ 昔者,河伯筮与洛伯战而枚占,昆吾占曰:不吉。’(《路史》、《玉海》并引之)即此事。盖主兵者,洛伯也。《水经·洛水注》据《太公金匮》、《河图》、《乐录》以二伯为河洛之神,非是。”这是一场遭遇战,也是典籍中几乎仅有的相关洛伯的记载。

        今天所能见到的所谓的《河图》《洛书》大约是由这一族保存留传下来的。侗族相传《河图》、《洛书》 是“何诺耶劳”创造的。“何诺”即河雒,指雒河,那时“河”还没有特指黄河,也没有现在黄河的整体概念。“耶劳”即“爷老”,意思是很老的“爷”。由于“神”字晚出,这里的“爷”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神”。今天我们仍习惯于称“神”为“爷”,如日头爷、土地爷、灶火爷等。高源在《奇妙的幻方》一书中“河洛数与科学发现”一节中说:“《河图》、《洛书》是我国古人为种植作物,根据天文、历象的需要而总结出来的无文字的数学,它的产生本身具有科学发展的意义。由于它的深邃和简洁,从古到今给人们以许多启迪,对科学的进步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洛书》就是一个三阶幻方。《全对称幻方的性质及构造》一文说:“幻方起源于《易》,古称九宫(龟文),乃是我国最先发现的一个著名组合算题。《易》算之于九宫,识之以天象,在古代天文、历法、农牧生产与社会生活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易十数为体,八九为用,八九不离十。《易》九宫算动态组合模型(包括河图、洛书、八卦)是幻方的通解与最简模型(http://www.docin.com/p-345289403.html)”。远古的《河图》、《洛书》可能没有现今这么神秘,是一种实用工具而已。但这并非一人所创,是数万年实践的结果,至少在太昊伏羲时已有这个东西。陶雒这一族是精通《河图》、《洛书》的运用。

         1986 年《中国新闻》《文汇报》《参考消息》曾报道,出土的在3200 年以前古希腊陶器上就有河图图案,陶器底部还有用中国古文字写的铭文,内容是“连山八卦图,中国历数,在遥远的东方”。另外,在印度卡倍拉霍发现了一个11世纪的石碑。碑文记载了一个幻和为34的四阶幻方,是至今发现最早有记载的四阶幻方,这些可能与这一族有关。

        1959年发现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村的二里头遗址,遗址距今大约3800-3500年。1960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的上层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宫殿建筑基址。二里头遗址共分四期,一二期属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属青铜和宫殿文化。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其中有件距今至少3700年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总长70.2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河伯氏位于风陵渡一带,是夏朝比较强大的一个诸侯国,上甲微曾借河伯氏的兵力消灭了有扈氏。能与河伯氏对抗的有洛氏应是夏朝东边,崤关以外地域最大、实力最强的一个方国或诸侯国。

        二里头遗址是有洛氏在夏朝时的一个旧国都。这一遗址的发掘,可以见到这一族夏朝时的一些文化面貌。

        1983年春,又在偃师市城西尸乡沟发现了一座具有都城规模的古城遗址。该遗址位于伊洛河交汇处北岸,北靠邙山、南临洛河、西距汉魏洛阳故城约10公里,西南距二里头遗址约6公里。古城遗址全部湮埋在今地表以下,经过15年的勘察、发掘,迄今探明城址包括大城、小城、宫城三重城垣,今一般称为偃师商城。夏朝末年,有洛氏首领建造了一座更加宏大的新都城,工程刚完工不久,便被商汤所灭。偃师市城西尸乡沟古城遗址大致就是有洛氏所建的新都城。《竹书纪年》曰:“(夏桀)二十一年,商帅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逸周书》对这一事件有详细的描述。《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云:“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由于工程反复修改,进度过急,搞得农民工轮班作业,没有喘息的时间,导致错过农时节气,没有收成,百姓无粮收获,人为造成了饥荒,民怨四起,于是,商汤瞅准机会,一举拿下。今天偃师尸乡沟的偃师商城应是洛伯所建成的新城。

         《淮南子•泰族训》曰:“汤处亳,七十里。”殷商这一族从邺南南迁郑州一带,只不过“七十里”的小国。灭掉有洛氏后,便成了足以灭夏的强国了。

        《竹书纪年》又曰:“(桀)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会諸侯于景亳,遂征韋。”“景亳”,因附近有景山而得名。《诗·商颂》:“陟彼景山”《曹植·洛神赋》:“陟通谷,陵景山”。景山,在偃师市缑氏乡南。今考古发现的“偃师商城”与其不远。“偃师商城”又位于尸乡一带。《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博物志》曰:“河南偃师尸乡,殷汤所都”。《左传•昭公四年》有“商汤有景亳之命”即在此大会诸侯。由此可知,河南偃师尸乡的“偃师商城遗址”即有洛氏所建新都,汤灭有洛氏以后,便移居于此,谓之“景亳”。不过,此城并非汤所营建,只不过鸠占鹊巢而已。商汤自从消灭有洛氏之后,迁于此地,一直到灭夏之后,才回郑州的。

        “陶雒”发源地的这一支从此消融于商周秦汉,成了汉人。

 

四、 侗族——最原始的吐火罗人

 

        7000年前,“神农战斧燧”之战后,迁到雒水上游今商洛一带的无怀氏(斧燧氏)以“斧燧”为标志,收集从中华台逾秦岭南迁的诸部落,形成了“越”这一族群认同的概念,在此后的数千年里,从长江流域到中南半岛,形成了一个“百越”的历史现象。

        “百越”的“越”由“斧燧”而产生,成为族源认同的基础。“百越”也是一个历史的分期,大约从公元前5000年以后由中华台迁出,分布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各部落,基本可以认同到“百越”族群。其下限约在公元前1000年或更晚。公元前2000年前后,夏朝初期,为大禹护陵的一支后裔受“羿代夏政”的影向,迁徙到浙江一带,后成为战国时期的争霸中原的越国。这五、六千年间,南迁的众多部落,覆盖面非常广大。据《百度百科》《百越》词条介绍:“现有的一些语言学研究均指出,在百越族被汉化以后,其所使用的很多字词,却依旧遗留在不少民族现在的语汇当中,比如说属于侗壮语系和苗瑶语系的中国某些少数民族,……甚至包括印尼、马来西亚、夏威夷、新西兰等地的南岛民族,其语言中都可以找到属于古越语的“同源字”(卢溢棋 1997)。比如说古越语的“蜘蛛”(lakwa)一词,就可以在鹤佬语(发音为laaqiaa)、客家话(发音为lakia)、畲语(发音为laukhoe)、马来/印尼语(发音为lawa、lawa-lawa、labah-labah)、夏威夷语(发音为lanalana、nananana)以及新西兰毛利人的拉巴怒伊语(Rapanui)(发音为nanai)等语言当中找到类似的发音”。不同时期、不同部落相继南迁后,构成“百越”文化的多样性。

        而无怀氏(斧燧氏)这一部落,则改以“陶雒”(猫头鹰)这一图腾作为族名。在其后的南迁中,则使用“雒越”之名,以与“百越”相区别。

        侗族,实际是一个行政地理概念下的族群名称。侗族的他称多以峒、洞或侗字开头,如侗苗、洞民、侗家、峒(洞)人、侗族等。唐代以后,在湘、黔、桂等省区地域内,有峒或溪洞所属的羁縻行政单位,如六峒、十峒、九溪十八峒等以峒为村社行政组织单位的名称。《桂海虞衡志》说:“羁縻州峒……自唐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今天的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湖南省、湖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毗邻。

        侗族是以“雒越”为主体形成的一个族群,但只是南迁的“雒越”的一部分,并非全部“雒越”人。

        据《中国侗族网》介绍:“侗族(侗语作Gaeml)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区主要在贵州、湖南和广西的交界处,湖北恩施也有部分侗族。侗族人口总数为296万人(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侗族在老挝也有一个分支,叫“康族”。侗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的百越、干越。有研究指出江西的简称“赣”即来自古代侗族自称。隋唐五代宋朝时期的“僚”、元明清时期的“峒人”,后来又有许多汉族人来到他们的居住地,与当地人混合而成。侗族的名称来自“溪洞”,这是当地人传统的行政单位,今天当地还有许多地名叫“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这些地方居民统称为侗族”。

        侗族自称Gaeml(发音近似于汉语的“干”、“佄”或“更”字),依据联合国倡导的“名从主人”原则,国际标准译名为“Kam”、“Kam People”。侗族的名称,最早以“仡伶”,见于宋代文献。明、清两代曾出现“峒蛮”、“峒苗”、“峒人”、“洞家”等他称。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侗族。民间多称“侗家”。”

        “Gaeml”即华母,“华”在远古最常见读作“阿(a)”,但也有哈、含、格、高、凯等多种音变。这是一个大概念的族称。从8000年前到6000年前这两千年里,从中华台迁出的部落常在其族名前冠以“华妈”“华母”、“夏妈”、“夏母”,或直接作为族称。老挝的“康族”也就是“华族”。

        侗族自称“仡伶”、“仡佬”,与今陕西蓝田风岭上“寇岭(kao-ling或kao-liang)”及希腊的“奥林匹克”中的“奥林”同为某一时期的语音,是“昆仑”的变音或是“昆仑”的古音。这是侗族对其原始居地的记忆。

        侗族一直保持着一个叫“萨燧”的重大祭祀活动。“萨燧”是“萨姆斤燧”的简称。这正是这一族原来的名称。“萨姆”即“夏(sa)母”,与“Gaeml(华母)”同义,是所冠的总族称。“斤燧”即“斧燧”,是其原来的族称。侗族自称中的“金”实际是“斤”,即斧,斧燧氏。

        侗族的“萨燧”祭祀活动自太昊伏羲时起,延续了一万二千多年。早期的祭祀所祭对象是象征燧人氏这位精神领袖至高无权力那把石斧——“斧燧(斤燧)”。经过漫漫岁月,如今祭祀对象演化成了一位女神。不过其中设“萨燧坛”、“萨堂”、摆燧石等还有一点远古的影子。

        吐火罗即“陶雒”,而侗族是现今最原始的陶雒族人,其语言、文化虽然经过几千年的流变,但是最接近原始陶雒族的文化状态。所以,研究“吐火罗问题”的学者,应首先研究一下侗族的语言文化。

 

五、吐火罗与达罗毗荼(Dravidian

 

         关于雒越族在中南半岛的分布情况,南京理工大学唐善纯《老挝与骆越》一文说:“老挝有两个读音,现读laowo,旧读laozhua。蔡文丛指出,旧读laozhua,实际上指两个国名,一是猛老(Muong lao),一是孟骚(Muong swa),muong与傣语‘勐”同词同义,作‘城邑、都城、城镇、国家’解,swa意为光明,繁荣;读若zhua ,中文写作‘挝’。明代以前的中国史籍,对这一地区称呼有挝国,即指孟骚(Muong swa),是孟高绵人支系民族swa(夏)建立的国家;公元757年,老人的首领昆罗从swa人手里夺得这块土地,仍沿用Muong swa国名至1353年。随着老人大规模迁入,老族人终于取代swa人成为主体民族,12世纪末,始出现‘猛老’的称呼,意为老人建立的国家。两者结合,称为‘老抓’或‘老挝’等,如同泰国的旧称‘暹罗’是由‘暹”加‘罗斛’两个族名构成一样(《‘老挝’考辨》)。……老挝(Laos)名称来源于主体民族名称。老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约有30多个民族,但主要的有老族(Laos)、卡族(Khas)、苗族(Meos)3种。老族占全国人口2/3,分布于湄公河及其他河流沿岸平原地区;卡族原为土著老挝人,散居在全国各地山区,部分在南部下寮的沙拉湾、阿都坡一带。苗族人居于上寮各地高原,以川圹为集中地。20世纪60年代初,被统划成3大族系,即老龙人(Laolongs,指居住在平原或河谷低地的的民族,主要是老族、泰族)、老听人(Laotengs,指居住在半山腰地区民族,主要是卡族,属南亚语系孟高绵语族)和老松人(Laosoungs,指居住在高寒山区的民族,主要是苗族、瑶族)。通用老挝语(与泰语相近),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老挝人的直接来源可能是骆越。骆越是很早以前就居住在我国南方的古老民族。早在周代就有骆人的记载,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骆越分布于今广东之西南部(含雷州半岛)、广西之南部、越南之北部,以及海南岛。据《汉书•南蛮传》:‘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姓,夫妇之道’。《汉书•贾捐之传》称海南岛中的居民为骆越之人:‘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旧唐书•地理志》:贵州(今广西贵县)郁平县,‘古西瓯、骆越所居’,又说 ‘潘州(今广东高州县):州所治,古西瓯、骆越地,秦属桂林郡,汉为合浦郡之地’。从时空分布来看,骆越与西瓯重合,说明两者关系密切,故常合称‘瓯骆’。(http://blog.sina.com.cn/s/blog_6ed2af5e0101bfqt.html)”。以上所说的swa族、老族(Laos)、卡族(Khas)、苗族(Meos)依次分别是夏(夏)族、雒族、华族、苗族。上文对秦汉以下“雒越”这一族群在南方的大致分布流变情况作了较详的介绍,本文不作深入辨析。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老族(Laos雒)外,卡族(Khas华)也应是与侗族相同的“康(华)族”。

        “雒越”这一族群,大约经过一千年的缓慢南迁,到公元前4000年,已经扩散到了中南半岛,沉淀于今老挝一带最为密集。“老挝”是“雒”的双音节化音变。

        大约公元前4000年以后,一批“雒越”人从中南半岛开始向西迁徙。同为“神农战斧燧”之战时迁出的伏羲氏部落,经天水伏羲,沿横断山南下,在西南留下今布依族这一支,西行途中留下“释迦牟尼(夏克母夷)”一支,此时,已经到达两河流域多时了,被考古界称作欧贝德人。“羿射九日”之战后,迁出的九羿部落,沿横断山南下,在西南留下今哈尼族这一部分,匆匆西行,此时,即将到达或已到达两河流域,后来被称为苏美尔人。

        这批“雒越”人大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抵达印度河下游,选择的落脚点约在大约在今天巴基斯坦的信德省的拉尔卡纳县南部的古摩亨佐·达罗城一带。

       当“雒越”人到达印度河下游的时候,印度河流域在巴夏时期(12000年前—8000年前)迁入这一带部落已经转化为原著民族了。如今天的巴基斯坦,即巴夷夏。值得注意的是分布于卡纳塔克邦南部和喀拉拉邦北部的图鲁人,可能是“雒越”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图鲁”即“头雒”。

         后来,“雒越”人不断强大起来,与当地土著组合成了一个新的族群——达罗毗荼人。

达罗毗荼,英语:Dravidian,来源于梵文的Dravida。这一族称分两部分组合而来。“达罗”即大雒,指新迁来的“雒越”人,如果单用,则称“头雒”。“毗荼”中的“毗(vi)”,所有涉及族称的“v”这个咬唇音可替换为b。“bi”这一音还原中文为伯或巴,那么,“毗(vi)”即“巴”。“荼”为“头”的记音。“头”又是替换了“夏(sa)”。“毗荼”原意为“巴夏”。此处用了“头”字,前面的“头雒”改用了“大雒”。“达罗毗荼”还原为中文即“大雒·巴夏”。

         滞留于阿富汗和新疆的吐火罗人,来源于达罗毗荼人中“大雒”这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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