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阿云案中，司马光与王安石在争论什么？

吴钩

​（节选自最新一期《随笔》杂志。完整文章请读该期《随笔》）

司马光与王安石调阅了阿云案的全部卷宗，尽管二人都承认阿云并非“恶逆”，也承认阿云的自首情节，但基于对法条与法意的不同理解，他们对于阿云案的裁决却各执一词，争执不下。

司马光认为，本案中，“阿云嫌夫丑陋，亲执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断其一指，初不陈首，直至官司执录将行拷捶，势不获已，方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悯？”即使承认阿云的自首情节，她也不适用“减罪二等”之法，因为大宋律法说得很清楚，“其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阿云已致韦阿大损伤，无疑已被排除在“自首减刑”的适用范围之外。

王安石则认为，大宋刑统“自首条”加有注文：“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又议曰：“假有因盗故杀伤人，或过失杀伤财主而自首者，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据此法条，犯盗杀罪者如果自首，可免除所因之罪即“盗罪”的处罚，只追究其故意杀人之罪，“因盗伤人者斩，尚得免所因之罪；谋杀伤人者绞，绞轻于斩，则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盗杀罪重于谋杀罪，既然盗杀罪得以首免，那么按法理逻辑，完全可以推知，谋杀罪也允许首免。

司马光反驳说：法律确实提到盗杀自首、可免因罪的情况，但“盗杀”是两种并立的罪行：盗罪和杀伤罪；“谋杀”则不是两种罪行，如果将“谋杀”也分解成“谋”（杀人之意图）与“杀”（杀人之行为），在逻辑上是荒谬的。试问：一个人如果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心里想着杀人，但没有行动，那么法庭要判处他“谋”杀之罪吗？

王安石针锋相对地指出：“谋”杀之罪确实是存在的。按律，“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即列出了“只谋未杀”、“已伤”、“已杀”三等刑名，假使某甲持刀闯入仇人之家，未及行凶即被制服，便是“只谋未杀”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谋杀，与法不得首免之已伤合为一罪，其失律意明甚”。王安石指出的“只谋未杀”罪，其实便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故意杀人未遂”。

司马光又说：如果谋杀罪可以“免所因之罪”，那假设有甲乙二人，“甲因斗殴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犹科杖六十罪；乙有怨雠，欲致其人于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见血，若来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绝殊，而得罪相将。果然如此，岂不长奸？”

王安石则说：“议者或谓，谋杀已伤，若开自首，则或启奸”，但法官的责任是体会法意，运用法律，不能因为顾虑“启奸”而设法罪人。“臣以为有司议罪，惟当守法，情理轻重，则敕许奏裁。若有司辄得舍法以论罪，则法乱于下，人无所措手足矣”。

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各持己见，“难以同共定夺”，只好各自将自己的意见形成报告书，呈交宋神宗。王安石支持许遵的判决，提出“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合从谋杀减二等论”；司马光支持大理寺与刑部的裁定，认为阿云“获贷死，已是宽恩；许遵为之请，欲天下引以为例，开奸凶之路，长贼杀之源，非教之善者也。臣愚以为宜如大理寺所定。” 

看到这里，你认为谁的意见更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