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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一个“贰臣”的贡献(一)

——索隐历史尘埃中的细节

王瑞来

【中文提要】一千年前,彼此厮杀多年的汉族的宋朝与契丹族的辽朝缔结了“澶渊之盟”。这个盟约给中国大陆上的两个大国带来了百年和平。尽管盟约承认了中华世界以外王朝的平等地位,给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人的华夷观带来一定的冲击,但百年和平所带来的生活安定和社会发展,则是如何高度评价也不为过的。向来,人们研究“澶渊之盟”时,大多瞩目于寇准那样的重量级人物,却忽视或是完全忘记了促成这次和平条约的一个战俘的作用。对于历史这部大书,是不应忽略细节的。如果没有被俘后在辽朝为官的王继忠的积极斡旋,“澶渊之盟”是不会如此顺利缔结的。在忠节被特别强调的政治伦理重建、理学开始兴起的时代,战俘王继忠的特别贡献却被予以肯定,这也给宋朝后来的战俘政策带来了一定的良性影响。在和平的大前提下,无论是“尽忠于两国”、“为彼此之计”的王继忠的行为,还是宋朝政府的政策,都对传统意识有了一定的超越。本文就是钩玄索隐,对这幕大剧的这一细节所蕴含的特殊意义试加阐释之作。

【关键词】 王继忠  澶渊之盟  尽忠于两国  为彼此之计  战俘  贰臣  超越

Transcending: Contribution of A General Serving In A New Court

——Looking for the details of history

Wang Ruilai

Abstract: The study explores the contribution of Wang Jizhong(王继忠) in the signing of the Shanyuan(澶渊) Treaty, a former Song general who had been captured by the Khitans. In the Shanyuan Treaty, the Song dynasty acknowledged that the Khitans had achieved diplomatic parity with them, which is a particularly strong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views of “China” and “barbarians”. But more important is that it brought peace along the frontier which lasted almost 120 years. Other articles on Song(宋)-Liao(辽) foreign relations, and particularly the Treaty of Shanyuan, had put more emphasis on great figures such as Kou Zhun(寇准). But the contribution of a prisoner of war is easily to be ignored. Besides a careful analysis on Wang Jizhong’s important role in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 this essay  also illustrates how Song Dynasty’s changing policy toward those prisoners of war served in the Liao Dynasty, has gradually transcended the epistemic mentality of the Song people and traditional notions of loyalty.

Key Words: Wang Jizhong;  the Shanyuan Treaty;  be loyal to both Song and Liao Dynasty;  peace;  prisoner of war;  transcending

引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面对滔滔流逝的河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发出如此的感叹。他想到了什么呢?与奔流不断的河水最为接近的联想,或许就是时间的流逝吧。流逝的时间就是历史。所以我猜想,孔子在那一刻,想到的就是历史。的确,历史就像是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不过,面对大河,无论是远眺还是近观,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壮观的巨涛大浪,而不大去留意那些细波微澜。历史也是如此。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生生不息,如微澜般的出现而又消失的芸芸众生,不知凡几。如果计算的话,恐怕也不下几十亿吧。然而,能在二十四史留下名字的,大概只是其中的几百万分、甚或是几千万分之一。即使有幸被载入史册，那微澜般小人物,也仅仅是巨浪般人物的陪衬,并不被人们所注目,并且会由漠视而被渐渐遗忘。自然,惊心动魄的钱江潮,要比平静流淌的河水更有特色,夺人耳目。其实, 壮观的巨涛大浪,正是由无数的细波微澜成就的。作为观潮者的历史学者,更应该关注一下那些微澜般小人物,他们是历史的一部分,有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所发挥的作用,则是巨浪般人物所无法企及的。

在这里,我要论及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其实,这个人物在当时并不是微澜般的小人物,但也绝对算不上巨浪般的大人物。不过,人们还是几乎把他完全忘记了。这个人物活跃于一千年前宋辽“澶渊之盟”之际,他的名字叫王继忠。

“澶渊之盟”签订于公元1004年。关于这个条约,至今还有不少争议。比如给契丹人的辽朝提供岁币的宋朝是不是屈辱等等。但其客观意义则是显而易见的,即中国大陆上的南北两个王朝从此结束了长期厮杀的消耗战,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这对于两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文化建设是多么宝贵,对于平民百姓的安定生活又是多么宝贵。从这个角度观察,宋朝是不是屈辱,是不是丧失了天朝大国的地位,都不那么重要了。关于这个和平条约的意义,处于那个时代的人,感同身受,甚至比今天的历史学家要清楚得多。

不过,对于这个和平条约的签订,人们大多归功于当时的宋朝宰相寇准。在这一点上,则是从古至今毫无异议。比如,后来也做了宰相的王安石,就这样热情地讴歌过: “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１]无疑,作为决策人物的寇准,其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但成就巨浪的微澜也绝不应忽视。“澶渊之盟”的签订,有许多微澜般的人物的功劳在内。甚至是后来几乎被视为反面人物的曹利用,也不能抹杀他的功劳。而这其中,斡旋于宋辽之间的王继忠,其幕后的作用更是值得注意。

2004年,在“澶渊之盟”签订一千周年之际,在“澶渊之盟”的签订旧地河南濮阳,举办过一个国际研讨会,笔者也受邀忝列其中。但包括笔者提交的论文在内,数十篇论文中,居然无一篇专论王继忠的。本来,对这个人物,我过去也不曾留意。但最近整理记载北宋前期历史的史书《隆平集》,当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点下去,并且比勘其他史料的时候, 王继忠的影象便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因此,对于王继忠的作用、评价,想说点什么的欲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这是一个特殊的小人物。他曾经作为宋朝的前线将领，率兵作战,在战斗中被俘。比许多战死沙场或者是被俘后处死的宋朝将领幸运的是,被俘后的王继忠,不仅没有被杀,被虐待,而且在敌国的辽朝还做了不小的官。于是,就有了以后在“澶渊之盟”时的斡旋。于是,就有了一个战俘或者说“贰臣”的贡献。并且,仅从“澶渊之盟”缔结的本身来看, 王继忠处在解开问题的枢节点上,可能会是解开纠结在一起的重大问题的线索人物。.

从宏观的角度看，“澶渊之盟”的签订,对宋朝人长久的心理冲击,要远远大于现实的和平。称之为“中国”的中原,从西周时开始,就是政治中心。这里是天朝,不是国。在封建制的框架下,周边的国不过是天朝之下的诸侯国、王国、羁縻国这样的属国。所以即使是中原板荡的五代十国时期，那分立的十国,也还是奉动荡的中原五代王朝为正统。而“澶渊之盟”,则把这个规则打破了。不再是“天无二日”,与天朝对等,中原承认了一个异族王朝的名正言顺, 而那异族王朝的皇帝居然可以与大宋天子称兄道弟。这无异是相当大的精神冲击。后来,真宗大搞天书封禅,似乎主要是寻找一种政治上的心理平衡,宣扬中原王朝的奉天承命。

从微观的角度看,“澶渊之盟”之际,像是起死回生一样突然又冒出来的王继忠,尽管对“澶渊之盟”的签订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当时的宋朝君臣也迫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对王继忠没做什么褒贬毁誉,但我以为,由战俘而“贰臣”的王继忠的出现,对宋朝君臣所造成的心理冲击也还是不小的。毕竟,从传统的政治伦理上讲,从古迄今,舍身取义,杀身成仁才算是英雄。被俘而不死,便大节已亏。投降继而服务于敌国,更是罪不容赦。况且,立国业已40多年的宋朝,士大夫政治逐渐形成。政治伦理的重建,使其舆论对冯道式的“贰臣”,已从实用性的宽容转向道德谴责。在这个时候出现的王继忠,以及“王继忠现象”所引发的持续的振荡,对当时的忠贞观,可以说造成一定的冲击,给后来宋朝的对待战俘人员的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以为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一个战俘的贡献。

因此说,不仅王继忠对“澶渊之盟”缔结的贡献需要晦而复彰, 对“王继忠现象”以及同时代人的对应与态度,也实在值得探讨。这是我想写这篇文字的主要意图。当打算论述王继忠时,我做了一下调查。在论述“澶渊之盟”时,间接地涉及到王继忠的论著有一些,但专论只有一篇。这就是刊载在《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的何天明先生的文章《澶渊议和与王继忠》。阅读这篇文章,觉得言犹未尽,并且与我的论旨有所不同,所以,仍存续貂之意,写下此文。

一, 相士的预言:王继忠其人

宋代有一个有名的和尚,叫做文莹,由于多与朝士大夫交往,颇知朝野掌故。他在笔记《湘山野录》中所记载的宋太祖之死的“烛影斧声”,就引发出千百年未了的聚讼。在他的另一部笔记《玉壶清话》卷4,还记载了下面这样一段逸事:

真宗为开封尹,呼通衢中铁盘市卜一瞽者,令张耆、夏守赟、杨崇勋左右数辈,揣听骨因以为娱。或中或否,独相王继忠,瞽者骇之曰: “此人可讶。半生食官禄,半生食他禄。”真宗笑而遣去[２]。

“半生食官禄,半生食他禄”的相士之言,宋代类书《锦绣万花谷》[３]前集卷38在引用时直接记作“半生食汉禄,半生食胡禄”。而另一部类书《宋朝事实类苑》[４]卷50在引用时则作“半生仕中朝,半生事外国”。不管这真是相士的神奇预言,还是好事者事后的附会,总之,这个预言概括了王继忠的一生。

此外，这条史料中关于王继忠与时任开封尹的真宗一起游玩的记载,亦当得其实。《宋史》卷279《王继忠传》载:

王继忠,开封人。父珫,为武骑指挥使,戍瓦桥关,卒。继忠年六岁,补东西班殿侍。真宗在藩邸,得给事左右。以谨厚被亲信。即位,补内殿崇班。

真宗作为太宗的第三子,由于激烈的皇储之争,很晚才被立为太子。担任皇太子候补的开封府尹,也是在成为太子的前一年。即位之时,已经虚岁三十了。但真宗幼时乖巧,很得其伯父太祖皇帝的喜爱,被养育于宫中。[５]宋初,朝廷对军人的抚恤政策很优厚,这是唐末五代的遗风,大约也是让军人之后世袭为军人。总之,王继忠受惠于这样的政策,年仅六岁,就因父死而补官,并且到了皇子真宗的身边。王继忠的生年不详,不过估计年龄与真宗相仿，甚至比真宗还稍大。王继忠到真宗身边,当是在被太祖育于宫中的时期。六岁,或者稍稍大一点的时候,作为真宗的玩伴,被指派到真宗身边的。而不可能是真宗快即位的时候,才把一个六岁小孩子留在身边的。

真宗即位后,王继忠这个伴随真宗一起长大的玩伴迅速升迁, 《宋史·王继忠传》纪录了他的履历:

即位,补内殿崇班。累迁至殿前都虞候、领云州观察使。出为深州副都部署，改镇、定、高阳关三路钤辖兼河北都转运使,迁高阳关副都部署,俄徙定州。

这样快的升迁,《宋史·王继忠传》归结为“以谨厚被亲信”。王继忠与真宗,自小玩到大,亦仆亦友,所以深得信任也是极为自然的。[６]当然深得信任并不仅仅出于真宗私情。真宗朝末年的宰相王曾的记载，当是“以谨厚被亲信”的最好注脚:

王继忠性谨饬,纯固有守。事真宗储邸,历年最久,群萃中为之冠首,众皆惮其严整。宫中事,有所未便,常尽规谏。上每为之敛容听纳,特加礼遇。[７]

从王曾的记述可见,王继忠被真宗信任的原因,一是资格老,二是为人正派,三是责任心强。自然,还有个人的能力。所以,在咸平二年,真宗亲自巡视河北边防时,就让时任马步军副都军头的王继忠做了护驾部队的策先锋。[８]

咸平四年七月,时任殿前都虞候、云州观察使的王继忠被任命为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钤辖。[９]咸平五年四月,王继忠又被任命为高阳关行营副都部署。[１０]咸平五年(1002)六月,殿前都虞候、云州观察使王继忠被任命为定州路驻泊行營副都部署。[１１]

频繁被调动的王继忠本人,自然也不会料到,他这个随龙旧僚一帆风顺的命运,很快就要发生一个大逆转了。

第二年四月,辽南路宰相耶律诺兖率辽军南下,入侵王继忠驻防的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前线总指挥的定州路驻泊兵马行营都部署王超一方面向镇州(今河北正定)、高阳关(今河北保定附近)求援,一方面派遣王继忠率1500人迎敌。相对数万之众的辽军,王继忠的兵力实在是少的可怜。无怪乎《辽史》称之为“轻骑”。双方在北京以南180公里的定州望都展开激战。尽管宋朝方面的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从《辽史》卷81《王继忠传》的“轻骑觇我军”的记载看,王继忠所率的1500人,似乎是宋军的侦察部队,而与辽军的战斗也似乎是没有经过充分准备的遭遇战。

战斗从午后一直持续到深夜,才将辽军暂时击退。但刚刚天明,辽军又发起了攻击。王继忠的东翼防线被辽军攻破,供给线也被切断。面对如此危急的状况,已经与王继忠共事了数年的主帅王超,以及赶来增援的镇州桑赞,不仅没有伸出援救之手,反而临阵退缩。待援无望的王继忠只好孤军奋战。习惯穿着艳丽将军制服的王继忠,被辽军紧紧盯住,重重围困了几十层。王继忠沿西山且战且退。终于力不能支,在退至今天清苑县境的白城时,全军覆没,王继忠被俘。当王继忠的好友、同样是幼年就进入真宗潜邸的天雄军、镇州、定州钤辖张耆率援兵赶到时,已经为时已晚[１２]。而主帅王超则像是没事似的,引兵龟缩回定州城,向朝廷报告了王继忠败绩的消息。[１３]《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二六收录了王超的报告:

四月，三路都总管王超言：契丹南寇，发步兵千五百赴定州望都县南，遇贼逆战，杀戮其众。贼并攻南偏，出阵后，焚绝粮道。人马渴乏，将士被重创，贼围不解，众寡非敌。二十诘旦，副总管王继忠陷没，臣等即引兵还州。[１４]

尽管王超的报告开脱了自己不施援手的责任,但史书却明明白白地记下了他的行径:“契丹入边,继忠与战于望都,而超不赴援,继忠遂陷于契丹。”[１５]但王超的报告也毕竟产生了一定的恶劣影响。因为既然主帅王超没有责任、那责任肯定就是在直接指挥的王继忠身上了。因此,到了南宋,叶适在上书孝宗时,还回顾说“王继忠以轻进被擒”。[１６]

王继忠阵亡、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真宗闻之震悼”。《宋史·王继忠传》这样的记载,反映了真宗对自幼亦仆亦友的王继忠的深厚感情。真宗一方面下诏对以为已经阵亡的王继忠追赠大同军节度使兼侍中,并录用王继忠的四个儿子为官,一方面派出内侍刘承珪等人前往战地调查战败实情。也许是王超做了手脚,调查的结果,只是处分了两个下级军官,[１７]便草草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