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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戏子

(2014-02-08 15:12:55)

清朝的名伶

吴钩

 

在清代,戏子被视为“出身卑贱”的贱民。不过到晚清时,由于戏曲业非常繁荣,观剧听戏成为社会时尚,当时的阔绰人家、仕宦、官衙在接待上司贵客或办理喜庆燕集时,往往都会叫来戏班子演戏助兴,名曰“堂会”。有的衙门还供养着自己的戏班子,一些色艺双全的“角儿”,甚至受到权贵的追捧。于是一部分“角儿”便得以突破身份等级的限制,获得非比寻常的社会影响力,乃至可以将这种影响力转化为权力。

说到晚清最出名的“角儿”,大概要算谭鑫培了。《梨园旧话》说“谭鑫培久负盛名,至有‘伶界大王’之目,其自命亦有俯视一切之概”。如果说“伶界大王”绰号体现了谭在戏曲界的权威与影响力,那么谭的另一个尊称“谭贝勒”,则显示了他跟权力网络的暧昧关系。“伶界大王”的地位,实际上也是得益于“谭贝勒”所象征的权力背景。

谭鑫培与清末达官贵人的亲密关系,当时坊间有种种传闻,有说“亡清新贵亦争相延纳(谭鑫培),略分论交”,有说当朝高官杨士骧请谭鑫培“吃饭延之上座”,最富传奇色彩的莫过于军机大臣那桐向谭鑫培屈膝请案的轶事。据民国《谭鑫培专记》的记录,光宣年间,庆亲王给他的一个姨太太做寿,要唱寿戏,当然是邀请了鑫培。庆王说:“鑫老来了,我很有面子,我很感激!但是,请鑫老再赏个面子,唱两出好戏,如何?”鑫培说道:“这也不难。只是我的病刚好一点,恐怕不便遵命!如果定要我唱两出,便是军机大臣向我跪求,面子碍住了,我就只好不顾性命唱两出。”谭鑫培这话不过是极力推脱不肯唱,万不料话犹未完,却有一位朝衣朝冠的人向他跪下了;你道是谁?就是那军机大臣那桐!这夜里,他才勉强唱了两出戏。

原来,谭鑫培当时“受慈禧宠幸,王公大臣当然唯太后老佛爷马首是瞻”。然而,尽管个别像谭鑫培这样的“角儿”能够跟王公大臣“称兄道弟”,却无法从整体上改变优伶作为权力附属品的地位,甚至,连“角儿”自己也不过是权贵的玩物,再大的光环也不堪权力一击。

“伶界大王”谭鑫培的晚年遭遇,正好明白无误地印证了这一点。民国四年,袁世凯有意做皇帝,借办寿辰之机,设宴演剧,尽招在京有名伶官,入南海供奉。谭鑫培违命不至,九门提督江朝宗亲率城厢驻兵,挟持而行。谭鑫培沿途大笑。排剧时,袁世凯要谭鑫培演《新安天会》,谭盛气拒绝,乃改唱压台戏《秦琼卖马》,演毕不辞而去,大笑出新华门,抵家笑始息。人问,何故大笑如此长远?谭说:“我不愿小叫,岂不可大笑乎?” 

看起来,谭鑫培颇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气概。但细一考究,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这位前清的御用名伶并无力量抵御权势的威迫,你不应召演戏,九门提督江朝宗即率兵“挟持而行”。这个江朝宗,两年后还跟谭鑫培有过一次“较量”,结果当然是谭鑫培输了。

谭鑫培的曾孙谭元寿先生在《谭门艺语》中记录了这段故事:19174月,广东督军陆荣廷到北京,军阀江朝宗要请他看戏,指定要谭鑫培出演。谭老板那时年纪已长,又生着病,已卧床好几个月,很想辞谢那个堂会。不料惹了江朝宗,派一批警察到谭家,把谭老板从病床上拖到那家花园。那天演的是《洪洋洞》,讲杨六郎从重病到死亡的一段故事。谭老板与角色同病相怜,演到悲愤之处,眼泪真的流下来。堂会之后,谭老板回家,心力交瘁,不久就辞世而去,那年他71岁。

敢叫军机大臣那桐“请安”的谭鑫培,被江朝宗强迫着登台的谭鑫培,既是同一个谭鑫培,也可以说不是同一个谭鑫培。在后一个谭鑫培所面对的时代,非但慈禧本人已去世,连大清国都完蛋了,北京墙头换了大王旗,谭鑫培不再是那个受旧日权贵尊崇、庇护的“谭贝勒”了,试问又如何能在飞扬跋扈的新军阀面前护住尊严?

世界大舞台,舞台大世界。谭鑫培在台上演绎过悲欢离合,在台下历经过跌宕起伏,如果他大彻大悟,我想他应该会赞同一个道理:不管是伶人,还是其他的任何社会成员,最重要的并不是权力卵翼下的光环,而是平等的法律地位、独立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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