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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七环”现象

(2010-03-18 09: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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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七环”现象

调研小组

财经

分类: 文章

    垃圾处理链条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减量化需要整个链条上所有部门通力配合。长期以来,政府各部门职责无法明确执行,垃圾处理多个环节面临体制困扰

                                                                 文/《财经国家周刊》调研小组

 

 

   拍的照片显示,北京有“七环”———前六环是环路,第七环是环绕北京城的垃圾带。

    2009年“两会”期间,城市垃圾问题再次成为代表和委员讨论的焦点议题。

    “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垃圾‘围城’现象。”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实验外国语学校校长李茵2009年在《建议从源头治理生活垃圾》的“两会”提案中指出,长期以来,由于思想观念、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垃圾处理存在理念误区,将资金和人力用在垃圾的末端治理上,而忽略了垃圾的源头治理和减量,形成“新建、填埋、再新建、再填埋”的恶性循环。

“第七环”

    “2008年11月15日,18点-20点,烧灼恶臭,大晴天,有风,向西刮,带(防毒)面具外出吃饭。”

    “2009年5月29日,4点-7点,标准恶臭,醒了。”

    “2009年10月1日,3点-5点,熏醒!”

    这是赵蕾的“恶臭日记”的摘录,她住在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填埋场3.5公里外的柏林爱乐小区。2007年夏天开始,她和周边居民每天夜里都会闻到垃圾散发的异味。

    赵蕾是中国第一个起诉垃圾处理厂的公民。但3次诉诸法庭,无法撼动小区附近已经建成的高安屯垃圾处理厂。

    面对记者时,她已经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恶臭日记’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她说。 此后,北京市朝阳区投资了1个亿,对填埋场进行技术改造,治理异味。

    赵蕾只是北京数万名生活在垃圾填埋场周边居民的一个。

    记者调研中发现,全国其他地区,像赵蕾一样,深受垃圾处理场污染困扰的市民不在少数。

    贵阳市乌当区高雁垃圾填埋场,是当地最大的生活垃圾处理场,由于常年超负荷运转,臭气熏天,垃圾填埋场高度已接近附近的山顶。乌当区东风镇界牌村村民李文革告诉记者:“灰大,臭得很,尤其是夏天恶臭难忍,苍蝇又大又多,窗户都不敢开。听说垃圾场要搬,可一直没动静。”

 焚烧之困

    面对如此多的质疑,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垃圾填埋场本身的建设符合国家标准,但设计容量跟不上垃圾增长量,而且管理不严格。”超负荷运行和管理问题导致设施不堪重负,臭味儿超标。

    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到支持发展垃圾焚烧和垃圾填埋气发电,将之作为可再生能源。2007年国务院下发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再次鼓励垃圾焚烧发电和供热,并给予优惠电价政策。

    “填埋对土地资源破坏太严重,这样下去等于我们一年糟蹋500亩地,焚烧可以节省90%土地。”王维平认为,焚烧不是垃圾处理的上选,但在北京这样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紧张的城市优于填埋。

    但在有关部门决意推进垃圾焚烧之时,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引发的讨论已遍及全国。

    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下称李坑电厂)建在永兴村。在电厂运行后的4年,永兴村有60余人患上癌症,其中肺癌45例,而此前的12年里共有9人死于癌症。

    “我父亲就是肺癌,医生说只有两个月命了。”一位村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数年来,大家只有忍受着焚烧厂的臭味、烟尘、噪音,夏天常常不敢开窗。焚烧的飞灰有什么成分,村委会曾多次尝试送检,但无下文。

    李坑电厂与附近的永兴村第十二队仅一块菜地之隔,与不少居民住宅距离仅300米左右。村民范秋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从发电厂烟囱排放出来的气体经常是黑色或者彩色的,如果说这种气体不会造成污染、对人体无害,那是不可能的,如今村民种植的蔬菜在太和镇已经没有销路,人们都担心蔬菜受到污染,对健康有害。

    而负责李坑垃圾焚烧厂营运的法国威立雅公司(下称威立雅),也曾因村民的投诉,承诺将进行技术改进。

    “在没有进行专业详实的调查之前,不能说癌症高发就是焚烧厂引起。”威立雅环境服务技术总监张进锋对《财经国家周刊》说,李坑垃圾焚烧项目运行符合政府环保标准,每天都有环保局的人驻厂检测记录。

    广州市城管委的报告显示:该厂投产4年来,各项环保监测表明运行指标符合规范要求,其中,二恶英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达到欧盟相关标准。这更让反对焚烧厂的番禺居民担忧:“李坑的事实摆在眼前,如果达标了还这样,怎么证明焚烧污染可以控制?”

    中国于2004年承诺履行公约,并递交了履约计划,其中将生活垃圾焚烧列为“中国优先控制的二恶英重点排放源”。此外,焚烧产生的飞灰、残渣、污泥等含二恶英废物也是污染源。焚烧飞灰中含有二恶英和重金属等,需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但国内现在的标准、规范、设备等还比较缺乏。

    “我国居民生活垃圾构成与欧美国家有明显差异。有机质多,垃圾在运输过程中容易腐败,加大了填埋处理难度和污染程度,而水分多又给垃圾分类带来困难,增加了填埋量,消耗了土地资源。”中国塑协塑料再生利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董金狮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说,有机质和水分含量高的垃圾,往往导致燃烧不充分不稳定,容易产生恶英等污染物质。

两害相权取其轻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54亿吨,垃圾处理量为1.34亿吨,全国城市一年约有2000万吨垃圾未被处理。同时,由于民众抵制和选址困难,新规划的垃圾焚烧设施迟迟难以动工,导致一些地方垃圾处理技术选择进退两难。

    根据《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到“十一五”末,东部地区设市城市的垃圾焚烧处理率不低于35%。

    “不可否认,垃圾焚烧会产生一定的有害气体,但与垃圾污染本身相比,危害要小得多。”南京市市容局局长张东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从技术角度而言,现在的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政府除了做好技术宣传外,亟需加强垃圾处理场运行信息公开及监测监督工作,以消除社会担忧。

    在国内,像高安屯这样比较先进的垃圾焚烧厂投资约8亿元,其中一半以上的成本是烟气净化设备,用于控制焚烧后有害物质的排放量。王维平坦言,与填埋场一样,有些焚烧设备运行不够规范,所以造成污染。

    20年前经历了二恶英危机的日本,对焚烧厂的污染监控十分严格,几乎每小时都要检测二恶英的排放。另一方面,日本的垃圾分类精细,送往焚烧厂的是高热值可燃物。

    热值高是对焚烧垃圾的基本要求。来自北京市环卫研究院的检测数据表明,北京城区混合生活垃圾的低位热值为每公斤4564千焦,高位热值为每公斤9000千焦。王维平解释说,每公斤热值4200千焦就可燃烧,一般东部城市能达到6200千焦,基本相当于低质煤的热值。

    仍有企业认为,这样的热值低于国外,进口设备用起来没那么容易。广州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厂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显示,当垃圾热值较低或水分较高时,需要添加柴油助燃。一家焚烧厂的负责人坦言,平时违规运行,应付领导检查才调至达标的现象普遍存在。即使环保部门在线监测数据,对造假和不稳定也缺乏监管力度。

标准与执行

    垃圾处理链条至少涉及规划、市政、环保、城管、国资、工商、城建、等多个部门。观察家认为,减量化需要整个链条上所有部门通力配合。长期以来,政府各部门职责无法明确执行,垃圾处理各个环节面临诸多体制困扰。

    面对超负荷运行率达67%的末端处理设施,北京市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提出,要健全生活垃圾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市、区(县)、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四级垃圾管理体制。

    北京市政市容管委会固废处副处长卫潘明解释说,北京将择机建设4个垃圾处理循环经济生态园区,其中的垃圾处理设施包括筛分、生化、焚烧、填埋等。在园区外要划出控制区,只做园林绿化和市政基础设施,把居民和垃圾处理设施有效隔离,500米之外还要划分1000~2000米的生态缓冲区。

    然而,人们对此普遍持保留的态度。“政府部门在制定生活垃圾处理标准时有一种倾向,似乎越高越好,却忽略了可行性。”北京大岳咨询有限公司业务总监毕志清说,在垃圾处理环节亦是如此。烟气排放的标准越来越严,但一些指标的检测频率,超标之后如何量化处罚等规定还比较缺乏。

    王维平建议,除了建设上严格按照标准施工,还应及早建立设备操作运行的标准。“比如员工要持证上岗,焚烧厂前面安装在线监测的电子屏,实时公布监测数据,公众和政府共同监督,污染就罚款或关停。”

    在这场关于焚烧的争论中,徐海云一度被称为坚决主烧派。但他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承认,中国现有的垃圾焚烧厂无论技术还是运行管理水平都参差不齐。

    “任何企业都是逐利的,监管需要各种投入,公众参与、公开透明是暴露一切问题的有效办法。”但他指出,现阶段尚无公众参与的合理制度,需努力建设。

垃圾管理“保卫战”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副司长王善成近期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填埋和焚烧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关键要从源头减量。

    “如果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走综合处理路线,前端就要多给些资源。” 长期关注北京垃圾问题的北京师范大学环境 史博士毛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任何末端处理设施都要考虑进入成分,焚烧要高热值,对前端分类有所要求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日本是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垃圾分类标准严格而细致,包括资源垃圾、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危险垃圾、塑料垃圾、金属垃圾和粗大垃圾等等。如果人们,不严格照规程分类操作、按规定时间扔到指定地点的话,将面临巨额的罚款。

    譬如,一个香烟盒包括纸盒、外包的塑料薄膜、封口处的那圈铝箔三个部分。那么,这个香烟盒就要分成纸、塑料和金属三类分别回收。而家庭主妇用完可乐瓶后,都会拿清水洗干净,然后把外表的塑料膜剥下来,再和盖子分开,三样东西分清楚,攒到一定数量再交出去。

    北京从十几年前开始尝试居民垃圾分类,至今并无太多进展。宣武区建功南里是北京市最早的垃圾分类试点,一度被指定为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参观地点,陆续吸引了大量研究人员。如今,这里已经很少有居民在家中进行垃圾分类了。

    垃圾的分类程度,与焚烧产生的污染有重要的关系。北京一家垃圾处理厂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调研期用成分很纯的餐厨垃圾做试验,效果很好,但最后实际收来的几乎有一半是普通生活垃圾,拖鞋、丝袜、瓶子,什么都有。这使得设备难以稳定运行,只好不断追加投入,改进技术。

    进焚烧炉的垃圾成分和热值不稳定,也对设施长期稳定运行和污染控制带来挑战。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厂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分类收集,以减少含氯的塑料、含重金属的电池灯管等物品进入焚烧垃圾,是控制污染物的首要办法。

在日本和台湾,一些垃圾处理企业采取向周边居民免费供电、供热等补偿措施,并出资兴建配套设施供附近居民使用,如健身中心、花园绿地。

    台湾公众经历了从反对建设焚烧厂到参与监督运行管理的过程。台湾清华大学的教授凌永健与其团队作为独立第三方监管操作过程,公众也可以随时进入焚烧厂,其设施运行水平逐渐提高,为公众接受。与此同时,台湾的垃圾分类减量政策推行5年之后,厨余垃圾和废旧物资回收率倍增,台北的生活垃圾日处理量从高峰期的3695吨减少到1500吨。

    北京的垃圾源头分类也再次提上日程,新一轮试点开始推进,含水量高的餐厨垃圾被要求用小型设备就地处理。对此,徐海云表示:“我当然希望能成功,但这同样需要投入大量成本。”

    据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王伟介绍,十二五期间国家将推进生物质废物处理和资源利用的工程,其中包括利用餐厨垃圾产生沼气发电等项目。“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应该大力发展的技术。”

    在反对垃圾焚烧的中国环境科学院专家赵章元看来,一些资源化处理公司的新技术确实有待改进和成熟,但它们理应获得国家政策方向上的支持。“如果按照现在的形势,资金和力量大批投入垃圾焚烧,那其他资源化处理方法就很难发展。”赵章元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番禺宣布垃圾处理项目将重新选址论证的同时,垃圾分类收集试点也将分阶段展开。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表示,现阶段鼓励业主使用厨房垃圾粉碎机分流餐厨垃圾,最终的处理方式也将通过各方大讨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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