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17岁时，即随长兄郁曼陀东渡日本留学深造。在此期间，他亲身感受到了身为“弱国子民”的歧视和屈辱，这不仅令他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小说《沉沦》，而且令他在自传体作品《雪夜》中写出了这样的认识：“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用今天的话来讲，也就是说当年的他已经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而且对于中国后来所遭受到的被践踏被凌辱的命运也不幸而言中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郁达夫愤然而起，参加了由胡愈之等人组织的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他不仅提笔写下了通讯报道《沪战中的生活》，向世界披露日本强盗的侵略行径，而且与鲁迅、茅盾等43人联名发表了《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1933年1月，他更是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由蔡元培、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自己的行动奋力反抗侵略者的滔天罪行……

此间的郁达夫既是一名“战士”，又是一名尚未完全脱离原有生活习气的“文人”。——因为与妻子王映霞的情感纠纷不断，他一气之下闹到了报端；为了彻底摆脱这场纠葛，他更是负气跑到福建，当了一名省政府的参议。但是生气归生气，发怒归发怒，在国家大事与家庭小事的矛盾面前，他还是能够区分出轻重与缓急来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正在福州任上的郁达夫二话不说便出任了该地区救亡协会的理事长，并亲自承担起《救亡文艺》的编辑工作；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厅长郭沫若聘请郁达夫为主管对敌宣传的第七处处长，他同样是欣然承允，后来只因错过了抵达武汉的日期，而改任为三厅的设计委员；同年4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郁达夫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及研究部的主任，他依然是兴高采烈地走马上任，并且代表文协，多次奔赴前线进行劳军和视察。此间，他还以记者的身份，写下了大量的通讯报道以及散文随笔，向全国人民详细地报道前线的战况，全面地分析战局的形势。

——这里有对侵略者罪行的报道，字里行间充满着仇恨。

视察归来的郁达夫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记者于沪战开始后，曾由海上漂泊至宁波，由浙江内地经闽北而返福州，沿途所见，都是些赤手空拳丧家失业的妇孺老幼……”在绍兴，他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幅“惨极的流民移徙图”：“江边在大雨之下，泞泥之中，露宿着的上海难民，将近一万，大半都系女工，以及老幼之无家可归者。东面水际，聚拥着一簇蓬头垢面的妇人，备极忙碌，则为昨晚上露天生产之一女工在帮忙；婴儿啼哭声，隐隐自人丛中漏出，似在嫌母乳之不足。”在福州，他亲身遭遇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先来三只，绕市数周，在城东的机场，投了两三次弹。继复联合六只，复在机场，投下四十余弹。我方的损失，除在机场烂泥地上有了五十余个土孔以外，另外死了几个好奇的正在机场近旁看飞机的乡民，一共死了八九人，伤了十一二。”

——这里更有对前线将士奋勇杀敌的歌颂，字里行间充满着乐观与昂扬。

亲赴台儿庄劳军的郁达夫，回来之后这样写道：“我们的机械化部队虽则不多，但是我们的血肉弹丸与精神堡垒，却比敌人的要坚强到三百倍、四百倍。没有到过前线的人，对我中华民族将次复兴的信念，或有点疑虑。已经到过前线的人，可就绝对地不信会发生动摇了。”从福建前线回来之后，他更是这样写道：“金门、厦门虽则放弃了，但我们八闽的健儿，摩拳擦掌，准备为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复仇的志士，数目仍在五百万以上。此外则老弱妇孺也在准备，准备于万一的时候，作最后的牺牲。”此时身经沙场的郁达夫甚至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道：“老实地说吧，我来到鲁南战地之先，对于最后胜利必属我的这句口号，是有七八分怀疑的。在徐州住上半月，这怀疑便减少了四分，上湘西各地去一看，这怀疑又减少了二分，等到在武汉外围的左右翼走了一圈之后，这怀疑却完全去尽了。现在的我，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必胜论者。谁有悲观，就请谁去战线前后各地走一走。不亲历其境，不用自己的两眼和一身去视察体验，真情是不会明白的。”

这样的文字，在以前的郁达夫的笔下，是绝对不会出现的；这样的情感，在以前的郁达夫的胸中，也是很少能够见到的。

在郁达夫所留下的这一时期的作品当中，尤为可贵的是，他记载下了自己在一番狂热之后的冷静思索。——这是一篇名为《“一二八”的当时》的杂感，他先是回顾了自己早先的幼稚：“在交战期间，我们一面目睹耳闻着闸北大火的烟焰炮声，一边只在跑马路，写文章，谈闲天。得到一点胜利的消息，就四处的去报告，去鼓动。得到些不利的消息时，就大家围集起来喝酒，痛骂，有时也会放声大哭。”郁达夫没有隐瞒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他揭示出了当时文人们普遍存在的狂热与浮躁。然而，自从“一·二八”的战火之后，自从民族遭遇到生死考验之后，他开始冷静地反思自己，也开始认真地反思整个战争了——除了“兵火战”之外，还包括“经济战，宣传战，外交战”等等。这时的郁达夫，严肃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所得到的教训，就是无论在朝在野的各派各系，无论哪一个人，若非披肝沥胆地精诚团结起来，大家一条心，一个目标地抵抗着，牺牲着，中华民族就永无生存的余地。中央太软弱，太专制的时候，敌人一定马上就会乘机而入，实行它的蚕食的毒计，挑拨，离间，侦探我们的弱点，因而来利用，这是敌人的惯伎。”

郁达夫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军事家，然而他以文人的敏感和作家的嗅觉阐述出了对于战争的看法，尤其是对于“中央”的看法，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更是具有一定远见的。据说当时的军界就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广东省的军政首脑余汉谋，听说郁达夫写有一篇名为《军事与政治》的时事论文，惊喜万分，竟以六块大洋的高价寻求购买。

本文摘自《大师的抗战》，陈虹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