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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录片市场出路何在(转载)

(2009-12-18 15:06:02)
标签:

纪录片

出路

杂谈

分类: 其他(Others)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像册”这句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的话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对于在日益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人而言,如何在未来的影像时代保留住自己的文化命脉,在世界大舞台上保留住一点自己文化上微弱的声音显得越来越重要和急迫。

    在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纪录片从业人员的环境相对而言都比中国导演日子要好过,拿澳大利亚为例,虽然在国内他们只有有限的两个电视频道可以选择,但是他们至少有一套有效机制,他们可以预卖他们自己想拍的选题,在国内他们可以申请来自国家的纪录片基金、社会上的纪录片基金、电视台提前预购的费用,又因为语言的优势,他们在上游的便利优势同时可以延伸至相关的其他国家,比如英国、法国等等,同时又解决了发行的问题。这就是马太效应,越好越有,越有越好。

    我们的纪录片其实已经游离在世界之外,加上国内政策又不明朗,纪录片的传播在国内的声音显得十分的微弱。我们这两年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做一些铺路和基础传播工作,有些微成效但十分辛苦,很多时候感觉是在偷鸡摸狗做着一些光明正大的事情,自身的合法性如何解决,一直是悬在我们以及对此行业有兴趣的投资人头上的一根利剑,时刻困扰着从业者和投资者。

    CCTV见证-影像志,现在改成一周三期,午夜一点多播出,制片人陈晓卿笑言:主要给崔永元这类失眠患者服务的,一组节目播完后小崔同志总能打来电话提很多意见。一年156期节目,按照一期6万元的投入计算,一年光节目制作费用就是1000万左右,但根本无法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中国电视总公司出版的音像制品在市面上很难看到,能有效传播的人群非常有限,所以在体制内推动纪录片的发展几乎是天方夜谭。

    无庸讳言,中国政府每年花在对外宣传上的费用是异常惊人的,但到达的效果更是让人匪夷所思。所以在国外的时候中国纪录片从业者通常会被问的第一句话是:Are you independent?他们很在乎你是否存在生存依附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纪录片的个人视角和观点很重要。去年在广州见过德国电视一台和二台的节目购买者,当问到他们喜欢中国什么节目和内容时,他们的回答让我觉得很诧异:我们对政治题材的内容感兴趣,比如中国政府说我们的人权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相信一定没有解决,如果中国政府说我们贫困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坚信中国的贫困问题一定还存在。我当时听了之后觉得很难过,在国家和政府之间,我个人的选择是更爱国家,但对于政府我并没有任何过激的偏见,我相信政府已经尽全力在推动某一些事情,在有些敏感问题上他们也许根本没有做错什么,但可能问题出在我们的宣传部门上了,你是怎么说得让人家不再信任你的了?!没有了这份信任,后面你再说什么也白搭,花再多钱也没用。

    所以在新的环境下,有独立版权意识的导演会成为政府一个很好的公关,前提是如果能用好了他们的话。他们的存在不仅可以保留一些优秀的带有个人观点的作品,而且还可以让这些作品在适当的时候替国家服务,传播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和声音。

    在我们进入纪录片领域时,这个市场其实已经累积了近20年的能量无处释放,上游产权不明晰,中间没有任何经营商或经销商,下游更看不见任何有形的出口。

    我们所看到的资源是大量积压的作品和导演,这是唯一可以马上盘活的现有资产。产品优先,渠道的建立变成首当其冲的重要任务,大的渠道主要是国内电视台的地面频道和卫星频道,在  2000多个频道中50-60个频道会有实际需求,我们分两条路在走,一个是长纪录片,走已经成熟的电视剧市场,另外一个是把单片打包,做成周播一次或多次的栏目状供电视台去选择,纪录片是一个电视台品位和品质的象征,所以大多数稍有档次的电视台都不会拒绝比较好一点内容的纪录片节目,但又因为多年沉积下来的痼疾,单片的价钱不是太好,通常单价在10-30元/分钟左右,但不管怎样,先把路修起来,再简陋起码也可以跑车走人,有了内容和空间就可以培养新的收视人群,改变收视习惯,时间长了其它状况都会慢慢随之改变。
    在建立传统电视播出渠道同时,我们也关注各种新媒体,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拓展更广的传播空间。

    纪录片的后产品开发主要的就是音像制品了,但传统的音像行业因为不尊重知识版权把珍珠当成大白菜来卖,加上整个行业信用体系的彻底溃烂,已经接近崩溃边缘,这个时候的进入注定了我们不能因循旧的渠道的模式来做纪录片的音像市场。而且很明显传统音像制品渠道的消费人群也不是纪录片的主要消费对象。

如何在音像领域建立新的营销渠道和摸索针对新渠道的独特的行销方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功课。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新渠道的建设注定了我们要直接找到纪录片的消费人群,B TO C,而不是 B TO B,如何找到这些人群,影片观摩活动和培训班成了首选。

    我们先在北京展开这些活动,选择了几个人文书店,和媒体(DV杂志和新浪网DV频道)合作,定期举行观片活动,导演到场和观众现场交流,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纪录片。每次邀请的人群包括各类媒体记者、相关的专家或社会学者以及各行各业的纪录片爱好者、DV持有者等等,下一步我们还会邀请各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北京各大高档俱乐部的成员,逐渐把这种观片活动做成在北京有影响的一个文化活动。

    培训班的初衷和目的是希望把导演资源利用起来,同时引导一批找不到目标和方向的地下DV爱好者往地面见光处走。我们打算先把一些作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销售很好的中国导演聚集起来面对各种纪录片爱好者和DV持有者开设不同等级的培训班,比如有普及班、提高班和大师班,时机成熟时我们会邀请一些国际上知名的纪录片导演来培训班给大家讲课。
    培训班学员同时也是我们音像制品的消费对象。
    音像制品的内容来源:国内优秀的纪录片、港台优秀的纪录片以及其他国家优秀的纪录片。
    我们争取用五年时间做成一个中国最大的优秀纪录片片库。

    中国电影市场的放开以及逐渐走好的趋势对于纪录片而言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特别低成本电影的兴起,对于中国内容的纪录片好像是提前新修了一条公路。06年我们的目标是至少有一部中国内容的纪录片进入院线,走进电影院。法国纪录片《迁徙的鸟》以及《帝企鹅日记》在中国电影市场的走高也给我们一剂强心针,我们坚信,好的内容好的艺术一定有它固有的人群,我们需要做的是解决从哪里找到这些人以及如何找到这些人的问题。

    海外发行一直是很多纪录片人一个遥远而天真的梦,以为在国内找不到观众或收视不好的内容在国外就能找到知音,透过将近两年的摸索,我发现这个观点大错特错,好内容在全世界都可以通行,不好的内容傻瓜都会嗤之以鼻。
    而且成片买卖在国外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市场模型,相对于国内售价而言,它当然很高,但对于国际通用规则,成片买卖是最不值的,价钱太低。

    走出去后才知道,国际纪录片市场通用的模式是预案销售,实际上是卖点子,但这种卖点子可不像中国人想象的那样简单,灵光一显就可以马上变现了。他们对于预案的准备工作跟科学家一样严谨,前期要做特别多的调研工作,通常比如拍片时间只有三个月,但调研的时间可能会是半年甚至更多,所以他们中彩的概率很低,基本上都是必然成功。这一点国内导演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们要了解、学习和接受、接纳一些新的更严谨的规则。

    所以联合制作将成为中国未来纪录片走向国际市场很重要的一个桥梁和缓冲,在联合制作中我们一方面可以让自己的内容走出去,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别人专业做事的方式和方法,为我所用,同时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拍片经费的问题,但如何促成联合制作今天我依然还在学习和摸索。

    最后还有,建立中国人的纪录片基金或华人纪录片基金也是我们迫在眉睫的一个事情,我一直觉得自己的事情必须自己解决,中国人的事情想单纯的依靠外国人来做自己的救世主基本上没戏,而且那样一种状态也根本拍不出什么好片子,因为你连一根笔直的脊梁骨都没有,谁会相信你会说出一句人话,做出一桩可以晾在阳光下的人事?!

 

——本文出自:北京零频道郑琼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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