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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广胜:三国东吴四大都督中,谁最有战略远见?(《三国大榜单》)

(2017-08-12 10:17:26)
分类: 三国比拚

 陈广胜:三国东吴四大都督中,谁最有战略远见?(《三国大榜单》)


东吴四大都督排行榜

陈广胜


周瑜、鲁肃、吕蒙、陆逊,是公认的三国东吴四大都督。《三国志》将前三人并作一传,将陆逊单立一传,其余如程普、黄盖、韩当、甘宁、徐盛、丁奉等十多位名将合作一传,充分表明周鲁吕陆的特殊地位。而四大都督孰高孰下,虽不乏议论,却未见系统性的比较分析,本文试图作一番探讨。

一、军功业绩

若论功勋的高低,谁都比不上孙权有发言权。正巧他曾与陆逊评论过周瑜、鲁肃、吕蒙三人,那是百分之三百的“权威人士”谈话。孙权认为周瑜雄武刚烈,胆略超过常人一倍,所以能打败曹操、开拓荆州,很难有人赶上他的才能;鲁肃提出建国的谋略,在赤壁战前驳言不可降曹,是两件令人快意的事,但劝说出借荆州,是一大短处;吕蒙在谋略上次于周瑜,言谈举止、英姿勃发也比不上,但设计消灭关羽,要胜过鲁肃。 [1] 这番话几乎有一锤定音的份量。就战功而言,以周瑜、吕蒙、鲁肃的次序排列,应不会引起异议。难题在周瑜与陆逊之间,谁更居功至伟?

话说孙权在夸赞周瑜之时,有一句“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很难有人能赶上他,现在你赶上他了。给陆逊这样的评语,可谓高得无以复加。此次谈话无疑在夷陵大捷后。正是这场战争,让陆逊由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年轻人,摇身变成灸手可热的大红人。蜀汉章武元年(221),刘备倾举国之师伐吴,声势极其浩大。孙权媾和的请求被拒绝,只有咬牙抵抗。陆逊临危受命,被历史推上了吴军统帅的位置。两军对垒,陆逊起初没有硬碰硬,而是先主动后撤,扼守要地坚不出战,破坏了刘备速战速决的意图。不过,收缩并非退缩,实乃以退为进。陆逊无时不在等待机会,当发觉敌方“兵疲意沮”,便立马开始战略反击。《三国演义》描述了火烧连营的场景。在陈寿的笔下,蜀军也是一番“土崩瓦解,死者万数”的惨象。 [2] 刘备仓惶逃往白帝城,转年即在惭恚中命丧永安宫。

夷陵之战让陆逊成了东吴的拯救者。自此以后,他充当了孙权坐江山的第一顶梁柱。吴黄武七年(228)八月,魏国大司马曹休率步骑兵十万人前来皖城,陆逊北上迎敌。他兵分三路发起猛攻,在石亭大败魏军,并乘胜追杀至夹石,一举斩擒一万余人,缴获上万的牛马骡驴车辆,军资器械更是无数。可以说,这是陆逊首次统兵与魏军大规模作战,也是继赤壁之战后孙吴对曹魏斩获最多的一次重大胜利。曹休虽被曹操唤作“吾家千里驹”,然而在陆逊面前就太过平庸。幸亏当时有后方接应,他最终得以脱险,但不久即背发毒疮身亡。

吴黄龙元年(229),陆逊就任上大将军,这是孙权在大将军的职位之上为他量身创造的名号,也表明陆逊的卓绝功勋,须用史无前例的官位才能够表彰。不仅如此,他还在吴赤乌七年(244)出将入相。孙权在诏书中说:“有盖世功劳的人,一定要享有巨大的荣宠;怀有文才武略的人,必定要担负起国家的重托。从前伊尹兴盛商汤,吕尚辅助周王,现在朝内朝外的大任,要您一个人加以承担。” [3] 伊尹、吕尚堪称古时为臣的至尊典范,以陆逊类比两人,是较管仲、乐毅都更为崇高的评价。正因如此,陆逊也曾尽享无上荣光。单说石亭战后回师,孙权令侍从以御用伞盖为陆逊遮蔽,所赐物件均为世间珍品,所受的礼遇恩宠无人能比。 [4]

但陆逊“无人能比”之时,周瑜早已不在人世,所以比拚功勋,务须跨时空较量。夷陵之战与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合称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其中最著名的赤壁之战,周瑜承担的正是陆逊在夷陵之战中的角色。当是时,曹操先后剿灭了吕布、袁术、袁绍集团,又不废吹灰之力占取荆州,其锋芒所指仿佛风行草偃、所向披靡。江东的一班臣僚名士心惊胆颤,纷纷劝孙权放弃抵抗,做一个识时务的归降者。与此相比,夷陵之战前的东吴显然淡定许多。

事实上,两场大战的双边实力差别,也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赤壁之战曹操的兵力,据《江表传》所载,“言水步八十万”,但周瑜估算北方兵士“不过十五六万”,加上荆州新降“七八万”,投入一线的应超过二十万人。而孙权为周瑜准备了三万人马,加上刘备号称的两万人,总计不过五万;何况刘备其实只让关羽、张飞带二千人协同作战。 [5] 反观夷陵之战,刘备仅有一州之众,扣除后方驻守部队,虽然顷巢而出,进入吴境的大约八万多人。 [6] 然而,孙权调给陆逊的已有五万人,若加上后援部队,蜀汉兵力反处于劣势。不仅如此,随刘备征战的,既无虎将又无良谋;陆逊所统的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则都是身经百战的强将。可以说,蜀汉一开始只是声势占优,夷陵之战对孙吴的压迫感基本可控。但赤壁之战完全不同,无论兵力悬殊的程度,还是进退回旋的余地,以及心理层面的威慑力,都是一次真正带“覆巢”特质的严重危机。

幸亏周瑜在此时横空出世。作为孙刘联军的前线最高指挥官,他不负使命,酣畅淋漓地打赢了一场总决战。因而周瑜这一次建功,比后来的陆逊难度更大,对孙吴政权的影响也更深远,并由此拉开了三足鼎立的大序幕。当然,周瑜建功更可追溯到“小霸王”孙策时代。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孙策渡江南下,周瑜领兵迎接。前者欣喜说道:“吾得卿,谐也”, [7] 意指得其辅助,一切都会成功。周瑜也深孚厚望,在江左南征北讨,无战不克。据《江表传》所载,孙策专门赐给鼓吹乐队,为他修建住所,“赠赐莫与为比”。可见,孙权给予陆逊的那种超常规礼遇,周瑜在“前孙权时代”即已获取。

对孙权来说,周瑜最关键的一次鼎力辅佐,是在建安五年(200)。因孙策遇刺身亡,孙权在转眼间成了东吴这艘航船的新舵手。对一个稍显文弱又仓促上阵的青年,假如不能迅速稳住局面,后果不堪设想。应该看到,江东英杰当时并未与孙氏形成君臣关系,初期聚合起的势力一旦离心,顷刻就可以瓦解整个集团。正是在关键时刻,周瑜率兵前来奔丧,并且留在吴郡,以中护军身份和张昭共掌军政大权。中护军是什么概念?即承担掌管禁军、宿卫皇室的职责。换句话说,周瑜是以君臣之礼力挺孙权。作为东吴军界的“一哥”,他放下了身段,那谁能摆架子对孙权使脸色?

总之,周瑜、陆逊都立下了不世之功。但前者的历史作用更非他人可比,也非后继者能比。对孙权而言,假如没有周瑜这根“倚天柱”,起步一定艰辛无数,甚至是否有运气轮到他打赤壁之战,能否有勇气坚持着打赤壁之战,都要留下大大的疑问。陆逊的功绩无疑超过鲁肃、吕蒙,由于寿命较长,具体的事功也多于周瑜,但影响力却有所不如。周瑜对孙吴政权的创立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奠基性、源头性的,以致孙权发自肺腑地说:假如没有周公瑾,我不可能称帝! [8] 所以就军功业绩的排序,应是周瑜、陆逊、吕蒙、鲁肃。

二、用兵计谋

不妨先从鲁肃谈起。他是周瑜临死前推荐的接班人选,被认为智慧谋略堪当大任; [9] 《吴书》也称其“好为奇计”,可知非同等闲。赤壁之战前夕,最早主战的正是鲁子敬。孙权当时曾感慨:您真是上天赐予我的! [10] 但鲁肃之计谋,高明在宏观层面,攻城掠地却非其所长。如同一个棋风厚实的弈者,鲁肃将锋芒内敛,一方面少有破绽,难免就不够犀利。孙权评价他率军安营扎寨,能令行禁止,辖区内路不拾遗,没有荒于职守的官员。 [11] 这听来并非在夸奖某个统兵之人,而是称赞一位能干的地方官。鲁肃治军如治政,应不失为中规中矩的大都督。

相对于鲁肃的文质彬彬,吕蒙则显得英武、粗犷,但他勇猛而有谋略,故陈寿感叹:“他怎会只是武将而已呢!” [12] 孙权接掌东吴大权初期,即推行军队整编、归并。吕蒙私底下借钱,为士兵做了大红的衣服和绑腿,到选拔那天,部属格外显得队列严整、训练有素。孙权大喜之下,对他的兵力不减反增。建安十五年(210),接替周瑜的鲁肃途经吕蒙军营,在听取应对关羽的五条计策后,不禁惊叹其才略竟达到如此水平。 [13]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典故,就出自该处。建安十八年(213),曹操率大军进至濡须口,吕蒙又多次献奇计,并劝孙权建船坞于夹水口,以做好御敌准备。曹操见东吴布防严密、阵营威严,不久便撤军返回。

吕蒙的不少奇思妙策,更是在实战中充分得到了检验。建安十九年(214)五月,连续大雨使江河水涨,孙权趁机进攻皖县,庐江太守朱光据城坚守。诸将都建议修筑土山,添置攻城器具。吕蒙认为,这需花费较长时间,等准备妥当,敌人城防已经巩固,援兵也将赶到,就难以攻克。他估计城池并不十分坚固,趁三军士气高昂之际四面齐攻,很快即能拿下,然后趁大水未退时回军,可获得全胜。孙权采纳了该意见。吕蒙又举荐甘宁指挥攻城,还亲率精锐作后援。凌晨开始猛攻,吃早饭时就攻破了皖城。建安二十年(215)诈取零陵,更体现了吕蒙之智。因刘备拖欠荆州不还,孙权派吕蒙攻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沙、桂阳望风归附,唯零陵太守郝普坚拒不降。刘备见形势紧迫,命关羽前来争夺。孙权急令吕蒙放弃零陵,回师增援鲁肃。吕蒙却秘而不宣,反称刘备被夏候渊围困,关羽的大本营已被攻下,并让郝普的旧友邓玄将消息带入城内。对方的心里防线迅速溃堤,投降后才知是一场诡计,不免愧悔交加。

名将皆有得意之作。对吕蒙而言,当数白衣渡江取荆州。此战看似顺利,却经过了长时间的精心谋划。刚接替鲁肃驻兵陆口时,吕蒙特意加强与关羽的亲密友好,但一切都是表面文章。建安二十四年(219),趁蜀兵挥师北上,吕蒙捕捉到了可乘之机。他上疏孙权,认为关羽征讨樊城,却留下重兵驻防,必是担心后方遭袭;自己时常患病,可借此名义返回建业,使对方麻痹松懈,吴军再沿江而上、趁虚突击,那么南郡可以攻下,关羽也可以擒获。本段三国史,几乎全按这一设想演进。关羽果然放松了警惕,将驻防南郡的兵力越来越多调至襄阳。吕蒙伺机秘密出发,募平民百姓摇橹,让士卒在大船中埋伏,并扮成商人的模样日夜兼行。由于城内空虚,又猝不及防,东吴竟不费吹灰之力,一举夺回了蜀汉占据的荆州。

周瑜较之吕蒙,谁更足智多谋呢?孙权在谈及吕蒙时,认为他的谋略仅次于周公瑾。但依据史料,周瑜在战术层面的亮点并不太多,而且像火烧赤壁这样的金点子,原创者却是一介武夫黄盖。 [14] 事实上,吕蒙反而常在周瑜麾下出谋划策。赤壁之战后,周瑜转战南郡,令甘宁前去占领夷陵,魏将曹仁派兵包围。甘宁立马告急,周瑜正是用了吕蒙的计策,留下凌统守卫后方,自己亲率大军到上游救援。其间,吕蒙又提议分出三百人阻断险道,以挡住敌方退路。经过交战,曹军被歼一大半,逃跑途中又遇道路堵塞,不得不下马徒步,东吴因此缴获了许多马匹。可见,周瑜善于听取他人的建议,但似乎缺乏实战中的“原生型”奇谋——至少从相关的历史记载看,吕蒙更像“智多星”。

终于轮到陆逊登场了。建安二十二年(217),丹杨贼首费栈煽动山越作乱,孙权派他前去讨伐。敌方人多势众,陆逊带去的兵马不成气候。实力不足,就只能玩一点“虚”的。陆逊便因地制宜,遍设军旗、鼓角为疑兵之计,并命令将士夜伏山谷之中,突然擂鼓呐喊,一举出击打败了贼寇。孙吴收复荆州之战,陆逊也立下殊功。吕蒙称病返回建业的途中,他特意前往拜见,心中计策不约而同。吕蒙随后鼎力推荐陆逊,称对方思虑深远、才堪负重,又没啥名气,不被关羽忌惮,可替代自己到陆口统兵。陆逊到任的首条妙计,是给关羽递上一封措辞谦卑的信函,从而彻底打消对方的戒备。他继而上书孙权,指出擒拿关羽的要诀,此后与吕蒙所部同为前锋,势如破竹拿下荆州。可以说,此役由吕蒙、陆逊合演了一出“双簧”,如果前者记头功,次功非陆逊莫属。

 孙子曰:“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面对刘备亲征的夷陵之战,陆逊首先诱敌深入,将数百里峡谷让给对方,使蜀军因战线拉长而露出破绽。蜀将吴班在平地扎营,吴将纷纷请战,他料定其中必有诡计,应处静观察。刘备见计不成,只能率八千伏兵从山谷撤出。当是时,众人都想在蜀军立足未稳时发起进攻。陆逊认为:“刘备是狡猾的敌人,经历丰富,军队刚集结时考虑周密、用心专一,不可轻易出击。现在驻扎时间久了,没有占到便宜,且军队疲惫、士气沮丧,难再有新计谋。围歼敌寇,就在今日。” [15] 随即发兵进攻蜀营,但交战不利,埋怨也相伴而来。陆逊却胸有成竹,断言已有办法,他令士兵各持茅草,用火攻击破蜀营,秋风扫落叶般奠定了胜局。

夷陵之战对陆逊的考验,不仅在于强敌当前,更在于吴将骄傲自负,对初统兵权的少帅多有轻视。但他刚柔相济,以料敌如神的智慧与坚如磐石的意志,逐渐让众人信服。被蜀军包围的孙桓曾派人求救,陆逊判断该城防守坚固、粮食充足,并不需要太多的担忧,故不发一兵一卒,只管按既定的方针行事。战局走势正如所料,敌围也自然解除。孙桓后来坦言一开始怀有怨恨,及至大局已定,才知陆逊指挥调度自有方略。

战场局势变幻莫测,尤需统帅能化险为夷。吴嘉禾五年(236),孙权命陆逊和诸葛瑾攻打襄阳。陆逊派亲信带着奏章禀告战况,怎料被魏军截获。诸葛瑾深感害怕,认为己方已被对手掌握底细,不如赶快撤军。陆逊却不动声色,只忙着催人种植蔓菁、豆子,并像往常一样下棋、射箭。诸葛瑾前来问个究竟,陆逊于是亮出底牌,表示敌方已守住要害,己方必须保持镇定,再施展灵活战术撤离;如果马上退兵,敌方随之进逼,就必败无疑。为此,他暗中让诸葛瑾统督舟船,自己则率兵佯攻襄阳。曹魏向来忌惮陆逊,立即退回城内。吴军一边虚张声势,一边整顿队伍撤离,并在返回时多有斩获。综合比较,四大都督用兵计谋的排序是:陆逊、吕蒙、周瑜、鲁肃。

三、战略远见

周瑜是一个战略家,眼光非常人能及。据《江表传》所载,曹操于建安七年(202)要求孙权送儿子做人质。在群臣会议上,张昭等人左右犹豫,孙权也举棋不定,便带周瑜到母亲跟前商议。周瑜分析利害,表示一旦送上人质,就处处受制于人,而所得利益“不过一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哪能跟自己南面称孤相提并论?孙母深表赞同,孙权由此下定了决心,便没有送儿子上路。

联想孙、曹后来争斗的局势,周瑜的点子可谓精准。因为过了没几年,曹操即挥师南征,一场强力对抗紧锣密鼓到来。江东自古多才俊,可带“软骨病”的不少,以致“将士闻之皆恐”,认为曹操“挟天子以征四方”,且已占据荆州,分得了长江之险。鉴于实力相差悬殊,许多人倾向于投降。周瑜仍然一如过往的“硬骨头”,他力排众议,直斥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并深入分析了敌方软肋:一是北方尚未平定,加上马超、韩遂在潼关以西,构成后顾之忧;二是放弃骑兵,依靠舟船与吴越较量,没有发挥己方所长;三是正值天气寒冷,军中马无草料;四是中原士兵南下作战,将不服水土,必生疾病,因此断言正是活捉曹操的良机。 [16] 孙权既不是刘琮,又不似孙策,凡事总要用大脑琢磨透彻。周瑜的一番系统性分析,终于让他吃下定心丸,自此开启了联刘抗曹的恢宏篇章。

可以说,周瑜是深刻影响三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假如不是英年早逝,他或将进一步改变当时的国家版图。建安十五年(210),周瑜到京城拜见孙权,请求带兵攻取蜀地、吞并张鲁,并与马超结盟,随后回军攻占襄阳,以此北伐中原。孙权同意了这一大胆的计划,只可惜他在返还江陵的途中病故。若说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周瑜则“未及出师身先死”,一样的壮志未酬。人生充满着遗憾,即使春风得意如周郎者,也概莫能外。但正是在深切的遗憾之中,更凸显英雄气吞万里的志向,从中也充分显示了周公瑾的战略眼光。

与周瑜相比,吕蒙的远见更多体现在攻城、谋事层面。建安十三年(208),益州将领袭肃率部前来降附,周瑜提议将随行人马调拨给吕蒙。对一名将军来说,增加兵力总是多多益善。但吕蒙却有着全局思维,他认为袭肃远来投诚,从道义上应使之尝到甜头,产生正向激励。孙权觉得有理,就归还了袭肃所统的士兵。而在对待荆州这一焦点问题上,吕蒙是典型的鹰派。孙权一度想攻取徐州,吕蒙认为占领不在话下,可不出十天曹操一定会来,即使七八万人驻防,恐怕也守不住;故不如攻取关羽,全据长江流域,形势就会大变。孙权赞成这一分析,不久便付诸实施。但相对而言,吕蒙在战略上的考虑不如周瑜。

陆逊又有怎样的远见卓识?建安二十二年(217),他向孙权建议说,当今英雄相持、各霸一方,若要克敌宁乱,务须大量人力;山贼是长年的祸害,躲藏在深山险要之地,假如不平定内祸,就难以图谋远方。在群雄逐鹿的年代,人们往往聚焦群雄,而不会关注不入流的山贼。陆逊此策着力点虽小,却透射出极大的着眼点。与诸葛亮先南征、后北伐的道理相通,平定山越是东吴固本强基的先行步骤。长期困扰吴郡、会稽、丹杨的祸患得以扫除,陆逊继而在三郡扩编军队,让体弱者归农、强健者当兵,由此得到精锐士卒数万人。

陆逊的战略思维,更体现在夷陵破敌之后。当看到刘备逃往白帝城,徐盛、潘漳、宋谦等竞相上表,希望一鼓作气前往擒拿。陆逊此时未雨绸缪,预判曹丕正集结大军,表面上助吴攻蜀,暗地里怀有险恶用心,于是立即撤军。在大获全胜之际,陆逊没有贪功,却适时停止追击,恰恰蕴含着一种智慧。魏国后来果然出兵,因东吴防备在先而无隙可乘。 [17] 事实上,陆逊的适可而止,或许有更深层次的考量。刘备不久后听说魏国攻吴,还扬言再度东下。陆逊的回复软硬相融,劝其修补创痍、切莫穷兵,若一意孤行,将难逃性命。 [18] 吴、蜀很快恢复了关系,诸葛亮执政后又重新结盟。孙权给刘禅、诸葛亮写信,常让陆逊阅改,甚至将印玺放在他的官署,以便视情直接与对方沟通。这表明陆逊对蜀汉有斗有合,注重把握分寸。在夷陵大捷之际及时收兵,不仅为提防曹丕,更是为将来留有余地。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此话意在取舍,隐含了审时度势的战略思维。陆逊崇尚进取,也懂得有所不取。吴黄龙二年(230),孙权想攻取夷州、朱崖,即今天的台湾及海南岛一带。陆逊认为长途跋涉袭取,海上风浪难测,兵士又不服水土,必然导致疾病,原想增加人力却适得其反,想获取利益却受到损失,加上朱崖险峻绝远,那里的人还没有开化,不能成为有效的兵源。为此,他提议休养生息,减免田租赋税,让人们和睦同心,用道义鼓舞兵士,黄河、渭水一带就可平定,九州将有望统一。孙权未听劝阻,果然得不偿失。吴嘉禾二年(233),辽东公孙渊背弃盟约,孙权打算亲征。陆逊指出强寇就在边境,荒远地区尚未归顺,陛下乘船远征,会给敌人可乘之机,等祸患来了将追悔莫及;反之,假如能完成大业,公孙渊不用讨伐就会归服。该意见被孙权采纳。

关于周瑜、陆逊之间的高下,总不太容易比较。相对而言,前者是坚定的主战派。无论对虎步中原的曹操,还是占据荆州的刘备,周瑜不仅不屈服,且始终想方设法动对方的“奶酪”。陆逊同样具备一副“钢牙”,直接指挥了与魏、蜀之间的系列重大战役。但他对蜀汉政权虽然寸土必争,总体上却存一些和气。也许这一点分寸感,正是陆逊强于周瑜之处。

为何最后谈论鲁肃?因为不同的评判标准,将得出迥然有别的结论。在《三国演义》中,鲁肃被描绘成有点木讷的老实人,成为诸葛亮与周瑜之间的陪衬。但历史上的鲁子敬雄才大略,为孙吴政权奠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孙权初次见面,他就直言汉朝不可能复兴,曹操也不可能被立即消灭,建议孙权割据江东,根据形势变化相机行事,并趁北方尚未安定,剿除黄祖,讨伐刘表,将地盘扩大到长江上游,然后称帝图谋天下。 [19] 该提议石破天惊,因为孙权起初的梦想,不过是像齐桓公、晋文公般尊王攘夷,而鲁肃一下子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鲁肃的前瞻性,不光表现在某一孤立的事件上。建安十三年(208)八月,正值刘表去世,鲁肃当即瞄准荆州,断言若占有此地,可帮助孙权实现帝王之业。他还视刘备为天下枭雄,并主动请缨,以吊唁之名,前往打探斡旋。当获悉刘琮已投降,便立马找到刘备,劝说合力抗曹。此时,东吴众人纷劝孙权归顺,鲁肃是坚决站在对立面的第一人。裴松之认为:“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在刘备羽翼未丰、屡遭败绩之际,鲁肃就视其为孙权首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无疑极具慧眼。可以说,他不光最早规划了孙权的帝王梦,还率先提出联刘抗曹的基本国策,此份深谋远虑令人叹服。

围绕鲁肃是非功过的最大争议,是向刘备出借荆州。当时众人皆不赞成,且不乏扣留刘备的声音。唯独鲁肃认为曹操势力太大,如果借荆州之地,让刘备安抚百姓,那么曹操就多一个敌人,自己则多一个朋友,实乃上策。 [20] 值得关注的是,周瑜对借荆州也持保留态度,甚至希望软禁刘备于吴郡,使之与关羽、张飞分开,从而消除潜在的对手。但基于曹操在北方的威胁,孙权为广揽英雄,还是忍痛割爱借了荆州。对鲁肃这一策,孙权后来颇有微辞。可一个主意是否高妙,并不取决于一人、一时的想法。毕竟情况在不断变化,此一时的战略利益,很可能成为彼一时的战略包袱。

事实上,任何对策都有利有弊。借荆州,得益最大的是刘备,可孙权并非没有收益。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原本就是刘备征战所得。所谓借荆州,实质是借周瑜从曹操手里夺下的江陵。孙权固然可以不借,但必然产生磨擦,损伤的将是同盟关系。进一步分析,在众口一辞的情况下,孙权当年为何听了鲁肃的意见?这表明借荆州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衡结果,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拍的板。任何平等的契约,都是一种等价交换,在利益或者道义上能够实现双赢。借荆州的抉择,显然符合东吴的根本利益,因为最不想看到该局面的不是别人,正是孙权最大的敌人——曹操。他有一天写字,听到借荆州这桩事,竟然惊慌地将手中的笔掉在了地上。 [21]

孙权后来确实纠结于借了荆州,这由多种因素综合而成。一则起初即有不舍之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借的好处逐渐淡化,切肤之痛却难以消除。二则刘备独得益州,极大改变了原先的利益格局,加上蜀将关羽傲慢、鲁莽,进一步刺激孙权的不满心理。三则在主战、主和之间,前者不管哪个年代都高嗓门,尤其是收复失土、捍卫主权,更能体现一种成就感与正义性。但切记:鲁子敬绝非胆小怕事、抱残守缺之人!既然面对曹操大兵压境,他都能挺身而出,以坚韧意志抗战,又有什么理由惧怕关羽?!张昭当年指责鲁肃“谦下不足”,也表明唯唯诺诺远非其性格。主张对刘备怀柔,乃至暂时让渡局部利益,恰恰体现了鲁肃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战略思维。

东吴袭取荆州,显然是一大辉煌战果,但此役的最大受益者是曹操。孙、刘走向全面对抗,是三角关系中较弱两方的大碰撞,而实力最强的曹魏却隔岸观火,伺机取渔翁之利。对孙权来说,具体战役的赢,客观上却带来战略的被动。他曾向刘备请和而遭拒,虽然此后赢了夷陵之战,但这种赢原非十拿九稳,本身带有偶然性。换句话说,要是刘备赢了夷陵之战,那么对袭取荆州的得失,人们的评判将迥然不同。另一方面,吴、蜀举国对抗,极易两败俱伤。设想若曹魏按照刘晔的方案,对东吴趁火打劫; [22] 或者陆逊不在关键时刻停止追击,笑到最后的便只有曹丕。应该说,孙权对此持清醒的认识,得知刘备一直驻在白帝城,便非常害怕,特派使臣请和。 [23]

在三足鼎立的大格局中,孙、刘只能合作,而绝无决裂的本钱。孙吴与蜀汉争夺荆州,对彼此双方是一场零和博弈,即一方收益必然建立在另一方损失的基础上。更为致命的是,任何一方甚至都无福消受一场胜利。因为在吴、蜀交战之际,曹魏随时可以发起袭击,腹背受敌的一方势必土崩瓦解;至于剩下的一方则唇亡齿寒,注定也支撑不了多久——夷陵之战其实让孙、刘都面临这样的严重危机,幸亏曹丕没有及时作为,才使吴、蜀双方缓过神来,重新结盟求得自存。所以,借不借荆州只是问题的表象,关键是不能只图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及相互间的合理诉求。既然如此,出借荆州是否划算,就必须结合特定时期的具体情况,用历史的眼光分析。鲁肃无疑是对此理解最透彻的东吴谋士,更是一个算大账的人。他认为“帝王的兴起,都有人为之扫除障碍,关羽不值得忧虑” [24] ,虽然不被孙权认同,又何尝不蕴含“大智若愚”的高明?!如果将智慧分作“智”与“慧”两层次,鲁肃的智商或许并不占优;若论高屋建瓴、应势而谋、以舍为取、守拙图进的“慧商”,他则首屈一指。基于以上分析,四大都督战略远见的排序为:鲁肃、陆逊、周瑜、吕蒙。



[1] 《三国志·吕蒙传》:“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军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又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

[2] 《三国志·陆逊传》:“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

[3]  《三国志·陆逊传》:“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

[4]  《三国志·陆逊传》:“诸军振旅过武昌,权令左右以御盖覆逊,入出殿门,凡所赐逊,皆御物上珍,于时莫与为比。”

[5]  《三国志·先主传》裴注引《江表传》:“备虽深愧异瑜,而心未许之能必破北军也,故差池在后,将二千人与羽、飞俱,未肯系瑜,盖为进退之计也。”

[6]  《三国志·刘晔传》裴注引《傅子》:“权将陆议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九则称刘备“进军秭归,兵四万余人”。

[7] 《三国志·周瑜传》。

[8]  《三国志·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9]  《三国志·鲁肃传》:“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

[10]  《三国志·鲁肃传》“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

[11]  《三国志·吕蒙传》:“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

[12]  《三国志·吕蒙传》:“吕蒙勇而有谋断,识军计,谲郝普,擒关羽,最其妙者。初虽轻果妄杀,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

[13]  《三国志·吕蒙传》“肃于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

[14] 《三国志·周瑜传》:“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

[15] 《三国志·陆逊传》:“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

[16] 《三国志·周瑜传》:“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

[17] 《三国志·陆逊传》:“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无几,魏军果出,三方受敌也。”

[18] 《三国志·陆逊传》裴注引《吴录》“逊答曰:‘但恐军新破,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惟算,欲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

[19] 《三国志·鲁肃传》:“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之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20] 《三国志·鲁肃传》裴注引《汉晋春秋》:“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

[21] 《三国志·鲁肃传》:“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

[22] 《三国志·刘晔传》:“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

[23] 《三国志·先主传》“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

[24] 《三国志·吕蒙传》“子敬答孤曰:‘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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