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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百年前的精神投资

(2011-10-14 19: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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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桐

美国

庚子赔款

精神投资

文化

分类: 文史纵横

美国对中国百年前的精神投资   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取回最大的收获。”早在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就如此提醒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这也促使美国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用于投资中国的教育事业。因为“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将更有力地支配商业”。

    说起庚子赔款,大家知道在1900年即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迫使清政府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由于列强借口义和团给他们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失,要求支付“拳乱赔款”。经过艰难谈判,最终议定赔偿各国4.5亿两白银,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0两,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其中,各国的分配率不同,俄国占28.97%,德国占20.02%,法国占15.75%,英国占11.25%,日本占7.73%,美国占7.32%,意大利占5.91%,比利时占1.89%,其余诸国均不足1%。但在赔款过程中,由于黄金升值、银价跌落,各国提出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这使清政府背上了更沉重的负担。

    1904年12月,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赔款用黄金还是白银支付,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商谈。席间海约翰流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被梁诚敏锐地捕捉了。它表明美国政府也感到当时上报的庚子之乱损失,有“浮报冒报”现象。于是,梁诚及时调整了谈判策略,不再与海约翰纠缠赔金赔银,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同时,他还积极向美国国会议员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应该说,梁诚的努力起到了作用,而此时的中国因美国通过排华法案,也一度兴起大规模的抵制美货风潮,中国青年反美情绪引起了美国上下的警觉和反思。像美国驻日代办威尔逊、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琪等都指出,美国所接收的中国留学生太少,甚至不如欧洲小国比利时,将因此在精神领域失去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影响。1906年3月,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明确建议将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用于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他还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强调应该多让中国知识分子来美国留学。

    正是在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精英的推动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谘文,指出:“我国宜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的议案,并授权总统全权安排。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关于怎么用好这笔退款,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与美方的想法一致。他在向国内提交的报告中认为,数千万美元退款“合则见多,分则见少”,不应摊发给各省,让贪官污吏们上下其手的机会,“与其徒资中饱,起交涉之责言,何如移应要需,定树人之至计”。所谓“树人之至计”,就是在国内“广设学堂”,向国外“遣派游学”,美国“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中国则“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益损益已适相反”。但清政府的多数官员并不赞成这个用款计划,毕竟当时国内财力匮乏,该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就建议,应将退款优先用于兴办路矿、发展经济,再用所获余利办学,那是标本兼顾的两全之策

    不过毕竟是人家主动退款,清政府即使内心一万个不情愿,到底还得尊重美国政府的意见,同意将退款完全用于办学。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派足了400人,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1909年6月,游美学务处在北京设立,内务府还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学务处随后在史家胡同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赴美。这就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

  那么美国人为何坚持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应该说,其中不乏美国精神的理想追求,但也基于美国利益的现实考量。还是那位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在送呈罗斯福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这位大学校长坚信,为赢得中国青年而付出成本和代价,即使从物质利益角度来说也是值得的。而美国人做事也一向认真,由于担心清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廉洁程度,他们对退款使用实行严格的监督。美国国务院制订明确的退款计划,要求中国仍按原额按期向缴纳赔款,美国再设立专款账号存入,确保用于资助中国学生留美。后来清政府派唐绍仪访美,希望以退款作本金设立东三省银行,其利润用于派遣赴美留学生,但遭美方拒绝。由于美国政府的强力推动,庚子赔款办学也日益制度化,不仅从中涌现了像胡适、赵元任、竺可桢、梅贻琦等学贯中西的学界泰斗,而且也促成清华大学的创办,为中国源源不断地培养精英人才。当然,美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不断提升,这笔精神投资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左上图:驻美公使梁诚就庚子赔款在美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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