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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韦大列男爵

(2018-09-27 11: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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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大列

北京的歌谣

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千零一夜

分类: 艺文随笔

想起了韦大列男爵

刘锡诚

 

报刊上围绕着“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个话题,讨论得煞是热闹。前些日子我在微博里写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在高唱中华文化走出去,却没有一部像《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那样的《中国民间故事》在世界各国流行!似乎也还没有文化名人和文化高官予以关注。”不承想,这句话却引起了网友们的关切和共鸣。最近,有一家出版社的文化编辑室的负责人来访,交谈中也谈到这个话题。于是,不禁想起了一百多年前一个走进中国文化的名叫韦大列的意大利人。

早年意大利驻华公使韦大列(Guido Vitale)男爵在华任职期间,每年夏天都要到北京的庙里去向那些乘凉或进香的平民百姓搜集歌谣,并把搜集来的歌谣编纂和翻译为一本中英对照的《北京的歌谣》,于1896年在意大利出版。此事在“五四”过后的中国进步文化人和学者中间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因为这毕竟是北京文化史上、乃至北京历史上出版的第一本北京近世歌谣。

对这本书最早发出声音的,是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文系、毕业后却毅然放弃了法文教学和法国文学研究而加入到了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胡适等人的行列里去编辑《歌谣》周刊的常惠。常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这几年来征集歌谣的人很是不少,可是提起古代的歌谣,还有些人研究他,要是说到近世的,简直就没有一点影响,因为这是文人所不齿的东西:要是再提到外国人,就不是这样了,人家不但研究他本国的历代的歌谣,就连中国的历代的,也都已经有一番研究了。不用说我们古代的《诗经》,有多少专门的著作;就是连近世的,人家也有不少了。据我所知道的,不用说在研究近世世界歌谣的书里边常提到和引证我们的,并且还有两本专书我是很佩服的:一本书在1896年出版的,共有170首歌谣,是一位意大利学者所辑。”另一本是美国传教士何德兰于1900年搜集出版的《孺子歌图》。

诚如常惠前辈所说,在韦大列之前,北京历史上的确从未有人搜集和出版过北京歌谣。我国古代有“采风”之说,据说,封建王朝统治者们不时地指派一些文化官员下乡去摇着铃铛(木铎)到民众中间搜集记录他们吟唱的或传颂的民间歌谣,从中了解民情民意,改善朝政,所谓“观风俗,知厚薄”。西周时编订的《诗经》里,收入了十五国风,是当时中国版图内的十五个邦国的民歌,除了《周南》、《召南》、《陈风》稍入南方外,主要是中国北部的民间歌谣,包括《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桧风》、《曹风》、《豳风》。再往北的燕、蓟等国的歌谣没有采集和纳入。到汉武帝时,设立乐府,也收集和编辑了各地的民歌,北方伸展到到了燕、代、雁门、云中、陇西。可惜记录的稿子散失不存了。所以,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除了大量收入了一些郊庙燕射歌词外,所收民歌的地区范围虽然扩大了许多,如楚调曲、吴声歌曲、江南弄、西曲歌,却也没有见到有燕蓟一带的歌谣。而韦大列当年直接 “与(北京)人民交接”,从他们口中收集来的这些北京歌谣,不仅为北京的地方文化史提供了最早记录下来的一批民间歌谣记录文本,而且通过他的翻译介绍,让北京歌谣走向了世界,让世界认识了民间北京、认识了民间中国。

中国几千年成文史上各类文籍汗牛充栋,作为七朝古都的北京,搜集和出版第一本民间歌谣的,不是本土人、甚至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出使我国的意大利贵族,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何以解释呢?原因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中国的旧文人受儒家的思想影响太深,普遍缺乏民主的思想,缺乏“眼睛向下”的平民意识,瞧不起平民百姓的歌谣和才智,认为故事歌谣谚语一类的东西是低级的、没有价值的胡诌。如果说到国情,这就是旧中国的最大国情。韦大列看到了这一点。为了搜集歌谣,他曾求计于他的“先生”(老师),可是这位先生认为自己是个文人,对他提出的要求很不高兴,“他固执而且担保中国不曾有这种没有价值的东西存在”。韦大列说:“有些人要反对我所说的(民歌中有)真诗的星光,可以从这本书里找到,在那些与中国人的世界全(然)隔绝的人们,这种意见自然是容易碰到的。有些个歌谣(不论比起这书的全量有多么少)是朴实而且可感动人,在那些对于中国人的忧乐只有一点知识的人,也可以看作为诗的。”“根于这种歌谣和民族的感情,新的一种民族的诗或者可以发生出来。”一个意大利的男爵抱着这样的文化理念,甘愿屈下身来,深入到北京的平民百姓中去,“吃尽一切劳苦”,去做“尽力的搜集”。韦大列的作为并不孤单,他还得到了英国驻华使馆的A.M.C.Raah和德国驻华使馆的Krebs两位先生的鼎力帮助。他们同韦大列一样,也不把中国的平民百姓的口传歌谣看做是“不齿”的低级东西,而把老百姓的歌谣看作是反映着“中国人的忧乐”和熔铸着“民族的感情”的诗。

“五四”运动爆发促成了中国知识界和文艺界在文化观上的巨大转变!旧文统受到抨击和摒弃,民主、科学、平民意识成为时代思潮。常先生呼应李大钊提出的“到民间去”,并身体力行地参加到歌谣的搜集和编辑工作中去,我想与他在北大学习法文和专攻法国文学时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不无关系。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韦大列的《北京的歌谣》和何德兰的《孺子歌图》这两本歌谣选集,充当了西洋的小孩子们了解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启蒙读物或曰入门书。今天当我们在思谋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时候,我们的文学家和民间文学家们实在是有责任编出一部像阿拉伯人的《天方夜谭》那样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来,让世界、首先是各国的儿童更多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2014713

发表于《今晚报》副刊2014127日,发表时编辑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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