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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2018-09-07 10: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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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生态

多样性

多元一体

分类: 理论探索

民间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2003年11月29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演讲稿


刘锡诚

 源远流长的中华民间文化,是原始农耕文明养育起来、扎根于广大民众和群体中的一种强势文化。随着现代化、城镇化和全球化步伐的前进,民族间的日益频繁的交流,媒体的发达和信息传输的快捷,民间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越来越虚弱了,原本强势的地位已变得极其脆弱了,这是一个无法可挽回的大趋势。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提出和推行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的计划,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使命。民间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一旦这个民族之根被消蚀了、被削弱了,甚至有朝一日被外来文化取代了,那将是我们民族的最大不幸。从执政者来说,采取必要的手段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是着眼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治国大计;从民间人士来说,对面临日益消亡着的民间文化自觉投入抢救,乃是一种基于历史使命感的志愿行为。只有执政者和民间人士这两种力量在认识上的契合和行动上的默契,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计划(工程)才能奏效,也才能不愧对中华子孙。

地处边陲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的抢救工作,更应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来考虑。回想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日军的节节逼近,许多大学、科研机构、文化机构迁徙到大西南,民族危亡的形势激发了文化人和学者们的民族凝聚力和爱国心,民族学家、文学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们纷纷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民间文学艺术的采集和研究,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对众多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和民间艺术进行采集和研究的文化狂飙时代,从而为后人认识和研究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保存下来了许多非常珍贵的口传文献和艺术遗迹。时隔60年后,在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时,我们有幸迎来了又一次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抢救与保护的时代。

在启动和实施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抢救和保护工程时,有几个认识上的问题,似乎还有必要进行更为广泛而深化的探讨。

 

(一)

 

首先要摸清我们的家底。我们在启动抢救工程之前,必须要摸清我们的家底,一个民族一个民族、一个族群一个族群地清理、摸底,知道我们的先辈曾经做过些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积累和经验,从而做到心中有数,分清轻重缓急,避免盲目性。

民族文化宫藏有我国大宗民族文物,其中包括当年国家政务院拨交的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的部分民族文物类藏品,国家民委陆续拨给的民族文物,据披露,总数约有50000件,其中属于民俗文物或民间艺术品者,但数量多少,没有披露。 [1] 清代及以前编纂出版的少数民族图册不少,这些图册既是艺术品,又保留了民族的风情习俗样相,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如明代《么些图卷》,清廷编撰的《皇清职贡图》,《琼州海黎图》、《百苗图》、《滇南夷情汇集》(李诂绘)等。这些民族图册,大都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2] 此外,近年来,文物报刊上也屡有披露介绍和研究。如李宏复撰《一部珍贵的民族画卷——〈百苗图〉》一文(南京博物院主编《东南文化》2002年第8期),就介绍了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1999年春季拍卖会上拍卖的一件《百苗图》册页。

1927年蔡元培先生任大学院院长,并受命大学院筹组中央研究院。1928年蔡先生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下面成立法制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四个组,他又兼任民族学组的组长,制定了6个方面的课题:(1)广西凌云瑶族的调查及研究;(2)台湾高山族的调查及研究;(3)松花江下游赫哲族的调查及研究;(4)世界各民族结绳记事与原始文字的研究;(5)外国民族名称的汉译;(6)西南少数民族资料的收集。这次民族学的田野调查的成果,到30年代初陆续完成和发表,所得文字记录、图片资料和包括民间艺术品在内的民俗文物,除了部分附录在调查报告中者外,都收藏在中央研究院的库藏之中。

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列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之十四,于1934年在南京出版,全书16开本,文字694页,包括赫哲族叙事长诗“伊玛堪”19篇的梗概记录,歌曲29个(五线谱记谱,国际音标记音),图版333幅,包括赫哲族的服饰、萨满纹饰(鼓纹、神像文饰、神偶)、桦皮用具图画(如碗、水桶等),以及部分清代《皇清职贡图》。这是多么珍贵的一笔民间艺术遗产呀!而且那些艺术品是再也无法复现的!无论对于赫哲族,还是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都称得上是无价之宝。

凌纯声和芮逸夫所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完成于1938年,1948年在台湾出版。书分两册,一册为调查报告,一册为口头文学记录,附录民间艺术品照片和线描图录极为丰富,是20世纪30年代苗族民间艺术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在凌、芮之前,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曾于1902年到我国西南各省旅行,在苗族地区作过调查,回国后写成《苗族调查报告》,汉译本上下两册,507页,内有插图44幅,是19世纪末苗族民间艺术留下来的影相。

19287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派遣人类学家、俄罗斯专家史国禄、助理员杨成志等在云南罗罗(现彝族)地区所作的调查,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东北江和乳源等地对瑶族的调查,这些调查所得的民间艺术实物,应该还收藏在中山大学的陈列馆里。参加这些调查的民族学家江应梁有一篇《广东瑶人之衣饰》的调查报告(发表于复刊后的《民俗》第1卷第3期),顾铁符有一篇《粤北乳源瑶人的刺绣图案》(发表于《民俗》第2卷第12期合刊,19435月)。

1934年春,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生物学系、两广地质调查所合组海南生物科学采集团,刘咸率领人类学组在海南岛对黎族之调查,得衣、食、住、行、安、乐各种民物标本200余件,其文身图腾艺术的调查报告(发表于《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期,南京)中的若干附图,也很珍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包括全国和地方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和民族工作者、民间文艺研究会、高等院校师生、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人员与社会上的爱好者在内的民间文化工作者们对少数民族民间文艺领域里所做的收集、写定、出版、拍摄工作,成绩也极为卓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格斯尔传》、柯尔克孜族《玛纳斯》等三部英雄史诗和许多民族的长篇叙事诗的收集记录出版,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围绕着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而在全国开展的全面普查,搜集、写定了民间叙事作品(包括神话、传说、故事)184万篇,以行政区划省、市、自治区立卷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纂编完成后,将是一套现代版的百卷规模的民间文化集成。与此同时,中国民间文化“十套集成志书”中的其它七套,包括戏曲、音乐、曲艺、舞蹈、器乐等传统民间文化的众多门类,全国各地的艺术研究者们投身其中,从资料搜集到遴选编辑到出版,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民间艺术领域的有代表性的或优秀的作品,将在我们的时代里印刷成册。

在民俗与艺术方面,也有许多先行者作出了彪炳青史的成绩。20世纪50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组织的包括文化和民俗在内的民族普查,尽管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有许多涉及迷信的文化事象,未能如实调查和录制下来,错失了良机,特别是几个建国前夕处于氏族社会解体阶段的历史转折时期的民族或族群,留下了极大的遗憾,但这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所得的民艺资料还是极为丰富多样的,大多收藏在民族文化宫,可惜有不少还分散在各地和个人手里,国家没有集中地加以收藏和陈列。

80年代,中央美术学院杨先让教授受某基金会资助,率领一批教授和研究生对黄河流域八省的民艺调查,搜集了一些民艺作品,曾在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陈列室展览,摄制了《大河行》的录相片,调查报告以《黄河十四走》为题,由台湾《汉声》杂志发表,今年5月,经作者增订后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次黄河流域八省的民艺调查,包括了宁夏和甘肃的回族地区。

90年代台湾清华大学王秋桂教授主持的“中国戏剧仪式之研究”课题所进行的中国傩文化的调查,调查报告已由台湾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了80册。涉及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计有:四川酉阳土家族、湖南龙山土家族、湖南永顺土家族、贵州德江土家族、广西环江毛南族、贵州岑巩仡佬族和侗族、贵州晴隆苗族、湖南花垣苗族、西藏山南藏族、四川凉山彝族。搜集记录了20世纪8090年代间这些少数民族中还在流传的傩坛戏、面具、以及其他的民间艺术珍品和样相。

以上所列,仅系个人闻见所及,挂一漏万,极不全面。总之,20世纪百年,不同时间所进行的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的民间艺术调查,不仅记录、收集、保存下了大量少数民族的民间艺术资料(这些资料有的如今已散佚不存了),是极其珍贵的艺术珍宝,弄清这个家底,并设法(有的要赎买)把这些珍品或复制品集中起来收藏于国家指定的博物馆里,作为永久的保存和保管,并将分散的收藏编制成目录登录到互联网上,对研究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提供资料,也为我们今天的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避免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再抢救、收集时的许多盲目性。

 

(二)

 

要让全社会,特别是各级政府官员和文化界的领导人员,都认识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要认识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就要对民间艺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里实现抢救与保护,训练有素的学者和课题组的参与固必不可少,但地方政府和基层文化干部也不可忽视。

要对参与其事的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使他们具备一定的原始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知识。有些全国解放前夕,还处在原始末期的民族或族群,他们的生活和文化中保留下来了较多的原始文化、原始艺术、原始思维,而原始艺术往往与原始信仰结合在一起,二者是很难剥离开的。对这些民族或族群的民间艺术(如民族的图腾祖图、图腾艺术遗物等)的抢救和保护,首先要在尊重民族信仰的前提下,对其原始艺术进行妥善的收集记录、保存保护。

对传统的民间文化艺术,也只有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妥善与合理的抢救与保护。我们正在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夏代的纪年已有了眉目。自夏以来这两千多年的文化史,其主要部分是封建社会的文化,其中包括上层文化(有人名之曰精英文化)和下层文化(亦即民间文化)两种文化,而上层文化被认为是正统的文化,下层文化则只为下层民众所拥有和传承。尽管这两种文化之间既有对抗又有融合,但总体说来,从漫长的历史考察,是以两条平行线发展的,体现着并不一样的文化精神,上层文化有其文化精神,下层文化也有其文化精神。民间文化一向处于被贬抑的地位,难登大雅之堂,像野草一样,任其自生自灭,但它却更多地体现着下层民众的文化精神。当然,两种文化的形态,主要是指现代社会,而有些从未出现阶级分化的社会的民族,是没有经历过的,但也有些少数民族是存在的,这些民族的上层入主过中原,统治过中华大地,有的民族内部也出现较严重的分化,有上层(如土司等)奴隶主文化与平民文化之分。我们今天来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艺术的时候,还会遇到宗教思想、封建思想、甚至迷信思想(特别突出的巫、巫术和巫文化)对民族文化的渗透和影响问题,如傩堂戏中包含的巫文化因素、因果报应思想、鬼神祭祀等,万万不可重复“左”的思想横行年代的那种粗暴干涉。要承认,原始艺术,以及产生于农耕文明社会的民间艺术,是人类在不同社会阶段上的精神创造,既包含着“有道德的原始人”的合理想象和朴素而积极的思想,甚至包含着原始先民的生活经验和精神文化的结晶,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包括在今人看来不合理的原逻辑思维、原始巫术、后起的封建思想或迷信思想、甚至小农思想的渗透,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正是这些丰富多彩、斑斓绚丽的民间文化,才是我们民族及其文化的根,才是我国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国学”,是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中的带有“民主”成分(列宁语)的部分,是研究亿万老百姓的世界观的重要材料。

(三)

树立“多样性”和“多样化”的观点。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在生物界,生物的多样性观点已经没有人怀疑了,而文化的多样性和多样化观点,似乎还远没有取得共识。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来说,是靠不同人群的共同传承而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多元和多样的文化形态,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我国这样的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其文化形态更是多样的,甚至是多元的。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尊重和保持我国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的多样性和多样化,应是我们21世纪抢救和保护工程的原点。

1)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及众多的族群、支系,各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也都以口传心记的方式传承和保存着本民族或本族群的民间艺术。多样化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民间艺术所呈现出的生态世界。在民间艺术中,有动态的,如舞蹈、如杂耍、如社火(中国古代称“社”,在少数民族也各有自己的类似于“社”的祭祖寻根的节日活动)等;有静态的,如祖图、图案、剪纸等;有口头的,如史诗、传说、故事、谚语、戏曲、子弟书、格言等;有物质的,如织锦、刺绣、蜡染、唐卡、衣饰、建筑文饰、木雕和石雕等。如同在一片偌大的森林里,在同一蓝天下,生长着不同品种、不同科属、不同高度、不同形态的林木一样,万类竞天,争奇斗艳,万紫千红。当然,还有许许多多此前没有被认识和没有被掌握的民间文化品种或门类,甚至是濒临灭绝的“种群”——文化化石。

2)社会历史进程、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地理环境等的不同和差异,是造成民族间民间艺术多样性的最主要的因素。有些民间艺术是与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的,如内蒙古、黑龙江、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云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岩壁画,广西红水河流域的铜鼓,新疆青河县和富蕴县、阿勒泰市、吉木乃县等草原鹿石艺术,红山文化遗留至今和散落在民间的女神像,藏族的刻有六字真言和其他纹饰的玛尼石,有些民族的石祖(如普米人和摩梭人),古籍中有著录的灵物雕塑艺术品(如《广州记》所记鬱林郡山东南池边之石牛)等,都是渊源有自的。有些民间艺术,是原始宗教、或图腾信仰、或原始信仰的产物,如岩画、文身(黎族)、绘身(傣族)、图腾标帜(畲族祖图)和绘画等。有些看来世俗的民间艺术,如服装形制、鞋帽衣饰、身饰(如苗族等的种种银饰),追溯其来源,也会发现大多是功利性的、有一定含义的。纯粹的宗教绘画,如彝族的指路经、纳西族的东巴幡图、耳苏人的图画巫经 [3] 等,近年来屡屡显现于报端,画面的形象与反映的内容,丰富多样,都是类似于经书的宗教文物。宗教画多为巫师所私有,代代相传,既作为宗教信仰的图解用于信仰和仪式,又是作为群体记忆的民间艺术,故而也有搜集保护的必要。这类民间艺术,有些是该民族的心理、记事、审美、礼仪、信仰乃至宗教、科学的表征,在传递知识认识历史、提升精神素质、民族凝聚等方面起着多重作用。

3)民族之间,存在着文化的差异和对抗,为了保存和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就要排拒外来民族的文化入侵;但,民族之间也从来就存在着文化(包括民间艺术)的交融。这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一条文化发展的规律。交融既表现为影响和接受,也表现为移动和容纳。经过影响、接受、移动和容纳这样一些文化交融过程,民族艺术吸收新的因子,便呈现出新的形态。子曰:“礼失,求诸野。”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在历史的烟尘中归于消失的中原古俗和民艺,有些今天还会在周边少数民族中被保存着。

4)模式化与个性特点的问题。模式化倾向是民间艺术的重要特点。尽管在代代传习中,每个民间艺人都把自己的智慧倾注于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创造的个性和创新,但仍无法掩饰其模式化的基本特征。同样,模式化的趋向也不能抹杀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艺术的民族独特性和创造能力,任何民族,都在其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会养育出本民族的艺术工匠、艺术能手或艺术大师。史诗的著名讲述者——行吟艺人,如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的讲述者玉素甫·玛玛依,藏族史诗《格萨尔》的讲述者如扎巴、玉梅等,在20世纪的搜集工作中,已经被搜集者发现了,并树立起了他们的名声,他们已成为名扬四海的人物,但在其他民间艺术领域里,我们还缺乏这样的发现,21世纪的抢救和搜集工作中,我们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

 

(四)

 

民间艺术嬗变的规律。民间艺术在不断地嬗变之中。变是常态。所谓“变”者,是指民间艺术在历史发展中发生的自然嬗变,一般是沿着某种内在的艺术轨迹进行的。“变”是缓慢的、渐进的,而不是急速的、断层的。促进和引起“变”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如宗教信仰的变迁和更易,生产方式的变化(由游牧转变到定居、放牧、农耕等),传承中显现的自然衰减或增添,等等。要认识和尊重民间艺术自然嬗变的规律,并加以合理的利用和正确的引导。

但,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以人为的干预而迫使其改变原来的形态,特别是以强力手段迫使民间艺术转型,增加其与民族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不相容的内容的所谓创新,都是以破坏和牺牲民间艺术的民族特点和乡土特点为代价的,因而也是不可取的。我们看到,在一些民族和地区,旅游“热”已成为传统民间艺术的第一杀手。导演们不是尊重和恪守民族文化传统、民族心理和民族思维特点,而是以政治宣传的目的或现代审美的观念或异民族的文化范例来改造一个少数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民间艺术,使其精致化,阉割了民族民间艺术在表象掩盖下的深层的象征所指,出现了许多非驴非马的“四不象”怪胎。这种所谓“引导”是愚昧的、愚蠢的,反艺术的。

 

(五)

 

抢救与保护、博物馆与信息化

对于少数民族的民间艺术(以至民间文化)来说,抢救与保护同样重要。抢救是形势所迫,如不及时抢救,有些作品、有些品种、有些门类,也许就可能消亡于一旦,变得无影无踪。但,抢救理应包括完善的保管和保护,否则,缺乏完善的保护和保管,或由于体制的不善和工作的失职,被抢救起来的民间艺术,也会归于泯灭。

抢救保护,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1)培育和提供一种适宜的环境和条件,使某些因外界的原因(如传承者和受众的变迁)而呈现岌岌可危前景的民间艺术,能够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继续生存和延续;(2)将其活态的民间文学艺术搜集起来,置于国家博物馆或私人博物馆里,加以妥善保管;(3)以现代影像和数字化手段,将其制成光碟、影片等,既便于长期保存,同时达到资料共享,也能向更多的人们展映。(4)通过各种手段,把前人在20世纪不同年代搜集到的各民族民间艺术珍品、或复制品、图片资料,搜集起来,交由国家指定的博物馆陈列馆收藏,编制出目录与说明,登录互联网,供研究者、欣赏者使用。

在抢救与保护方面,以往我国各级政府和民间文化界曾经做过不少工作,也有相当好的成绩。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收藏几乎全部被毁,那令人心痛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即使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情况,也未可乐观。无论到哪个地方,你去问那里的当局,他们都会自豪地告诉你,他们做了什么,而一旦向他们索要他们保存的有关资料看一看时,回答却往往是含糊其词的应付:要么是失于保护而今已湮没无闻了;要么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进了哪个私人的腰包!不久前,国家图书馆爆出的著名作家巴金捐赠的私人手稿和图书不翼而飞的丑闻,震惊了世界,而对我国有关单位和有关地区已拥有的民间文化遗产资料的流失,也是惊人的,有谁来关注一下呢?最近一位民族文学研究家告知笔者一个信息,使笔者感到无比的痛心:中国的民间文学专家和芬兰的民间文学专家于1986年联合在广西三江县六个村寨进行的民间文学调查,所得的文字资料和影像资料相当丰富而有学术价值,这些资料以及三江县当年为此而经过科学整理入库收藏的资料,如今已经消失得踪影皆无了!笔者作为那次两国联合学术考察的组织者,故而感到切肤之痛。而现在,我们从电视屏幕上见到的三江的民俗文艺表演,由于为了适应旅游创收的需要,已经全变味了。奈何!

笔者以为,抢救固然刻不容缓,但保护和保管同样也不容忽视。由于体制的关系,在我国,往往由于人事的更迭,前人所做的业绩,即使再珍贵,而在后继者看来,却也是无足轻重的东流水。但愿这种悲剧早日结束吧。要为民间艺术品的搜集与保护保管立法。资料馆、陈列馆等,不能容许因领导人员更迭而造成民间艺术品的遗失。

除了要立法外,特别要刻不容缓地建立全国民间文艺电脑资料中心,逐级进行登记,明确责任,逐渐实现资料共享。最近我参观了湖北省宜昌市的民间文化资源电子资料库,把一个市的范围内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料全部输入电脑,编入一定的分类系统,既可检索利用,又便于长期保存。当然他们的资料库还有欠完善,还缺乏使这些资料达到共享的高级检索系统,但毕竟走出了第一步。如果中央建设一个民间文艺的数字化中心,把全国各地在抢救工程中搜集到的资料陆续纳入系统,无论在保管上、还是在使用上,无疑将是一大福音。

20031129

 

附言:本文系作者于2003年11月29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稿。



[1] 马旭铭、白宝坤《物华天宝——记民族文化宫珍藏文物展》,《东南文化》2002年第10期,南京。

[2] 参阅宋兆麟《民族文物通论》中的介绍,紫金城出版社2000年,北京。

[3] 宋兆麟《耳苏人的图画巫经》,《东南文化》200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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