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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史料】之二:1985-06-29-“民间文学集成”与民间文学普查

(2018-08-31 15: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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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普查

史料之二

分类: 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集成”与民间文学普查

——1985629日在第二次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我们的会已经开了五天,今天就要闭幕了。大家在发言中提出了很多问题。昨天秘书组整理了一下,有几十个之多。有一些是要在今后工作实践中解决的问题,有一些属于需要探讨的学术上的问题,有一些经过大家的讨论是可以适当明确、可以取得一致看法的。这里不可能都谈到,只想就其中的部分问题讲一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关于这次会议的估计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很好。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得到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一些领导同志的支持;还有本会的一些老同志,钟老(敬文)、贾芝同志、马学良同志,自始至终参加会;各地的同志在接到通知后积极到会,大家共聚一堂,认真讨论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出版规划(19851990)》,总结了经验,交流了情况。通过讨论,使我们对逐步实现这个规划中所提出的要求增加了信心。几位领导同志的讲话,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林默涵同志从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很关心民研会的工作,总是有求必应,我每次向他汇报,他总是拿出时间来听,今天又来给我们讲话,代表朱穆之部长来看望大家,对我们是很大的支持和鼓舞。他特别讲到文化部、各省文化厅要给这项工作大力支持,我们到会的代表同志是非常感谢的。

在围绕着规划的讨论中,有关“集成”工作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触及到了。这样一种集思广益的探讨,不仅使我们的规划有可能修改得更加完善,而且对于各省的规划、安排本省的工作会大有好处。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和书记处的重点任务之一。在任期的五年中,我们要尽心竭力地发动一切可能发动的力量,尽一切可能把这件事办好。在这次会上,我们在大的原则上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当然,不可能在一次会上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次会上,对总会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希望,这将会鞭策我们在总会工作的同志兢兢业业地为大家服务。总会的工作,就是要为大家服务,做好联络员的工作,通过我们的联络和服务,使我们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在完成“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辑出版工作中,能够步调比较一致,步伐更快一些,效果更好一些。

 

  编纂“集成”的必要性和思想理论准备

 

有的同志在会上提出现在编辑“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条件是否成熟、是否必要的问题。民间文学,作为文化遗产也好,作为正在人民口头上活着的、发展着的一种民间文化现象也好,在我们中国是非常丰富的。像中国这样丰富、这样多民族、多色彩的民间文学,在世界上委实是不可多见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在逐渐衰亡,这一点已经是个常识。所以这几年来,我们大家都在致力于抢救我们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挖掘我们的民族民间文学遗产,而且要从这种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中,研究和探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源流,探讨我们中华民族劳动人民的世界观、民族特性和民族性格及其发展。我们还要探讨民间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十七年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经过十年的浩劫,我们许多的资料都失散了,而且过去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有一些材料也并不是十分可靠。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花较大的力量把我们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遗产尽快地搜集起来、抢救出来,否则随着文明的发展和推进,有很多东西很快就会消失的。我们下乡去感触很深,有一些能讲故事、能唱歌的老人,这次去的时候已经不在了。很多地方上从事搜集工作的同志大声疾呼地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尽快安排力量从这些老人当中抢救他们所传承的民间文学遗产。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农村正在经历着两个转变:一个叫做从自给半自给的农业经济向着商品经济的转变;一个叫做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农业的转变。中央文件里已经精辟地分析了我们中国农村社会当前正在经历着的这个过程。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农村民间文化的冲击是很大的,对道德的冲击也是很大的,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冲击也非常明显。面临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民间文学工作者应该意识到我们所担负的任务是多么重大、多么迫切,从而应当加快我们搜集的步伐。当然,在一些边远的山村,所谓穷乡僻壤,某些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那种恬静的、古老的、浑沌未开的地方,可能商品生产还没有很大的发展,还没有那样大的力量使得上层建筑发生如此激烈的变化。但是,在绝大部分农村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深刻的变化。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项工作,把我们全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民间文学来一次比较普遍的搜集、记录,那么我们将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做一件很伟大的、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如果我们能够在1990年以前完成或大部分完成这三套“民间文学集成”的搜集和编辑,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的贡献将是非常大的,是前无古人的。在座的大部分同志是在省里工作的,都是经常到农村去的,都是去搜集过民间文学作品的,对这种迫切性,肯定是有深切的感受的。

还可以从当前的现实意义方面来考察。我们开展民间文学的全面搜集和普查工作,在当前究竟有没有现实意义呢?我看是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怎样看这个现实意义。过去我们在讲话中讲,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也讲,但有时候由于强调现实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有些经验不多的年轻同志误认为我们的民间文学应当改成用今天的观点、根据当前的利益和需要来修改民间文学作品。讲得不适当了,就可能导致这样一种效果。过去我们的刊物上发表过一些被修改了的民间文学作品,就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而造成的。这里牵涉到一个理论问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我们曾比较简略地触及到这个问题。这就是,现今仍然在农村、在群众中流传的民间文学,是不是属于社会主义文化的范畴的问题。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核心应当是贯穿着共产主义思想的作品,但这不等于要求所有的作品都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要求所有的作品都具有共产主义思想,那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可能会变得比较单调。实际上,现在我们的文学艺术是绚丽多彩的,体裁、题材、风格、手法是多样的,既要有一些社会主义革命激情的、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作品,同时也应有一些轻歌曼舞、思想倾向不那么突出、不那么鲜明的作品,也应当有一些历史题材的作品和反映下层老百姓思想观念的民间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主导思想可能不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但是可能是健康的、有益的思想,能够鼓舞人向上的,能够使人怡情悦性、增长知识的作品,能够影响和提高人民的道德、品格、情操的作品。民间文学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而是在各个不同时代里逐渐积累起来的,可以说,每一个作品都是经过很长的历史时代发展而来的。在这一点上,它跟作家的作品是不一样的。作家的作品一旦形成书面的形式,就已经固定了;而民间文学作品则没有终结之点,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被人民群众补充、修改、打磨、丰富,因此它自然就积淀着不同时代里的不同的思想和观念。我想,可以这样说,只要是现在还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收、所喜爱、所传颂、所传承,还在民众中广泛流传的,对人民群众有益的民间文学作品,就可以算作是社会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对待民间文学作品,不可以人为地拿我们今天的思想去修改它,使之适应于今天的政治需要。那样做,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这一点,过去宣传得不够,讲得也不够准确。如果把民间文学仅仅看成是文化的遗存,看成是完全固定的、僵死了的,那就很难把它同社会主义文化挂起钩来。苏联早期出现的拉普派,主张社会主义文化是纯而又纯的,必须是无产阶级创造出来的,与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化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在文化上的“左”的思想与拉普的“左”的思想,不是没有渊源关系的。民间文学,有很多东西是健康的、清新的,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包含着某些封建思想的东西。因为中国社会比较特殊,它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作为统治思想的封建思想,不可避免地渗透在民间文学作品里。此外,由于小生产者的历史局限性,还有一些更古老的思想,包括史前时代的氏族社会的思想形态,如泛灵论的世界观等等,不能认为氏族社会的思想比封建思想好,实际上它更加原始。但是即使是包含有这些非共产主义思想的作品,也可以在不同层次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益,甚至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所容纳。

十七年时期,我们的民间文学事业有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也走了这样那样的弯路,这种“左”的思想至今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下,才有可能提出搞全国性普查,才能把“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工作提到我们的工作日程上来。回想“文革”前,我们也曾经搞过“三选”、“一史”,民研会搞过三套丛书(一套是《中国各地歌谣集》,一套是《中国各地民间故事集》,一套是《长诗集》),如今回过头来看,编辑这些书的指导思想是值得反省的,厚今薄古的思想从始而终贯彻在整个编辑工作之中。如果不是拨乱反正,我们可能仍然固守着厚今薄古的指导思想,试问我们今天的“三套集成”能编好码?经过拨乱反正,我们的指导思想端正了,今天我们就有信心把“三套集成”编出来、并且努力编好。这几年来,民间文学工作有很大的发展,民研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充分肯定了我们所取得成绩,很多新人参加到这个队伍中来,搜集了很多作品,出了很多书。对于搜集、出版、发表的民间文学作品,应当给与高度的评价;但是也要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作品不是按照我们的方针做的,在某种程度上,如在价值判断方面,或多或少地仍然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然而,总的来说,这几年经过批判“左”的思想,大家提高了认识,已经具备了搜集、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条件。因此,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就把这件事决定下来了。

 

  “集成”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

 

在这次会上,有三个重大的问题看法还不尽一致,需要统一认识。第一个是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指导思想。第二个是对主客观条件的估计问题。第三个是“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性质问题。下面分别说一点我的意见。

第一,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指导思想,以及与之相关的几个理论和实践问题

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指导思想,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用唯物史观指导我们的工作。前面说了,十七年时期我们的民间文学工作受到了“左”的思想影响;十年动乱时期,我们的民间文学工作是一个重灾区,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我们说拨乱反正,主要指什么而言呢?我以为,主要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主导地位。民间文学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产物,其内容体现着一定时代、一定范围的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我们的任务是把它们搜集起来、采录下来,加以研究,对其中优秀者加以发扬广大,而不是用我们今天的观点去修改民间流传、民众认同的民间文学。任何离开唯物史观的思想和做法,都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三十五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两处地方讲到这个问题。一个地方讲到人类婚姻史上曾经有过的杂婚时说:“如果戴着妓院的眼镜去观察原始状态,那便不可能对它有任何理解。”[1] 另一个地方他引用马克思1882年写的一封信,马克思以最严厉的语调批评瓦格纳的《尼伯龙根》歌词对原始时代的完全歪曲,说:“原始时代,哥妹曾经是夫妻,而这是合乎道德的。”[2] 这与我们今天的情况何其相似乃尔!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而在今天看来不道德的、不合理的事物,在当时看来却是合理的、合乎道德的。这样看问题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我们用资本主义社会里妓院的眼光去看待民间文学里描写的原始状态,当然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就出现了随意乱改的现象。明明是兄妹婚姻,偏要改成不是兄妹婚姻、对偶婚姻。这就使历史变得面目全非了。我们不能这样做,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如果我们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的民间文学事业将会走上歧途。在座的同志都是从事民间文学工作多年的文化工作者和民间文学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是很有研究、很有见解的,但是也许并不是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都明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应当是我们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指导思想。这个思想应当体现在搜集、编辑的全过程之中。每一卷书拿出来,要让读者能够体会到编者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不是庸俗社会学,也不是资产阶级的观点。

我们经常碰到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东西的取舍问题。当然这类的问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讨论,比如在刊物上公开讨论,或是组织学术研讨会讨论。但在实际工作中,在这类问题上如果没有一个大体一致的立场、观点和做法,就很难进入编选工作。不仅是编选工作,就是搜集工作也无法进行。在调查、搜集、采录时,一听是迷信的东西,就不要了,不记了,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对于搜集工作来讲,有些宗教或迷信因素的作品,无疑是要搜集的,不应当在搜集的时候就把它排除掉。况且这样的作品是不是就判定它是封建迷信,也还有待研究。而这样的作品对我们研究人民的世界观、人民的信仰的发展,也是有宝贵的价值的。有一些比较古老的观念,不一定是宗教迷信。近年来关于神话的讨论中,对这个问题触及的比较多。比如,过去很多学者都认为人类最早的思维形式是“万物有灵论”。现在我国学术界出现了一种趋势,认为人类最早的思维形式是“图腾制”,也有人认为是“泛生论”。台湾的学者中,也有持这种论点的。不管是“万物有灵论”也好,“泛生论”也好,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当然是大异其趣的,但如果我们把它们简单地看作是宗教迷信,那就大错特错了。包含着上述观点和思想的民间文学作品或史前时期的艺术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的、不可超越的精神产品,对研究人类及其社会的发展演进具有重要的价值。大家都同意,“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不是一部一般的文艺读物,不是一部适合于当前思想教育要求的读物,而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民众创造的民间口头文学的总汇。既然是这样一部既具有高度的文学欣赏价值,又具有高度的研究价值的民间文学总汇,那么,收录一些这样的作品就不仅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而至于是必然的、合乎逻辑、合乎宗旨的。

大家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涉及民族关系,特别是民族之间的征战问题的作品怎么办?这也是民间文学调查和研究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只我们关心,戏剧界、史学界也都在讨论。我很赞成史学家孙作民先生去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即历史上民族之间、部落之间的征战,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对待,不能抹杀了历史,把历史一笔勾销。历史上民族之间、部落之间的征战,是非常频繁而且变化很多的,这是一种历史现象,不能跟今天党的民族政策混淆起来。像这样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解决为好,可以在民间文学刊物上和即将创刊的《民间文学集成工作通讯》上展开讨论。但是作为反映这些历史事件的民间文学作品,无疑应当搜集,我们要把这些材料集中起来,编印出来,保存起来。在公开出版的民间文学版本中,哪些材料可以入选,哪些材料留作研究,作为资料存档,要采取慎之又慎的科学态度。

第二,对主客观条件的估计。

有的同志对困难的条件看得多一些,这是很正常的。我们着手做的这项宏大的文化工程,已经启动并进行了一年了,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个大体一致的看法,这样才有利于我们这项工程的顺利开展。现在的形势很好。中国民间文研究会1400多个会员、广大的民间文学爱好者是会支持我们搞这项事业的,是会支持我们为编纂“集成”开展一次全国性的民间文学普查的。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也是支持这项事业的。初步统计,有15个省区已经成立了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有14个省区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普查和采录工作。如果把我们的工作条件做一个客观的评估,那么,无非是人、钱这两项。现在有15个省区已经比较顺利地解决了,或者说不同程度地解决了,还有14个省区的情况比较困难,有的还没有动,有的动得不大。根据已经动起来的省区的情况来看,只要我们努力宣传,组织工作到位,有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钱的问题,有一半的省区已经解决了,尽管有的省区解决得不是很顺利、很宽裕。现在国家的财政困难,一下子解决不了那么多钱,每年给一点还是可以争取得到的。我们总会的同志应当再努力,争取文化部、国家民委更多的支持,同时也要和财政部沟通,向他们报告和说明情况,使他们更多地理解我们的工作。将来我们的路子,还可以更宽一点。搞一点资助活动,如果有某人愿意承担这一百五十卷或者二百卷的“民间文学集成”的经费,我们愿意接受他的资助,并把他的名字印在版权页上。(钟敬文插话:这个办法是可行的。去年有个华侨给中山大学捐了一个礼堂,三百万,用那个人的名字命名礼堂的名字。)现在我国经济战线实行开放政策,文化工作也要实行开放。我们不妨大胆一点。有这个能力的同志给咱们帮帮忙。我们民研会是文联的一个群众团体,要想让中央以下达任务的方式把钱和编制都给我们准备好,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要靠社会方式,靠我们的努力来做好这项工作。如果可能,我们将要求把我们的项目列为第七个五年计划国家重点项目。我们要向领导宣传,让他们了解我们做的事的意义,求得他们的支持。我们对主客观条件要有一个正确的估价,这样才能看到我们的优势,看到我们的条件,激发我们的干劲。像民研会这样的团体,这样的组织状况,地方上没有专业人员,总会虽然有60多个人,但多数同志是搞行政组织工作的,我们要完成这样一项庞大的工程,谈何容易呀!但是,这次会议之前,我到云南去考察了两个月之后,信心增强了。云南先走了一步,今年计划有6部“集成”的资料本要发稿或出版,其中有大理州的《白族神话传说集》、楚雄州的《彝族歌谣集》、保山地区的《傈僳族长调集》、西双版纳州的《傣族创世长诗》以及丽江的两部纳西族东巴经。我们的同志在兢兢业业、努力地工作着。例如保山地区的文化局长亲自搜集、亲自整理、写文章呼吁,并且从文化局里拿出钱来印资料本。他的夫人是群众艺术馆的副馆长,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还亲自下去搜集傈僳族的长调,很辛苦。若果我们各个省区、直辖市都有这样一批热心的同志,我们的“集成”克日完成是不困难的。关键在于我们去组织,去发动。下边的同志的这种工作精神,令我十分感动。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把大家的信心鼓舞起来。

第三,认识问题:、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关系。

我们这套“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大型丛书,要求文学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可读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代表性和全面性的统一。这“三性”的基础,是普查中采集记录口头作品时应遵守的“全面性、真实性、科学性”原则。应当讲,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认识已经趋于一致了。大家已经感觉到,如果我们不坚持这三个方面的统一,不坚持“三性”要求,将来我们编纂起来的民间文学作品集将会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我们是在盖高楼大厦,不是盖小土房子。如果我们把高楼大厦建立在沙滩上面,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回过头来重新搞普查、搜集是不可能的事。在这方面,过去我们有过很多沉痛的教训,有些著名的作品,由于没有按照科学性的要求去记录和整理,今天看来已经站不住脚。最近几年来,由于通俗文学的冲击,或者说由于“向钱看”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我们的报纸刊物出现了转向的苗头,放弃了或部分地放弃了我们学科的特点,而去追求搞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或是捕风捉影地把在民间仅有片段的东西加以主观的演绎,冒充民间文学。这样的东西不是不可以发表,但不能把它们跟民间文学混同起来。对于通俗文学,我是支持的,提倡的,因为它是作家文学的不可缺少的一脉。中国不能只有“纯文学”,只有所谓高雅的文学,少数人圈子里读的作品,也应当考虑到十三亿人民不同层次的欣赏需要,发展为广大读者喜爱的通俗文学。但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作品,前者是作家个人的作品,后者是老百姓即广大民众的集体创作。现在有一种理论,叫做“合流论”。把民间文学算作通俗文学,或者说把民间文学等同于通俗文学,这样对民间文学肯定会有损伤,等伤了元气再来恢复,就要付出代价了。(钟敬文插话: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可以在《民间文学论坛》上展开讨论。)

76,我们将在长春召开全国民间文学报刊座谈会,主要的议题就是讨论如何坚持民间文学报刊的特点、方针问题。我们并不排斥通俗文学,但要划清一个界限。由于通俗文学的冲击,使我们的民间文学工作面临着新的问题,包括总会的《民间文学》杂志也多少受到了影响。许多省区的民间文艺研究分会放松了、或者不去抓搜集了,而把精力放到了如何发展通俗文学创作,放到了如何赚钱上去,作为后果,就是民间文学刊物出现了民间文学稿荒。由于本省区的搜集者的转向,搜集的作品减少,这些省区办的民间文学报刊上,本省本区的民间文学作品锐减,而不得不“面向全国”,却又心中无数,结果造成重复发稿,一篇稿件几家登。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建国35年来我们什么时候遇到了稿荒呢?三年困难时期遇到过稿荒。现在我们又一次遇到了稿荒。历史,有时候就是要回过头来看看,有些现象在一定条件下会重复出现。当然不是一丝不差地重复,有时是变了形式的重复。这一次稿荒的出现,其原因就是因为有些分会、有些刊物、有些分会的领导没有重视搜集工作,没有脚踏实地地去组织收集,而热衷于追求依靠通俗文学来支持局面的恶果。这样下去,将会形成恶性循环的。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样严重?我提出来,请同志们考虑。

 

  关于领导问题

 

同志们提的意见最多,希望“集成办公室”能挂上文化部、国家民委、民研会三家冠名的牌子。文化部、国家民委、民研会1984年联合下达的808号文件中说,三家来办这件事情,由民研会主办。大家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今后也还要在这方面作些努力,但是要想做到像其他“七套集成”一样,用文化部的名义经常布置工作,比较困难。这件事情还是民研会主办,这是文件上规定了的。我们要努力争取他们的领导,争取他们的关心和支持。

(一)关于总编委会和总集成编辑部办公室

1983年春召开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会议上就决定了周扬同志任“三套集成”的总主编,这已经在文件里公诸于众了。这次会议后,我们要写一个会议的报告向他汇报。至于总编委会的构成,还需要时间同各方面进行协商。我想,既应包括民间文学界或者文化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学者、专家,也要包括一些做实际工作的、能够从事编辑工作的同志。这样会使编委会能够正常地工作。将来,编委会也不可能开很多的会,或者请总编委们来作具体工作,具体的编辑、审稿和组织工作,还是要靠年富力强的同志来做。如果顺利的话,争取在年底召开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会上定下来,或者至迟明年定下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现在把工作有秩序地做起来,今明两年我们的工作主要还是搜集工作。总编委会下设一个办公室(已经成立了),在编委会的领导下进行日常工作。由于编委会不是一个常设机构,不可能经常办公。办公室在民研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算作民研会的一个工作部门。至于各省的“集成办公室”怎么搞,我想不应该做统一的规定,各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决定,认为什么方式好,就按什么方式办。民研会不能采取发号施令的办法工作。民研会与地方分会的关系,是业务上的关系,会章里有一个意思,总汇与地方分会之间是一种指导的关系,但不是垂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集成”是一项具体的、宏大的文化工程,把总会和分会捆绑到了一块儿,所以总会在这方面要起到一些联络的作用。不这样的话,“集成”工作就搞不成。(贾芝插话:音协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已经搞了三四年了,而且现在定稿也已经出版了,这方面他们有比较成熟的经验,集成办公室可以在组织、领导方面向他们了解一些情况。)我们要吸取其他部门的一些经验。

(二)举办培训班、创办《通讯》、编印《手册》

总集成编辑部办公室下半年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办一期培训班。这个意见是在去年威海会议上强烈地提出来的,但是上半年我们没有实现这个任务。今年财政比较紧张,但是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办,也希望经济条件比较富裕的分会踊跃地给总会一点帮助,或提供场所,或多少提供一点资助,那么我们的事情就可以顺利地解决。现在看来,培训干部是一项迫切的任务。一层是省一级的“集成”办公室的干部,如果这一层干部对“集成”工作没有一个总的构想,对“集成”工作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将来的工作就会产生很多困难。再一层是地县一级的干部,他们是负责普查搜集工作的,也要对他们进行培训,否则工作将不好开展。第二件事情,是办一个不定期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通讯》,报道各地开展普查和编辑工作的情况,沟通信息,对某些问题开展讨论。第三件事情,是编写一本供普查用的《手册》,争取公开出版。

 

  今后两年的工作任务

 

今后两年的任务主要是开展全国民间文学的普查。各个省区要抓紧时间,不失时机地动员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力争在两年内完成民间文学全国普查。我们国家很大,不可能一刀齐。两年的时间是一个大体的要求,实际上很可能有先有后,但我们希望不要在现在就放松,到时无限期地拖下去。各省区根据全国普查进度的要求,做出自己的时间安排。一个省有多少个县,每年搞几个县,排排队,并且把这个安排报到总集成办公室来,使得总集成办公室有个数。将来我们要搞一个地图,像作战指挥一样,把全国的进度都掌握起来。普查是我们这项工作的基础,没有坚实的普查工作,我们的大楼是盖不起来的。希望所有的参加这项工程的同志充分认识到普查的重要性,不要使这次全国民间文学普查走过场。

还有个问题,就是此前已有的材料跟现在的普查材料的关系问题 。各个省都程度不同地拥有一批前任搜集采录的材料,有的保存在个人手里,有的保存在单位资料部门,对这些已有的民间文学记录文本材料,应当进行编目、甄别、挑选,凡是可以入选的,都要拿到群众中去重新核实一遍。应当考虑到过去情况的复杂性,不加核实就拿来用是不保险的。不能走捷径,把现在已有的材料汇拢来就编成一本书,那也未免太容易了。民间文学是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把不同时代搜集记录的民间文学材料汇编成一本书,抹杀了民间文学流传的时代特点和嬗变印迹,非驴非马,是不合要求的。普查工作,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新鲜经验。

“歌手”或“民歌手”,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一种民间文学家的称谓。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全国各地发现了很多会讲故事的能人,学界把他们叫做“故事家”或“故事讲述家”,一个人能讲几百个故事,讲得比较完整,艺术上有很好的造诣,语言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可以设想,一个区、一个乡、一个村子有这么几个故事家,由于他们讲述的故事数量多、品类多,他们的故事大体上可以涵盖这个地区民间故事的丰富贮藏,大体上可以体现本地民间故事的地域叙事特点和风格。如果我们在一个地区发现了这样的故事家,把这些人掌握了,普查就做到了。要重视这些故事家、歌手的作用,因为一般人讲的片断的东西,有的甚至不能成为完整的作品,与其一家一户地普遍地去搜集,不如去发现几个故事家和歌手。

凡是普查过的地区,都应当有调查报告,记录情况,经验总结。普查工作应当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在这方面,云南的经验有参考价值。搜集、编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研究工作,没有研究,就不可能顺利地搞好普查与编辑。在普查工作中,又要慎重、扎实,要防止浮夸风,防止大轰大嗡,防止重复五八年搞群众运动的错误。

 

  关于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许多同志指出,总会要抓典型。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任何群众性工作,都必须抓典型,以点带面。少数民族地区,要找出典型来;汉族地区,也有好的典型。有些地区要搞“四套集成”,各地根据蕴藏情况和工作力量自主决定。但全国编纂出版的是“三套集成”。史诗集成这次就没有纳入。不是史诗不重要,而是条件不成熟。将来条件成熟了的时候,还可以搞四套、五套。

我们要防止形式主义,要一步一个脚印,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千万不要把这项工作搞成夹生饭,夹生饭再回锅,损失就大了。但是我们不能等到条件都具备了才动手,要一面干一面创造条件,使我们的工作在全国尽快启动起来。这件文化工程是万里长城,大家都表示不要在自己省里出豁口。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有历史责任感。

 

  关于资料问题

 

积累资料是民间文学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这个问题多年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就制定过规划,但是没有实现。包括总会,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图书室、资料室。过去(十七年时期)我们有过一个很好的资料室,我们拥有的民间文学资料在全国范围内堪称是最全的。可惜在十年动乱中被肢解了,被瓜分了,一部分流入文化部文艺研究院的图书室,一部分流入了中国文联的图书室,至今没有能够找回来。我们要重视资料的积累。在编纂“集成”的过程中,应当有步骤、有计划地把资料积累抓起来。除了总会要建立资料中心以外,各地分会也要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资料中心,搜集和保存这次普查中得到的民间文学的材料、民俗学的材料、民间艺术的材料。现在外宾反映很强烈,到了北京只给他们看芭蕾舞等洋货,真正民间的歌舞、民间的艺术却看不到。在座的各省负担“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的同志,应当有一个规划和构想,努力发展我国的民间文学事业,使每一个城市都有民间文艺的中心。

我们应当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一些民间文学资料本。从50年代以来,有好几个省、自治区曾有计划地编印过一些资料本,五六十年代采集的那些民间文学资料所反映的,是那个大变革的时代的社会现实,带有大变革时代的社会内容和艺术特点,故而是异常珍贵的。粉碎“四人帮”以来,又有好几个省后来居上,搜集成绩卓著。在这次民间文学的普查中,我们要把采录到的各种民间文学作品以县区为单位汇编并印成资料本,这样就不易失散了。我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主要是两个任务:一个是出人才,一个是出成果。成果包括公开出版的书、内部资料和研究著作。过去我们编辑出版过几套大的丛书,如50年代的《民间文学丛书》和《中国民间文学丛书》,60年代的《中国各地歌谣集》、《中国各地民间故事集》,80年代的《民间文库》,但都不完整,有的省区缺位,因此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民间文学丛书,也没有一套像样的内部资料出版。中国民研会也应当下决心编出一套中国的民间文学资料来,因为将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的省卷本出版,充其量也就是一百多卷的规模,不可能把这次全国普查中搜集到的所有资料无一遗漏地都包括进去,许多没有被选入的材料因此而失散了,不是很可惜吗?

现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可我们民间文学的工作手段还显得特别地落后。总会连一台录像机都没有。前些时候吉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同志带着一部他们拍摄的《萨满教》的影片到北京来放,受到大家的欢迎。像这样的事情,应当多搞些。另外,现在都普遍利用计算机编程序,既节省时间,又提高功效。各地分会的“集成”办公室如果有条件,也可以买电脑,把省里的故事全部编入数据库。现代化的手段我们应当追求,这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今年芬兰文学协会提出要和中国合作,要带着先进的设备来搜集记录调查地民间文学作品,还要帮助我们培训人材。我们初步计划,在广西找一个点,组织几十个人参加这项调查工作。

 

  争取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

 

我们的规划里缺了这个意思,这是个很重要的缺陷。我们应当努力争取各级党和政府的支持,没有他们的领导、支持和关怀,我们的这项工作是没有办法进行的。事实证明,凡是搞得比较好的地区,都是当地的党委和政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的。我们不过是搞一个计划,出一些点子,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还是他们。当然,不一定要求所有的领导都来担任主编。因为一套书完全由省委书记或宣传部长来当主编,他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如果他们愿意,我们也是很欢迎的。

这次会的成果,我们初拟了一个《会议纪要》,大家谈的一些重要问题和意见要在《纪要》里充分反映出来,把这个《纪要》报到中宣部去,希望中宣部能够批转。如果能达到这一步,那么我们这次会议将会更大地推动整个“集成”工作的进展。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当然还要靠我们去争取,靠这个《纪要》写得好,要高屋建瓴,总结出经验来。

我们这次“集成”工作会议开了五天,开得很成功,总结了很多好的经验,同时也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些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完全解决,也不能要求靠一次会把所有问题都解决。“集成”工作全面上马了,今后,每年都要开这样的会,在会议外,还要搞培训班,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交流经验,提高认识。这次会上,同志们对总会提出了些意见和批评,我们诚恳地接受。有些我们通过努力能办到的,一定会努力去办,有些一时不能办的,再找机会向大家作说明。今天会议就要闭幕了,预祝大家工作顺利。

 

(此系作者1985629日在第二次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原载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办公室编印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通讯》第一期,19856月。)

(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审订)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 同上书,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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