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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丹】丰富的史料卓越的史识——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2018-05-17 10: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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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

史识

民间文学

学术史

分类: 学科建设

丰富的史料  卓越的史识

 

——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李丽丹*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刘锡诚先生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是中国民间文学第一部学术史专著,该著作以翔实的学术史料、公正的学术史识梳理了百年来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历程,对一些史料的历史价值进行了新的评价,首次公开大量珍贵的学术史料,对一些不为人知的学者、学术成果进行了评介。著作填补了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专题研究的空白,为整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建构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改变了民间文学学科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促进了学科的整体、均衡发展。

关键词:刘锡诚  民间文学  学术史

 

作为一门学科,民间文学(或称民间文艺学)应该包括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与研究、研究方法和理论以及民间文学学术史。目前,通论性的民间文学史著作有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史》、高有鹏的《中国民间文学史》、祁连休的《中华民间文学史》,以及早在1958年就已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另有部分民族文学史问世,如回族、京族、白族、苗族等都对该族民间文学的历史有所梳理。若单以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史而言,近著有高有鹏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但该著作仅以八位为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之民间文学观为研究对象,尚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学术史”。总体而言,关于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多散见于各分支学科的学术史研究之中,如刘守华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史》中就有对中国民间故事学术史的研究,不过亦有单篇论文追溯学术史的,如陈连山的《20世纪中国神话学简史》、史克之的《20世纪中国寓言研究史》等[1]

诞生于19世纪末的民间文学学科,已有了百余年的历史,但在专题学术史研究方面,至今仍基本上是一块亟待拓荒的“处女地”,这不能不算是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一大缺憾。正如刘锡诚先生在为高有鹏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所作序言中指出的:“民间文学理论和民间作品的搜集与研究,学界所做的工作比较多,成果积累也比较丰饶,特别是近20年来有了很大的突破,而后者,即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此序写于2003年底,是时,刘锡诚先生已经开始《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的项目研究,其项目成果也陆续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刘锡诚先生始终坚持博采众长,多次与海内外学者交流、探讨。如2003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海峡两岸民间文艺学研讨会”上,先生与刘魁立、刘守华等著名学者专就其“民间文学学术流派”的观点进行了座谈,2005年又以笔谈的形式约请海内外知名学者对民间文学学术史进行了回顾,并将其发表在《民间文化论坛》上。2006年底,《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以下简称《学术史》)经河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作为一部洋洋百万字的鸿篇巨作,《学术史》不仅客观地向读者完整展现了民间文学百年的学术轨迹,还处处浸润着著者对民间文学的深厚情感、体现了著者的良好学术素养。《学术史》的面世,至少在两个层面具有显而易见的意义和影响,一是填补了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专题研究的空白,为整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建构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二是改变了民间文学学科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促进了学科的整体、均衡发展。更为值得一提的是锡诚先生作为知名学者的大家风范,他曾多次在不同时间与场合真诚地表示:“这部拙著,只能说是在没有人走过的荆棘丛中探一条路,因而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我进入老年后做这个课题,在家里写作,遇到的困难很多。……只是想向晚辈们提供一些资料,大体理出个路子来,如此,我就满足了。”笔者在20068月参加在河南召开的“中国神话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与先生的面对面交流以及《学术史》付印之后与先生的电话交流中,对先生的这种学术态度都有深切的体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态度本身就应该是民间文学学术史的一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说,学术史研究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对话”。不过研究者首先面对的不仅仅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对象本身,而是对对象的解释(是“能指”而不是“所指”)。因此,在进行学术史研究时,不应局限于研究者提出的具体结论,而应该审察隐藏其后的研究者所使用的理论框架。

《学术史》以各种流派的消长及其原因分析为我们展现了中国民间民间文学学术研究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学科从产生之初即受到西方人类学绵延不绝的影响,传播学派在歌谣学研究中的先发之声,融各家之所长并成为独特之神话与历史之研究的“古史辨”神话学,社会学与民俗学对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产生的影响……正是基于强烈的理论意识,《学术史》易给人以下两点深刻感受: “一是史料的翔实完备,一是史识的卓见。”[2] 此说亦与笔者读罢后的感受深相切合。笔者以为,正是著者始终坚持以理论研究为基础,加上其“小处着手,统观全局”的方家气慨,才使翔实的史料与卓越的史识能较完美地结合起来,成就了百年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先生将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分为六个时期,其划分并非仅仅将材料按时间的先后进行排列,而是综合考虑学术史实发生的政治、文化语境,乃至对学术史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个人的经历。因此,每一个时期的学术发展,著者都根据两个点来进行经纬设置:学者的贡献与学术理论的发展。其基本框架为:学术的发展主要通过民间文学研究流派及其兴衰来展现,著者对流派之研究方法及始末作精要评论,也兼论这一时期产生或得到发展的其他民间文学研究。《学术史》既有对术业有专攻的学者的点评,也着眼于民间文学研究的整体状况,对神话、故事、歌谣等的研究历程尽可能全面地予以展现。以第二章“歌谣运动的兴衰”为例,著者在总述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及思想背景的基础上,对当时学术活动的干将刘半农、周作人、胡愈之、董作宾、顾颉刚、胡适、杨宽、茅盾的学术思想和论著都设专节论述,学术研究之重要流派“乡土研究派”及“古史辨”神话学亦得到同等重视,而杰出的个案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也因其对民间文艺学的特殊贡献被专列一节。著者十分注重将学术史上的各种现象同与之相联的历史史实结合起来考察,力求在更为广泛的文化环境中来理解学术的变迁,因此,既叙述了学术史变迁的现象,又对变迁的原因作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在科学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总之,这种由点(学者与研究个案)及面(流派和民间文学的整体发展状况)的研究模式,充分体现了著者“小处着手,统观全局”的气慨。

学术史的研究,有三个必经步骤:资料的搜集与基本学术史料的有序排列——对每一个具体研究的渊源流变以及影响的考证——修撰通史。每一步骤都隐含着撰史者对学术史料的价值判断与见解,高先生在评论中也谈到“刘锡诚是新时期以来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亲历者和重要组织者,他不仅留下了对一些重要事件记述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对这个学科的曲折发展深入思索,进行了艰辛的史料甄别与细致的搜集整理。”然而繁重的史料整理工作并没有使《学术史》沦为资料的堆砌,反而给著者从大处着眼反观细部搭建了一个评台。刘锡诚先生在“绪论”中谦逊地说道:“浩瀚而杂乱的资料,凭个人精力无法翻览无遗,故对诸种学派和学人的评价,也只能算是尝试。”而著者的一些“尝试”性的评点对于澄清既有史实、反观现有研究却显得十分可贵。如肯定了作为作家、翻译家的胡愈之对民间文学的分类,对鲁迅“诗人为神话之仇敌”这一命题双层意义的新解读等……这样的点评在《学术史》中屡屡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各种原因,许多曾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流派,都渐归于沉寂,而《学术史》对这些流派都从源流上进行了梳理,以俗文学派为例,著作除肯定了郑振铎、赵景深这样的大家对该流派的贡献,也对许地山、阿英、冯沅君、黄芝冈、杨荫琛、叶德钧等人的研究进行了介绍与评点。这样的学术态度,对民间文学学术研究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而史家对“多学科、多学派、多角度研究”的肯定,不仅开阔了民间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就是对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是不无启发的。

书中引录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如顾颉刚先生为程憬遗稿《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所作的序言,著者因其不易被查找,因而引录以供后人参阅;《学术史》引用珍贵史料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从私人藏书中翻阅所得,而这些史料已无或者很少有公开出版之机会;二是在学术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期刊上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倡议书;三是在港或在台发行过的、目前大陆尚未刊出过的一些史料等。这些史料如果不借此机会,恐怕很难有机会得以公开出版,更不能为后来者所见。刘先生不惮繁琐,在对史料进行分析之前,将难见的史料一一转录于此,也正是为后人研究计,也蕴含着刘先生对后学的殷殷期望。除此之外,《学术史》的“附录二:百年民间文学理论著作要目索引”也为研究者提供了详细的学术史资料。

由于著者对于一些史料的历史价值的重新评价,纠正了民间文学史上的一些误识,比如“母题”研究法,目前学界一般将其主要用于故事研究,往往易认为母题研究源于西方并在中国的民间故事研究和神话研究中得以推广。而《学术史》却花了大量的篇幅对于董作宾的“看见她”这一歌谣的研究中如何成功使用母题研究法来解决歌谣的分布、传播等问题。著者评价董作宾的这一研究如此评价:“我们从董作宾文中看到的,作者以歌谣的‘母题’为切入点而对流传于各地的《看见她》歌谣所作的比较研究及其结论,倒是更多地表达了与在世界范围内取以进化论为哲学基础的人类学派而代之的传播学派相当接近的观点,而在此之前,以进化论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文学人类学派正在我国学界传播得如火如荼。”[1]。在歌谣研究中运用母题的方法,是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较早的,虽然此前有胡适提倡的“比较的研究法”中对“母题”概念的使用及举例,他认为“母题”的存在是歌谣的重要特点,其普遍性为比较的研究提供了可能,但真正运用于实际个案的分析,却是董作宾对流传范围甚广的“看见她”歌谣的研究(董的研究也正是受了胡的影响)。如此看来,“母题”研究在民间文学研究中本是有更广泛的运用的,只可惜今天的歌谣研究似乎没有继承此类研究方法及其细致风格,倒是故事与神话研究还在较普遍地运用。

以上所举不过是《学术史》中“以立而破”的一个小例子,书中此类研究颇多,读来时有打破旧识的新奇之感,这其间自然也包括了著者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史料的保存与点评,对薛汕、程憬等诸多前辈学者的研究介绍与点评,这些学者有的一生与民间文学为伍,有的在史学界或其他学界颇有建树,但却对民间文学的发展作过重要的贡献,只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往往不为后辈学人所注意。我们的新文学研究包括民间文学研究,历来重视国统区和解放区两大阵营的学者与作家的贡献,二元对立的学术立场使许多问题庸俗化、简单化;刘锡诚先生却不仅仅从某一个方面来论述,而是正视文化发展的多元事实,耐心梳理出整个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立与发展的真实历程,总结出不同阶段的学科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当我们理解了这一历程,也就少走了许多弯路,更能在从事研究时,时时警醒自己保持学术研究尽可能的“去政治化”,追求学术研究的科学性。

 

“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就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重新思考,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高,“文学史”的现代性、“民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也随之突出。而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文学史研究就不断与民间文学研究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勾联。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自不必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白话小说史》亦与民间文学联系紧密,前者的“神话为文章之渊源”的观念、后者对于中国文学由“上层的文学”与“下层的文学”组成的“双重的文学”的思想,都反映着学人对中国文学的组成与命运的思考。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民间文学研究的密切联系是任何中国文学学术史的研究者无法忽视的,仅以王瑶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观之,鲁迅、胡适、朱自清、郑振铎、闻一多等学者,无不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卓有建树,但该著作并未对他们的民间文学研究有所置辞。这种有意无意的轻忽几乎代表了目前“正统”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总体状况,也就是说,民间文学尚未在哪一部文学史著作中真正受到毫无偏倚的对待。现在,也该是对近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进行“拨乱返正”的时候了。以往的研究多有从作家文学研究入手来观察民间文学者,这种传统大约可追溯自鲁迅、胡适这一辈学人,他们对民间文学研究所作的努力虽与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之革命紧密相联,却为恢复民间文学在“文学”领域应有的地位做出了贡献。今天的民间文学研究似乎不像“五四”前后那样,与文化、思想等更为抽象与宏观的革新目标联系紧密,但“民间文学为文学之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大众普识性的文学史观念中,还是在许多学者的观念中,都远未摆脱其“边缘”地位,甚至是无地位。这与千百年来民间文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审美生活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是不相符的。

要想还民间文学以本来面目,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学术史》应该是这种努力中的一个值得纪念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事件,它应该引起“正统”的文学史研究者的重视,以其厚重与博学将那些在“正统”文学史与“民间”文学史上都付出了努力,有着远见卓识的学者们的影响再度回归,鲁迅、胡适、茅盾、朱自清、何其芳等等,这一个个在近代文学史上写下辉煌篇章的名字,他们在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穿梭忙碌的身影不应该被禁锢在哪一个人为划定的圈子中。沟通民间文学与“正统”的文学学术史之研究,其意义不仅仅属于民间文学的学科本身,也不仅仅是研究者们的学术爱好,更是对文学最终所服务的“人”的观念挑战。陈平原在谈到学术与现实的关系时指出:“学术推进的大致路向是:研究型文学史中的某些精彩结论,逐渐为教科书所接纳,而后又逐渐为普及型文学史所推广,终于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常识’;而公众文化水准的提高,又无形中形成一种压力,逼专家学者进一步探索,寻求更加完美的文学诠释。”因此,当客观、科学的学术史为众多学者所接受时,它对普及性的文学史(教科书型)的影响自然地产生,也就可成为“常识”。而这也是《学术史》的出版,对于沟通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基础性意义之所在。

《学术史》也留有一些意犹未尽之笔。百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在神话、故事、史诗还是在歌谣,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的时步,但著作对此着笔不多。且新时期的民间文学理论建设的论述似乎读来不若此前的学术史(尤其是流派的梳理)引人入胜。大约越接近当前,其成果之历史价值愈难于判断。因此,著者对新时期的学术研究多持肯定与鼓励的态度,肯定学人的优秀的学术成果,力扬其长,这自是著者从学术发展之良好的心愿出发而给后学予鼓励,另一方面,似乎亦有避短之嫌。另外,部分学术史料稍有重复,史料的引用或论述尝有可简化之处。当然,作为近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学术史》已很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民间文学的百年足迹,瑕不掩瑜,了解一本书的价值与特色,最贴切之法,莫过于去读原著。以上所言,实不过是后学在读罢这部厚重的《学术史》后的一点心得与体会,笔者相信,每一位有志人文科学研究的学人,尤其是文学研究者,都能从《学术史》中有所得。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35

[2] 高有鹏.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新阶段——读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N] ,中国艺术报,2007-03-30

[3]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7


(发表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 作者简介:李丽丹(1979-  ),女,湖北松滋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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