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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芳】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2018-05-16 10: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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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学术史

史料

到民间去

分类: 学科建设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孙春芳

清初筹开纂修明史之馆,主其事者拟荐顾亭林,以佐其撰述,亭林闻之答曰:“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盖因“数十年以来,门户分争,元黄交战,啧有烦言,至今未已。一入此局,即为后世之人,吹毛索诟,片言轻重,目为某党,不能脱然于评林之外矣。” [1] 亭林乃有志史乘之人,为何对修明史之事退避三舍呢?盖亭林本胜朝遗民,亡国之痛时切于心,胸中横梗一段家国情思。而修史之事,首贵去情,“挟情论事,正则招嫌,谬则招秽。” [2] 况亭林去明季未远,事近未彰,非待诸时日,恐无以平心观察。此说看似正论,实则未必。按中西史乘,史迁著《史记》,始于黄帝,下迄于今,未尝不言当时之事也。班固《王莽传》所载之事,皆其父祖所亲历,去其身亦未远也。泰西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之《历史》,以其所亲闻亲见之希波战争为全书之高潮。修西底德斯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亦是径将其所亲历之希腊内战写进书中。学者每谓距离太近,不宜作史,然现今之世,瞬息万变,时事一转眼就成为史事,其更新换代的速度前所未见,学者如不急起直追,搜罗研治,加以董理,恐鸿飞冥冥,其迹无存。若谓学者距离太近,难以跳脱是非,平心而论,则一家之言,本难以餍众人之口,服众人之心,而同时侪辈俱存,势不能掩口息事,戴名世云:“夫与吾并时而生者,吾誉之而失其实,必有据其实而正之者,吾毁之而失其实,其人必与吾争辩,而不吾听也,若乃从数十年百年之后而追前人之遗迹,毁之惟吾,誉之惟吾,其人不能起九原而自明也。” [3]

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的刘锡诚先生长期浸淫于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对民间文学掌故旧闻和学术史脉络知之甚详,近年来孜孜矻矻,勤勤勉勉,详加收罗民间文学学术史方面的相关材料,细大不捐。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按照其中国民间文学流派史的学术史脉络,终于篡成《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一书。刘先生曾自承民间文学目前“处在涣散无闻,萧条寂寞的景况之中”(原书第16页),“始终未能获得像西方社会那样的人文条件”,“始终处于被压抑的地位”(第7页),并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再次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第13页)为此,刘先生于2001年写了一篇《为民间文学的生存——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表达了他的隐忧,文章对民间文学的现状作了精确的描述,也提到了现今研究界的一些不足之处。当然,一个学科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我们自身研究水平的迅速提高,而不是咄咄逼人的挑战姿势。” [4] 从这个意义上讲,刘先生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花数年心力草创此书,可谓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刘先生之于民间文学,可谓劳矣。

先生此书,以时间为经,以民间文学内部各流派的发展脉络为纬。学术史的“分期,基本上以社会政治的进程和制度的转型为依据。”(第8页)体例颇类似于史书中的“纪事本末”一体,“决断去取,体圆用神”。 [5]先生在决断去取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流派时,遵循四个方面的原则,约而言之,一为历史的产物,二为基本的学者队伍,三为共同的学术理念,四为代表性著作。(页7)除了第一条似乎有以普通社会学立论之嫌,对判定流派无甚大作用外,其他三条原则都设定得非常精准和恰当,在这些原则之下,刘先生认为民间文学学术史在前50年(即49年之前)出现了“民俗学派”、歌谣研究会、“文学人类学派”、“古史辨”神话学派、“社会-民族学派”、“俗文学派”、“延安学派”七大流派。(第8页)这些流派的盛衰消长使民间文学这块园地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多元生存,异彩纷呈的繁盛景象,但刘先生却从这种表面的盛世景象中看出了背后的隐忧:多元本来是一种好事,但建立于自身学科体系尚未健全基础上的多元却“一方面说明了民间文艺学作为学科的不成熟性,另一方面又显示了民间文艺学的边缘性和跨学科性。”(第9页)而作为流派灵魂的学者队伍,对该流派的草创发展乃至兴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某些时候甚至到了“人存政在,人亡政息”的地步。例如刘半农因北大事忙,无法兼顾中研院史语所民间文艺组的工作,遂辞去中研院民间文艺研究员一职,这使他所领导的民间文艺组无形之中停止了活动。(285)先生对此点有深刻的体认,他痛感“从不同学科(如史学、民族学等)先后走到民间文艺学的研究道路上来的学者,着实并不算少,也不乏大家,各自做出了不同的贡献。”然而“遗憾的是,许多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人,多半是‘客串者’,没有从一而终地把民间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只有极少数人坚持了下来。”(第12页)这些“客串”的民间文学研究者,极有可能属于玩票性质,他们也许一开初就没有“把民间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所以到最后没有“从一而终”,没有“坚持了下来”,徒使我们这些后来人感到莫大遗憾,但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所幸这些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还历历俱在,使我们这些后人可以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深挖细掘。刘先生慨叹民间文学“没有提出一套比较科学的理论设想,更谈不上建立理论体系”,藩篱不牢,所以导致一些宝贵的民间文学研究人才纷纷流失,但理论设想提出来了,理论体系建立起来了之后又能如何呢,有些天才型的学者本身就兴趣广泛,不安于某一个固定的研究领域,喜欢时时变换研究题目。作为研究学术史的史家,在如实地描述出他们在某一阶段,某一领域作出某种贡献的基础上,对他们做出客观的评介,已经是能者之事已尽了,至于他们没有“从一而终”,没有“坚持了下来”,我们似乎也不必过于苛求了。刘先生因为长期浸淫于民间文学领域,已为民间文学所化,爱之深,不免责之切,故而时时有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浩叹,而笔者认为,对于民间文学的过往成绩,不必过于斤斤于其为其他学科入侵于民间文学的产物,俗云“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此之谓也。而对于民间文学的将来,也不必过于担忧,学科建设固然需要建立,学科人才固然需要培养,但兹事体大,非一朝一夕可就,宋时青城山上官道人“语养生曰,为国家致太平与长生不老,皆非常人所能然,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不乱不夭皆不待异术,惟谨而已。” [6] 此言虽小,可以喻大。

论者每谓史家作史,不苦于史料之多,则苦于史料之少。而对于史料之甄别,不是失之于“纤介无遗”,就是失之于“丘山是弃”。然“丘山之弃”固然是史家的大忌,“纤介无遗”则未必非史家之莫大功德。对于深刻断制,体例精严的著述家而言,“纤介无遗”固然无异于獭祭饾饤,使其难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是对于尊闻好博,淹博精审的著述家而言,如先将材料悉数收罗,然后巧施以排列组合之功,使死材料成活文本,脉络自现,体例自明,虽难以成一家之言,其保存文献之用,嘉惠后学之功,固昭昭然也。刘先生此书材料之丰赡,为前此同类书中所未有。书中大量引用了研究者的自述和同时侪辈的评介,使读者和后来的研究者很容易进入当时的情景,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产生一种“理解之同情”。不仅此也,刘先生“前后五十年来陆续积累了不少史料和笔记”(第16页), 这些史料有一些是刘先生的枕中鸿秘,旁人轻易不能见到,而刘先生在书中将其一一披露,如原书第四章专辟一节论述程憬的神话研究,这块领域以前的研究者多未涉及,刘先生得以亲见程憬的遗稿《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也是机缘巧合,刘先生在文中论之甚详。(第490页)像这类极具史料价值的文献资料,刘先生不遗余力地加以搜罗,再加以初步的整理和归类,给它们在学术史上一个初步的绍介和定位,其功效颇类于目录学中的书录、解题。后来的研究者可免去一番爬罗剔抉的功夫,前人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意盖在于此乎。

民间文学不是一个“自我完善的封闭性的学科”,也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科学”。(第9页)正如美国学者洪长泰所说:“鉴于政治和社会的责任,民间文学运动的发展使中国知识界把目光逐渐转向关心农村。他们认为民间文化正是从那里发源的,因此把研究的焦点也汇集到乡村问题上。” [7] 所以刘先生认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反传统’的思想锋芒和‘到民间去’的平民意识”,“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社会功能性的一个人文学科”。(第9页) 民间文学的“反传统”性应该说与其诞生的时机有密切的关系,它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余波所及的一个产物。既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其“反传统”性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它的产生又具有极大的偶然性。首倡歌谣运动的一批学者如周作人、沈兼士、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等,本身是新文化运动阵营中对新诗研究和创作颇感兴趣的人,他们从事歌谣搜集、整理、研究的工作,是有其自身的学术和文学背景的。当时新诗界的流行观点是真的诗在民间,所以刘半农在北河沿散步时对沈尹默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 [8] ,《/span歌谣周刊发刊词》提出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性的,一是文艺性的,周作人将这两个目的归结为两句话:“歌谣是民俗学的主要分子,平民文学的极好材料” (第87页)前一句对应学术性,后一句对应文艺性。可见民间文学在其诞生之时它的“反传统”性思想锋芒显现得颇为隐讳,周作人、刘半农等在《新青年》、《新潮》上面发表一系列的对旧社会旧文艺具有摧枯拉朽作用的反封建檄文,但是在歌谣研究领域,他们多少还是保持了学者的素养和矜持,并没有很明显的提出反传统的口号。当然,到历来被认为是野蛮无知,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去采集歌谣,而且采集的目的还不是观风知政,而是为了作学术上的研究,并为当时的新诗找一清新的源头和朴素的镜鉴,其行为本身就足够反潮流的了,守旧派人士因此目刘半农,周作人等人为不务正业的堕落文人。因此,从这个意思上说,作为民间文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的歌谣运动,虽然在它的一些纲领性文件中并没有明显地举起反传统的大旗,但是其行为本身已经作为一个异类彰显出它学术史上的意义,当然,过多的强调这一点极有可能矫枉过正,以致到最后出现舍本逐末,转福成祸的结局,这一点在民间文学另一个显著特点即 “到民间去”的平民意识中体现得就更为明显了。按说“到民间去”本是民间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谁也没有异义,但是何谓“民间”,怎么样 “到民间去”,这里面就出现了极大的分歧。田野调查、送戏下乡、送知识下乡等直接与民间发生关系的行为毫无疑义是“到民间去”的绝佳方式,但书斋型学者搜集歌谣、研究民间话本、弹词这些间接性的工作又属不属于“到民间去”呢?而所谓“民间”是不是一定非要坐实到“农村”呢,乡野山村的野哭曼唱固然可以动人视听,可天桥上卖把式的、唱大鼓的同样也是民间文学研究者视野中的绝妙风景,如果观者不戴着有色眼镜的话。民间文学内部对“民间”这一概念的理解一开始就有等级上的偏差,而对“到民间去”的工作的评判一开始就有价值观上的分歧,这种内部的分歧和偏差并不是“到民间去”的一个口号可以包容得住的,随着政治环境的不断恶化和意识形态的甚嚣尘上,这种分歧和偏差必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十七年时期出现将以钟敬文为首的民俗学派和以郑振铎为首的俗文学派打翻在地的悲剧性事件,就是将“民间”概念一味窄化和纯化的结果(更不必谈伪化的问题了)。刘先生哀叹于民间文学目前处于被压抑的地位,想从学术史的角度为民间文学正名,遂提出民间文学百年来一贯的“反传统”思想锋芒和“到民间去”的平民意识, 但是过多地强调这种思想锋芒和平民意识是否有可能导致民间文学在十七年期间的非正常繁荣和目前的“涣散无闻,萧条寂寞的景况”(第16页)这也是一个值得学者探讨和深思的问题,刘先生在序言中隐括大意,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后来的研究大可以此为契机,从学术史和政治史交互影响的角度来阐明后50年民间文学的兴衰隆替,为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开辟一条新的坦途。

《现代中国》第七辑,陈平原主编,20081



[1] 顾炎武《蒋山佣残稿》,转引自汪荣祖《史传通说》,中华书局,1989年,第255

[2] 汪荣祖《史传通说》,中华书局,1989年,第255

[3] 戴名世《南山集》,转引自汪荣祖《史传通说》,中华书局,1989年,第257258

[4] 陈平原《我看俗文学研究》,此文根据20003月在“学术史上的俗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5] 章学诚《文史通义》,转引自汪荣祖《史传通说》,中华书局,1989年,第216

[6] 陆游《老学庵笔记》,转引自钟叔河编《周作人文选》卷三,广州出版社,1995年,第93

[7][美]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页,转引自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

[8] 刘半农译《国外民歌译》,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初版,转引自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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