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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涛】刘锡诚的使命意识与学术史写作

(2018-05-15 09: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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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学术

非遗保护

牛郎织女

秃尾巴老李

分类: 民间文学

刘锡诚的使命意识与学术史写作

 

叶涛

 

[中图分类号] 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214201603-0000-00

[作者简介] 叶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学术史的建构是一门学科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钟敬文先生在谈到民俗学的学科架构时,就曾把“民俗学史”作为民俗学学科的六大组成部分[1],给予高度重视。

关于学术史,有以下三点值得重视。

首先,学术史的写作建基于学科长期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抛开作为滥觞期的晚清时代,我们只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算起,作为中国现代人文学科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至今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一个世纪的学术积累(包括学术著述、学术活动、重要学者等)为学术史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学术史是对学科发展历史的学理性总结,绝不是简单的学术史料的堆积。一部优秀的学术史著作,既要梳理本学科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同时,更应该将学科发展的历史放置于更大的社会思想背景下进行思考,这对于从事学术史研究的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外,虽然说学术史不能够简单堆积资料,但是,充分掌握历史资料、掌握尽可能多的第一手史料,则是任何史学类写作的基本前提。同时,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能否对这些史料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分析与学理评述,也是对学术史写作者的考验。

刘锡诚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2](以下简称《学术史》),从学术流派、学术机构、学术期刊、学术活动、重要学术著作等多个方面,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的发展演变历程。刘先生的《学术史》,是对时间过去未久、人物影响尚存、一些学术活动依然延续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发展史的理论总结,虽为一家之言,但其学术价值至今无人超越。

由刘锡诚先生来撰述《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属于当代人评述当代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刘先生本人就是它所评述的学术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亲历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直至当今中国民间文学学科所走过的全部历程,上承周扬、顾颉刚、钟敬文、贾芝等老一辈学人,中间他本人就可以作为中生代的代表,此后还衔接了至今活跃在民间文学领域的诸多后学。这种身份,使他的著作多了一分真实,多了一分情感,但同时也使这部学术史著作平添了一些忌惮:许多学术事件的当事人还在、或者相关联的人物还在,对于一些事件的评述还要顾虑到时代的局限和当事者及其后人的感受。因此,当我们读到刘先生所撰写的《周扬与我国民间文学事业》[3]一文时,就更加能够理解这部学术史著作的撰写是多么不容易了。

尽管有如上所述的顾虑,刘先生的这部《学术史》还是在多个方面有所创新,特别是在史料的占有、失佚学者的再发现、学术流派的建构与梳理等方面均有独到见解。其中,对中国民间文学进行学术流派的梳理,将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大大拓宽了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视野,功莫大焉。

前文说到,刘先生的《学术史》属于当代人评述当代事,这是我要特别予以指出并重点强调的一个方面。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民间文学因阶级属性的缘故,使其成为无产阶级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制度体制内,有专门的民间文学研究机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大学教学体系中,从五十年代的人民口头文学创作,到七八十年代的民间文学课程,在文学殿堂中均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也造就了一批从事民间文学管理与教学研究的人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便是有行政级别的管理机构,各个大学中则有教授、副教授、讲师等一批以民间文学为学术职业的专业教研人员,民间文学与时代的密切关系也便从这种体制中生发出来。正因为这种缘故,在二十世纪中后期,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教学研究、人才培养等便不只是单纯的学术调查与研究活动,而成为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与思想密不可分的学术运动,从五十年代后期的“新民歌”运动,到八九十年代的“三套集成”,直至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莫不如是。

1949年至今,民间文学界的一批学术前辈们,投入到各个时期的学术运动中,他们为学术观点而争鸣,因学术活动而辛劳,被各种学术的、非学术的运动所左右。如今,比刘锡诚先生高一辈的学者大都已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如钟敬文、贾芝等),与刘锡诚先生同辈的学人(如刘魁立、乌丙安、刘守华、祁连休等),年龄均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们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历程中承前启后的最重要的一代学人。

我们以刘锡诚先生为例。除了这部《学术史》中所记述的他本人所参与的学术活动,近年来,刘先生还撰写了一批带有学术总结性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刘先生以他细腻的笔触回忆故人,叙述往事,字里行间包含着大量地极其珍贵的学术史资料,前述《周扬与我国民间文学事业》一文可做这类文章的代表。读罢《周扬与我国民间文学事业》,我们可以了解到,学术史决不单单是学术问题的争论和学理性的梳理,还有许多人为的因素掺杂其中,如果没有当事人的叙述,我们仅仅从留给后代的表面文字中,根本无法理解某些学术纷争的真实意图,甚至完全可能错误认识这些纷争的本质。

在刘锡诚先生作为中国民协负责人主政时期,还有一些影响至今的重要事件,如中国民协参与三套集成的过程、中国与外国学者联合进行民间文学的考察活动、中国民协更名为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经过等等,虽然这些事件离今天并不遥远,但像我们这些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后辈学人,当说起上述事件时已经难解其详,当我们的学生辈将来再做学术史梳理时,就更需要下大功夫去考证、索隐了。上述事件,如果由作为当事人的刘先生及其同辈参与者各自记述下来,从各个角度为他们所参与创造的历史留下浓重的笔墨,这将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

刘锡诚先生在离开民协的工作岗位之后,从一个官员蜕变为一名学者。之所以用“蜕变”来形容他的这段经历,我想这其中的甘苦只有先生及其同辈学人能够体会。刘先生的转型极其成功,他个人的几部重要的学术著作都是在此后完成的,如《中国原始艺术》、《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石与石神》等,特别是这部修订后达110万字的皇皇巨著《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十数年几易其稿,对于一位没有助手、没有科研经费、没有图书馆可以依靠的老人而言,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刘锡诚先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除个人著述之外,还组织编纂学术丛书、参与学术团体的领导管理工作等。本世纪国家非遗工作开展以来,刘先生还积极参与了非遗保护工作的理论探讨与项目评审,特别是担任非遗评审工作民间文学小组的召集人期间,积极推动非遗申报文本的规范化,为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进入国家名录做了大量工作。

学者的个人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学术取向,这在许多学人的自述中都得以体现。刘锡诚先生是山东人,我曾长期在山东工作,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与刘先生接触,多年来,从他的言谈话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家乡、对山东的民间文学、对山东地方文化的关心。还是在他主政民协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经有过一个很好的动议:闯关东是涉及山东、河北、东三省的重大历史文化事件,其中以秃尾巴老李传说为代表的反映闯关东的民间文学作品(这其中,还应该包括山东和吉林流传的人参传说),应该引起民间文学界的关注。在刘先生的倡议下,山东民协率先行动,在全省范围内搜集了各种类型的秃尾巴老李传说,并且编辑成书(书中除有各地流传的文本外,还收有李万鹏先生编选的相关史料,极其珍贵),在此基础上,山东民协还召开了秃尾巴老李传说学术研讨会,刘锡诚先生和贺嘉先生还专程到会指导。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吧,我后来在北师大跟随钟先生读书中,还曾经想以闯关东与秃尾巴老李传说为研究内容,来撰写我的博士论文;由于主客观多种原因,我的愿望没有实现,此后在山东大学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时,便让学生以此为题,有两篇硕士论文、一篇博士论文都是研究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的。

2005年至2008年,和我的老师李万鹏先生一起,带领着山东大学民俗学、民间文学专业的学生们对山东省沂源县的牛郎织女传说进行调研,并协助地方文化部门将该传说申报为省级和国家级非遗名录。在这三年期间,刘锡诚先生对我们的调研工作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特别是在文本的搜集整理方面更是对学生们耳提面命,不厌其烦。在我和其他几位学者共同编纂完成五卷本《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时,刘先生还赐予了总序,对这项研究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秃尾巴老师传说也好,牛郎织女传说也罢,这里虽然叙述的是一些个人之间交往的琐事,但从这些琐细的杂事中,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学者的学术关怀、甚或人情冷暖。我与刘先生的交往主要都是在他离开民协领导岗位之后,多年来,他对我的关心除学术之外,还体现在生活的多个方面,比如他关心我的进修与博士学习、关心我爱人出版社的选题策划等。

在同辈学人中,刘锡诚先生是最重视学术史料的搜集、保存、整理并公开发表的,感谢他为学术界、为我们这些后辈学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同时,我们也希望其他学术前辈能够重视学术史、特别是重视对个人学术史的回顾。比如,上个世纪留学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中,刘魁立先生选择了民间文学作为学习与研究的方向,这在留苏学生中属于极个别的选择,对此,很希望能够看到刘魁立先生对那段留学经历的回顾与总结。乌丙安先生是国内较早研究萨满教的学者,而据他个人介绍,他与萨满的接触却是在非常时期——被打成极右分子、关在劳改营中才接触到萨满,这些劳改营中的萨满及其萨满教,却成为乌先生后来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

一部鲜活的学术史,不应该只是由学术著作和学术大家组成,也应该由能够反映学术发展历史、揭示学术发展思路的诸多细节而构成,这些细节对于后学者而言,可能要比那些皇皇巨著、那些令人仰视的学术大家给他们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甚至会影响到他们个人学术道路的选择。遗憾的是,这样的一些细节,在传统的学术史叙述中,在具有严格写作规范的学术史著作中,往往被忽略、被删除、被格式化了,留下的只有干巴巴、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学理性文字。

综上所述,刘锡诚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是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著作,我们祝贺这部学术巨著的诞生,期待刘先生为学界奉献更多学术精品。同时,我们希望各位令人尊敬的学界前辈,请你们重视对于个人所亲历的学科发展史的回顾,为学术史的建构留下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在此,还特别呼吁中国民协等有关部门,对于本学科领域的学界前辈们,应该尽快考虑设立口述史方面的国家级项目,申请专项资金,配备专门的人手,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开展民间文学、民俗学、民间艺术领域的口述史工作,这项工作所指向的对象,人数已经屈指可数,再不抓紧时间进行抢救性记录,留下的只能够是遗憾!

 

原载《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3期;《作家通讯》2016年第7期



[1]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9页。

[2]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下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12月。文联出版社的上下卷《学术史》系修订版,该书第一版《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200612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时作者有较大幅度增订。

[3]见“中国民俗学网”—“刘锡诚的博客”: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blog/?action-viewspace-itemid-316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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