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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桑:对一只冰斧的阅读

(2013-06-14 01:39:39)
分类: 赏读集
对一只冰斧的阅读
                                   ——论王家新诗歌近作

                                           胡桑

  一
  当代汉语诗歌经历了对历史的冒犯、承担与叛变,也经历了对历史的相敬如宾、疏离继而调情,如今,在恍如隔世的静默中,我们突然发现,历史已经撇下了诗歌,跳跃到了深渊的另一侧,扬长而去,只留下了词语、幻觉、现实的多重迷雾。在这样充满假象的商业时代,写诗,成为了一项更为艰巨也更为隐幽的事业。
  诗歌从来都是通往真理的秘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诗歌只是对真理的轻松布道,恰恰相反,它必须在语言上历险。诗歌是一面逼迫我们直面自身有限性和脆弱性的镜子,其光芒就像摔打在岩石上的巨浪、突如其来的风暴,令我们惊醒。这样的惊醒并不唤起愤怒、焦虑与幽闭,也不共谋于狂喜、愉悦与迷失。诗歌,那处于绝对的巅峰的诗歌,总是在惊醒后的寂静中,开掘出人们对自身的怜悯、对事物的同情以及对永恒的虔敬。
  在当代汉语诗人的谱系中,相对于那么多革命者、摧毁者、语言炼金术士和善于易容的道德家,我更倾心于那些甘愿处于静默之中默默求索的诗人,他们践行着诗歌的使命,在改变、创造和发明中,为无形的真理赋予着有限的形式,就像我们这具脆弱的肉体。这样的诗人,如佩索阿在一首诗中所写的,"凝神于事物的核心,而不是信笔涂鸦"。这样的诗人,发现和发明着最明亮与最黑暗的事物,领悟着重负与神恩,揭示着我们的赤裸与羞耻、谎言与颤栗、激情与神秘、踟蹰与绝望——因为希望总是被历史的胜利者所窃取。
  王家新是一位行走于时代锋刃上的诗人,他经历了各种当代汉语诗歌的事件,却从未被时代裹挟而去,他坚持住了诗歌的核心地带。无需重提《瓦雷金诺叙事》、《帕斯捷尔纳克》等诗如何在历史的巨变中艰难地找到了精确的言说方式,无需强调他在九十年代对叙事性、个人性、日常性书写的探索成果,无需炫耀他在多元文化之间互译时所遭遇的痛苦,也无需赞颂他对策兰等诗人的精湛翻译——穿越这一切词语和表征的栅栏,他的诗歌呈现出的是一个忠诚于经验与灵魂、随时向命运敞开的诗人,这是他的词语的力量来源。王家新的诗,尤其是近期的诗中,在语言上看上去不迷恋于词语的冒险,也不依赖于智力的编织,却能够使每一个造物在语言惠及之时得到令人惊异的揭示。他在清理自己,在向语言的深渊跃进,在不断揭露内心灼热的疼痛。九十年代以来,他的诗歌承担着历史的苦痛、内在的流亡感、形而上的异乡感,这些已经为我们所熟悉。他的写作为汉语诗歌找到了一种缺席已久的精神高度,并触及了这个时代根深蒂固的伤痛和隐疾。他肯定会赞同前苏联电影导演塔可夫斯基在日记中所说的话:"我们现在受损于精神匮乏的可怕疾病,这是致命之病。从道德自戕开始,人类尽一切可能来毁灭自己——身体死亡,不过是其结果。"王家新在组诗《挽歌》中也写过这样的句子:"掘出了一个一直在他身体里作痛的废墟"。王家新的诗见证着时代的废墟,更重要的是,他为这隐疾不懈地寻找着自我救赎的可能。通过写诗,他用灵魂的灼痛款待我们,他用冰雪的声音款待我们,使我们得以澄清自己的内在,逃避混乱。尽管,我们的时代抱怨诗人们一再务虚,然而,王家新这样的诗人依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他给这个时代带来了份量。在最近的一首《冬日断章》中他甚至这样写道:

  在这个冬天我最大的渴望
  就是阅读一只闪光的冰斧
  和它带来的仁慈。

  二
  1990年,王家新在《帕斯捷尔纳克》一诗的结尾,写下了"以冰雪充满我的一生"这个句子,这是在他写出《转变》一诗后不久。这个句子在他写作中的重要性再强调也不为过。冰雪的那种纯洁、透彻和暴烈正是王家新诗歌中越来越增强的精神气质。然而,"转变"继续在进行,伟大的诗人总是通过对整个生命过程的领悟不断形成变化。当然,真正的变化是不存在的,因为,人无法超越时间的永恒。变化的只是词汇、修辞、结构、语气和语调。诗人的写作,在不断调适中写着同一首诗。承认局限性的写作才是真诚的,它懂得时间的短暂与永恒的双重法则。在2013年的《新年第一首,兼给一位批评我的诗"无变化"的人士》中,王家新这样写道:

  不错,我的一生都在唱同一支歌,
  这支歌我已唱了很久很久了,
  这支歌尚未抵达到
  我的喉咙。

  这些年,他的诗歌语言越来越简单、明澈了,每一首诗的聚焦点往往是越来越小的细节,某一个情景、一次漫步、一次目击、一部电影甚至是一棵树,但诗歌背后隐藏的闪电般的力量却越来越具有震撼力了。他的诗歌通过对短暂事物的凝注,使事物迷惑人心的表征得以瓦解,时间那永恒的力量得以裸裎。
  语言必须契合于时间并显露出生命的质感才能获取力量,不然,就是一堆词语的灰烬。如本雅明一样,王家新渴望诗歌能够点燃灰烬中潜藏的真理之火,而不是模仿化学家用显微镜观测灰烬的成分。
  王家新的近作让人想起他自己翻译的勒内·夏尔的诗句:"这毁掉的暴力的/玫瑰,光辉的情人。"一个不断求索的诗人,只有持续地穿透欺骗性的现实并与之抗争,才能不断地揭示语言中的"暴力的玫瑰",同时,才不惮于召唤"光辉的情人",向高远的存在敞开。这样的诗人勇于揭示叶芝所谓的"可怕的美",将灵魂的颤栗展示于世人的面前。比如《重写一首旧诗》的开头:

  重写一首旧诗,
  这不仅仅是那种字斟句酌的艺术,
  这是冒胆揭开棺材盖,
  探头去看那个人死去没有。

  写出这样诗句需要多大的勇气。为了抵达诗歌绝对的顶点,王家新逼迫自己在暴风的中心写作。这个时代,的确善于讥讽甚至取消深度,而勇于向深渊跳跃的诗人越来越显得像是一种异类。然而,以创造为使命的诗歌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和变革性的活动,它旨在不断撬开人类生活和意识的板结层,爆破并重新结构一个自由的精神空间。如果,我们依然相信,诗人是这个世界最后的精神上的求索者,渴望探寻秩序的潜行者,为世界赋予形式的通灵者,那么,诗人之嘴所吐露的咒语般的语言,恰恰不是痴人说梦,不是癫狂的呓语,而是从晦暗世界的裂缝里透露出来的希望,是我们日益世俗、碎裂的世界重新变得完整的契机,是向缺席的存在发出的邀请。真理(我们必须在后现代主义对这个词的嘲弄中清醒过来)就像佩索阿诗中的那位上帝,"以他缺席的存在/逼视着那些存在之物,/永远地,缺席。"(《我梦见——深不可测》)这缺席的逼视,在王家新的诗里,正变得越来越迫近,他近期的每一首诗几乎都要求我们在阅读时屏住呼吸,等待那来自高处的拳头突如其来的撞击。高处的事物并不与我们的尘世隔绝,甚至,尘世才是其坚实的基座,真理或命运的敞开源自诗人对尘世的目睹、感受和同情。在《未来的记忆——给李南》中,王家新写到了"尘世"这个词,并带着巨大的隐忍:

          过去的记忆?不,未来——
      我现在就在那里了,
      一棵大树也比我更早到了那里,
      飞向它的还有一只无声的燕子,还有一大群叽叽喳喳的
           麻雀(而鹧鸪只能在深山里听到),
      一只磨得光亮的老榆木小板凳也早已摆在那里了,
      就在那里,一个孩子翻开了《大闹天宫》的第一版,
      而母亲走来,带着她还在尘世的笑容……

  1990年代以来,王家新诗歌中的抒情越来越得以收缩,从而防止了对记忆的沉溺,他书写记忆,是为了打捞记忆中未实现的承诺,"这不是与过去而是与一个/错过的未来相逢"(《重写一首旧诗》)。我们可以发现,《未来的记忆》中的事物有一种先在的命运,它们早就在那里了,被一只无形的手所安置,然而,限于感受力的贫乏和臆想的盛大,我们常常错过与命运面对面的机会,以至于需要迟到的探测。这首诗也包含着沉默的美学,尤其是那只与叽叽喳喳的麻雀形成对比的"无声的燕子"。苏珊·桑塔格在《沉默的美学》中,将沉默视为诗人即使超越了文字审查、体罚、放逐、监禁等各种刑罚之后,依然需要接受的自我刑罚,这是一种对自我精神的强力约束。她说,"沉默是艺术家与世隔绝的最高姿态,经由沉默,他解放了自己,不再是服务雇主、消费者的仆人。""沉默因而提供了一种心境上的纯净殿堂,是沉思,预备精神的成熟,等待再度发言的过程。"一名诗人必须通过沉默深化自身,使诗歌得以与更难以言说的存在交换隐秘的信息。
  我们可以发现,进入新世纪以后,王家新很少再有《词语》、《另一种风景》、《伦敦随笔》、《回答》、《孤堡札记》那样的组诗、长诗,而逐渐被一种清晰、透彻、隐忍与沉默所替代,这体现他正在自觉地"对抒情的节制、对雄辩的放弃"(王家新最近的创作谈:《"你的笔要仅仅追随口授者"》),这是让自己诗中那些"蒙霜的犁沟""伸向一个更伟大的冬日/并任由它耕种。"(王家新,《在伟大的诗歌中》,如他近些年着力翻译的诗人保罗·策兰一样,其笔下的诗行开始勇敢地呈露词语的裂隙、对抗、黑暗与沉默,从而等待着语言之门的开启、诞生和再出发。王家新试图书写一种逐渐抵达语言本体的诗,一种潜入存在之节奏的诗。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蓄意经营的完美的诗,构制得天衣无缝的封闭的诗,别有用心地促成诗意的沉闷的诗。显然,他的诗句越来越放松,越来越从容,常常在不经意中等待句子的降临,词语、句子是松散的,却具有惊人的紧张感。这样的诗摆脱了刻意的架构,而听从于语言自身的呼吸和律令。
  对于王家新而言,诗歌,应是精神的隐秘呼吸,犹如策兰所说的"换气"。它又是事物的呼吸,更是人自身命运的呼吸。写诗,就是要再一次经历现场,再一次忍受命运,把我们的生命带入时间的考验之中。
  里尔克在1903年写给年轻诗人卡卜斯时说,"一切事物都不是像人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可理解而又说得出的;大多数的事件是不可言传的,它们完全在一个语言从未达到过的空间;可是比一切更不可言传的是艺术品,它们是神秘的生存,它们的生命在我们无常的生命之外赓续着。"万物皆有语言,事物的语言是时间留下的沉积岩,充满着秩序,并等待我们去揭示它的秘密,我们借此得以提升自己。"那一棵棵树木都在等待交谈"(王家新,《树》),然而,人们的耳朵和嘴并不总是为这样的交谈而准备,只有诗人才以虔诚和耐心去倾听它们、与它们开口说话。诗歌的边缘处境告诉我们,这样的倾听并不是发生在每一个日常的时刻,如果我们不揭去蒙蔽在心灵上的死痂的话,也许我们从来听不到什么。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在晚年的《植物的静默》一诗中沉痛地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与你们的交谈虽然必要但不可能。/那么紧迫,却被永远搁置,/在这次仓促的人生中。"于是,诗歌才要带着紧迫感空出自己,以对等的沉默去倾听事物隐秘的声音,当然,这个声音有时候是残酷的,也许是"一位孤僻而阴沉的大师"(王家新,《喜鹊和乌鸦》),甚至是"灾难般的果实"(王家新,《访杜依诺城堡》)。然而,真理的声音需要我们把生命放置在上面称量。从这里我们可见出一个诗人直面人生的勇气。
  王家新的另一首诗《访杜依诺城堡》将沉默与声音的张力美学发挥到了极致。诗人与游客们在城堡里穿行在同一个空间,游客们"享受"着作为现代景观的城堡,但是,对于诗人而言,在这片宜人的风景中,里尔克的呼喊像一封无人应答的来信,被悬置着。在现代的祛魅空间里,风暴和天使受到质疑,变得隐匿、沉默。然而,在人群中保持沉默的诗人,似乎借由沉默转移了记忆的潜能,以沉默挑衅观众的艺术惯性。沉默,也许是现代诗人的命运,是一种极具悲剧性质的舌头的管辖,同时,也要求诗歌变得更加矛盾、隐晦、曲折,更具有质疑的力量和爆破的力量。这是一种要求实现的承诺,是一种传递着答案的隐忍艺术,它面向唯一的绝对,迫使人们领悟到自身的有限性,从而加强走向真实世界的勇气。
  作为不断僭越语言边界的人,王家新一再深入词语的夹缝,加深词语在尘世的刻痕,撒下沉默的声音的种子,那与命运的呼吸具有一致节奏的种子。在1990年代,王家新就写过:"你的嘴角更加缄默,那是/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帕斯捷尔纳克》)"甚至诗歌也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那在黑暗中发光的声音的种子。"(《词语》)
  如今,在与现实不断的搏斗中,王家新的诗成为从意义的灰烬中燃起的火焰,即使在事物被毁灭之后,仍在继续燃烧。沉默成为意义的保持者。诗歌,永恒的再生物质,拒绝被消费、被耗竭,于是,它要求阅读诗歌的人们必须不断更新自己,必须具有面对空白的勇气。因为相对于总是敞露意义的闲谈、辩论、聒噪,诗歌喜欢封闭自身,诗人则是那些自我保存的意义守护人。王家新在《牡蛎》一诗中所写的那只掰不开的牡蛎就承担着这项使命。
  当然,诗人的沉默并不是为了拒绝语言,恰恰相反,诗人一生劳作的场地就在语言之中,他通过不断耕作语言而创造更丰富的意义。诗歌的沉默渴望结束所有语言的体制对意义的垄断,在沉默的语言空间里,另一种生命借用另一张嘴在诉说。但它又在说着一个唯一的声音。诗歌是一个充满歧义的完整体和实现物,它像一棵自我完成的树一样可以触摸、具有内在的纹理,却不是对现实的抄袭。诗歌是史蒂文斯所谓的最高的虚构,自我圆满,又比自身还多。

  三
  1990年代的历史诗学为汉语诗歌极大地开拓了视野,不过,它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历史想象力,也缺少相应的真诚和勇气,它更像是一种历史犬儒主义,具有难以摆脱的贫乏和了无生气。作为1990年代历史诗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王家新并不曾被历史绑架,未屈就于历史的现状,也不屑于成为历史细节的亦步亦趋的描摹者,和精神上的垂死者,相反,他总是处在一个不断溢出时代的微妙位置之上,也许,他从来无法忘却诗人的使命:将自己的时代从噩梦中解救出来:"你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却呼吸着另外的空气。"(《另一种风景》)正是这样的道路的偏移,使王家新贡献了一种独特的具有历史真实性和想象力的诗学,使历史经验获得了深刻而坚实的根基。
  在寻找抵达喉咙的那个绝对声音之路上,王家新对自己时代的处境并非漠不关心,恰恰相反,他对时代巨大的伤痛与罪孽了然于心,他明白时间的摧枯拉朽的和残暴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他才深悉,瞬息万变的经常以谎言装点门面的时代需要用一根通往虚无的发烫的鞭子狠狠抽打。毕竟这是一位生活于后奥斯维辛时代的诗人,他对这个时代的苦难和荒诞具有敏锐的感受力以及承担的勇气。
  阿甘本在《何谓同时代》一文中写过:"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就是不相关的。但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因此,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在王家新的诗歌中,我们总是能看到一个形单影只的内心流亡者、沉思者和游荡者。比如,《冰钓者》中水库堤坝上无比沉痛而又转身离去的散步者,《那一年》中在去公社参加批斗会的路上看见流星雨的孤独少年。诗人是那个通过断裂与时代错误把握时代的人。在王家新涉及历史的诗中,那个主体的"我"总是沉默,但我们分明可以看清渺小个体在面对庞然大物时的手足无措,以及悲剧式的见证,尽管这常常是匿名的见证。在王家新诗歌中,见证与虚无这两种力量奇异地交织在一起,
  超现实主义画家米罗就说过,"在伟大的时代,匿名一直盛行。而如今,我们越来越感到有此必要。"诗人写的每一首诗都是对时代之恶的目击和见证,不过,他并不是通过控诉、抗辩、反唇相讥,而是通过匿名,通过降低自己,将自己放置在那些被欺凌的人和事之中,一起承受、见证并克服历史,从而完成史蒂文斯所谓的诗歌作为最高的虚构,以此对抗现实的暴力。从表面上看,诗歌不会让事实发生任何改变,但在未来与希望的维度上,诗歌将是胜利者,因为人类还有记忆。忠实于最真实、最残酷的记忆,是对过去的变更和对未来的塑形。这是《在那些俄国电影中》一诗里那个"惊恐得连一张纸片也拿不住"的妹妹给予我们的震撼。如果我们的心灵还能够上演一场悲剧的话,我们将得以救赎。
  王家新近期的诗中经常会写到"岛屿",这是诗人与时代关系的真切隐喻。岛屿的孤立、漂泊感与流亡感,与王家新近期的诗在内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通过"岛屿",王家新再一次确立了自己作为诗人的历史责任感。岛屿就像一个被颠倒的望远镜,通过它,人世才变成了一个狭小的充满吉光片羽的剧场,而岛屿却成了那个永恒的乌托邦。在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塞瑟岛之旅》中,岛屿显然也是一种隐喻,通过对胜利者历史的剥离,岛屿将自己抛入黑暗的历史、苦难的历史,漂浮在历史的空白处。
  岛屿,是对历史之虚无的证明。王家新一再表示过需要"向虚无致敬"。但是,虚无并不自行产生意义,只有在对人世的怀疑、对抗、消解中,虚无才使我们这些终有一死的人获得了启示。或者说,只有出于"对时代的艰难克服"(王家新,《在伟大的诗歌中》),一个诗人的精神超越才能获得其意义。这是王家新诗歌中最真实感人的力量之所在。正是在人的忧虑之中,人才能迫于压力而弯腰,去谦逊地面对世界。他在《黎明时分的诗》中就这样写一只小野兔:

  真对不起
  看来它的一生
  不只是忙于搬运食粮
  它也有从黑暗的庄稼地里出来
  眺望黎明的第一道光线的时候

  黎明的第一道光线,既是事物的秘密,也是诗人留给我们的希望。希望与绝望总是形如孪生兄弟,王家新在最绝望的诗歌中,却开启了我们探寻希望的本能。希望的到来出其不意。人类的言说也许过于喧嚣,我们常常尚未准备好去迎接希望,以致于希望一旦出现就立即变得讳莫如深。《船上的故事》中那只跳上船的小土狗在人群的噪音中显得那么悲哀。对现实法则亦步亦趋的人,只能遭遇一种错位的希望,我们自以为是的得救其实是对真理和本源的远离,犹如《船上的故事》中那座远去的岛屿。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奥斯维辛这样的苦难历史中,还是在商业主义和消费文化盛行的后奥斯维辛时代,诗人已不能对着天使呐喊,而只能倾听"对一只空罐子的隔世敲打"(王家新,《给凯尔泰斯》)传来的回声。微弱的希望隐匿于空气之中,无形、不可触摸,但它并不遥远。也许,它就盘亘于我们的耳畔,等待我们在一次奥德修斯之旅一般艰难而漫长的精神漫游中测听它的回声。而所谓希望,不过是"一阵伟大的,更伟大的风","来到这里,你只能把自己/献给虚无"(王家新,《昨夜》)。希望,是短暂的停靠,虚无,是苦难的永恒。请不要误会,这样的虚无并不是赞颂犬儒,更不提倡价值的颠覆,而是要求我们深入存在那无言的狂野,持续不断地揭示真理,"每天提着一桶/比他本身还要重的水来"(王家新,《塔可夫斯基的树》),去浇灌那棵伟大的生命之树、语言之树。这正是王家新近期诗中最耀眼的秘密。幸好,诗歌犹如火焰中的水杯一样可以被我们真切地触摸,只要我们有勇气和能力,就可以举起它,那来自忧患重重的历史深处的声音正在里面回荡。

  2013年1月28日  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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