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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弃|古代中国的皇权与党争——揭开政见分歧、争权夺利的狰狞面目

2019-07-12 09:46:45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形成过几次重大的“党争”,东汉有“党锢之祸”,唐朝有“牛李党争”,北宋有“新旧党争”,明朝有“淮西、浙东党争”,清朝有“明珠与索额图党争”。这几次“党争”原因不同,结果不同,对于朝廷的影响也大大不同。  

 古代官场

东汉党锢,敲响了汉朝灭亡的丧钟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从反对宦官专权引发的。我们知道,东汉自从“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后,接下来继位的皇帝都是“小皇帝”,故而外戚专权现象非常严重,最厉害的外戚,当属窦宪兄弟与大将军梁冀,梁冀甚至敢对皇帝下手,被称为“跋扈将军”。为了对付外戚,长大了的皇帝利用太监夺取权力,而当太监帮助皇帝“夺权”成功后,朝廷又从外戚专权转到太监干政上来。太监干政,任人唯亲,当时流传着“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歌谣。东汉有两大祸水,外戚与太监,轮番上阵,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公信力。为了反对宦官干政,一些正直的朝廷官员以及太学生,勇敢地与太监们进行了斗争。  

党锢之祸

其实东汉时期,这些反对宦官干政的朝廷官员并未结党谋私。所谓的“党锢之祸”,是太监们强加到这些朝廷官员身上的罪名。当时最有名的几个大臣,公开与阉宦势力做斗争。最有名的大臣是司隶校尉李膺,不惧宦官张让权势,率人将藏在张让家里的张让弟弟张蒴强行带走,明正典刑,张蒴是县令,同时也是一名贪污勒索、残杀怀孕妇女的罪犯;李膺办的第二件大快人心的事,是冒着违反皇帝大赦令的危险,斩杀了方士张成的儿子。而张成与大宦官侯览、张让狼狈为奸,张成的儿子是一个故意杀人犯。  

和李膺一样与宦官做斗争的,还有太尉陈蕃、司空刘茂、城门校尉、槐里侯窦武、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名士陈寔、范滂、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人。为了打击朝臣势力与太学生的联合,张让等宦官在皇帝面前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汉桓帝是个昏君,下令把李膺等二百多名“党人”关进监牢。这就是东汉时期的第一次“党锢之祸”。这些朝臣后来迫于压力被大赦,但“禁锢终身,不准为官”,彻底消失于政治舞台。  

汉灵帝是比汉桓帝更混蛋的皇帝,他继位后,宦官势力更加猖獗,窦武、陈蕃被害,六七朝臣被囚监、杀戮或流放,有的被株连五族,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自此,东汉王朝的朝中精英被杀之殆尽,宦官势力绑架了朝廷。历史进入“十常侍作乱”时代。这为东汉王朝敲响了丧钟。为了解决宦官势力,外戚何进邀军阀董卓进京,袁绍进宫诛杀宦官,曹操、孙权、刘备陆续崛起,从而历史进入后汉三国时代。  

牛李党争,使唐朝走上了下坡路  

牛李党争最初发生在唐宪宗李纯执政时期,牛是指牛僧儒为首的官僚集团,李是指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事情的起因是,牛僧儒、李宗闵、皇甫湜等士人参加科举考试,“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而这时的丞相名叫李吉甫,也就是李德裕的父亲。士子说丞相的不是,自然引起丞相父子的记恨。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但李吉甫和李德裕父子没有那肚量。于是本期科举不但牛僧儒等人未考上,就连欣赏他们的主考官也被罢免了。  

但风水轮流传,牛僧儒有朝一日也当了宰相,于是他报当年之仇,将李德裕排挤出朝。这样,以牛僧儒为首结为一党,以李德裕为首结为一党,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斗争。这两个“党派”不分是非,凡是你认为对的,我就坚决反对。就连几任皇帝也无可奈何,发出“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的哀叹。  

牛李党争

客观地说,不管是牛党还是李党,都是有一定才能的,所以能为朝廷所用。但他们的德行又都一般,都属于睚眦必报型。李德裕的父亲是宰相,所以以他为首的官僚集团反对科举,认为朝廷官员应从士族里面提拔;而牛僧儒是科举出身,有真才实学的,所以认为提拔官员应从科举士子中选出。从这一方面看,牛僧儒这一方是对的;但对待藩镇的态度上,李德裕主张用兵,消灭造成国家分裂的祸源,而牛僧儒等人则反对用兵,姑息放任。从这一方面看,李德裕的眼光是英明的;在对待吐蕃的问题上,李德裕主张积极防御,且多次用兵击败吐蕃,而牛僧儒则妇人之见,主张罢兵;在对待佛教问题上,李德裕主张禁佛,而牛僧儒则持相反态度。  

牛李二党,对待朝政大事,本着一己之私的态度,而不是国家的利益思考问题,这大大削弱了唐朝廷的执政能力。牛李党争是藩镇割据、宦官干政之外,唐朝走入下坡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旧党争,使北宋改革归于失败  

北宋时期有两次改革,一次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一次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前者是宋仁宗支持,范仲淹主导的改革,措施是“答手诏条陈十事”。因为改革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遭到不少朝臣的反对,其中最重要的反对派是宰相夏竦、监察御史梁坚等人。改革派则有范仲淹、富弼、王拱辰、欧阳修、余靖等人。朋党之争使改革措施的执行力大打折扣,而范仲淹、富弼、王拱辰等人的辞职更使改革无法推行下去。身为宰相的夏竦竟然诬蔑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是欲行“伊、霍之事”,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名,使人不寒而栗。因此范仲淹主导的所谓“庆历新政”,因为朝廷意见不和,宋仁宗没有大力推行无疾而终。  

新旧党争

接下来是王安石变法。不得不说,王安石是比范仲淹勇气更大的改革急先锋,有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且还有着宋神宗的撑腰,但反对变法的朝臣力量也很强大,有名臣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哪一个拿出来都是和王安石同重量级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不是一般大。王安石的改革派阵营,包括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有的当时就被认为是小人,有的被认为是奸臣。两相比较,王安石用人不淑,再加上宋神宗左右摇摆,最好改革也归于失败。两次改革的失败,使北宋陷入了亡国的危机,最终遭遇了靖康之耻。  

淮西、浙东党争,被朱元璋巧妙利用  

明朝的党争一直存在。朱元璋开国时代有以李善长、胡惟庸为首的淮西党与刘伯温为首的浙东党之争,明朝中期有以严嵩父子为首的“严党”与徐阶、高拱、夏言、仇鸾、沈炼、杨继盛为代表的“清流”党之争,明朝末期党争更加严重,党派林立,有以顾宪成、李三才、左光斗、邹元标、赵南星为代表的东林党,以沈一贯、方从哲、姚宗文为首的浙党,以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为首的“楚党”,以亓诗教、周永春为代表的“齐党”,以国子监祭酒汤宾尹为首的“宣党”,以顾天峻为首的“昆党”,以王国、王图兄弟为代表的秦党,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争。这些所谓的党系,并非有共同的信仰,而是有共同的利益,于是他们结党营私,并非为国家谋,为朝廷谋,而是为自己这一个小圈子的利益而谋。  

刘伯温

可以说,朋党之争削弱了明朝的执政力量,最终使明朝政府成为一个没有执行力的政府,导致被农民军和清军共同灭亡。朋党之争碰到朱元璋这样的皇帝,各打五十大板,借助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基本上将淮西党诛杀殆尽,数万人被屠杀。而浙东党的代表人物刘伯温虽然急流勇退,也难逃抑郁而终的下场。朱元璋巧妙地利用朋党矛盾,大搞平衡战术,使其两败俱伤。不过,嘉靖皇帝、万历皇帝及以后的天启皇帝、崇祯皇帝可没有朱元璋那么英明,这几位皇帝面对朋党之争,可说是束手无策,最后连皇帝都指挥不动这些朝臣们,东林党人最后大多当了汉奸,就是血淋淋的事实。  

明珠与索额图党争,康熙借以巩固皇权  

清朝时也有朋党之争,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康熙时期的几个辅政大臣们。康熙有四位辅政大臣,索尼、鳌拜、苏克沙哈、遏必隆,这几位大臣并不是齐心为国,而是各怀鬼胎,形成党派势力,为自己的权利谋服务。鳌拜想一家独大,独揽朝纲,孝庄皇后便联合索尼斗鳌拜,苏克沙哈和鳌拜也有争主考官的利益之争。而明珠与与索尼的儿子索额图,也为了自己在朝中的权力地位,既有合作又有矛盾。  

康熙皇帝

康熙大帝是一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之所以能在少年时就挫败权臣鳌拜,正是利用这些朝廷大臣们的朋党之争,夺回了皇帝的实权并巩固了皇权。康熙一生,生擒鳌败,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亲征噶尔丹、保卫雅克萨,可说是功绩大大。并非是他有三头六臂,而是因为他有一颗睿智的头脑,能够利用权臣们各自的私心,大搞平衡战术,借力打力,从而实现掌控皇权的目的。从这一方面讲,康熙与朱元璋、朱棣是一个层次上的皇帝,要知道,只要有朝廷,就会有矛盾,而巧妙地化解矛盾,利用矛盾,便是驭人之术,统治之术。(陆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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