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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春秋网总编辑、青年学者

陆弃|古代变法者悲剧:变法犹如治病,疗效不好反成改革的牺牲品

转载 2019-07-05 11:09:05

中国历史上,自战国初期李悝变法成功,出现了多次变法。所谓变法,其实就是“改革”,改革以前僵化的、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制度。史上最著名的有春秋管仲变法,战国魏国李悝变法,随后楚国的吴起变法,齐国邹忌的改革,韩国的申不害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汉朝的晁错削藩变法、桑弘羊盐铁国营改革,新朝的王莽改革,唐朝的王叔文改革,宋朝的范仲淹庆历新政变法、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清朝的改革与戊戌变法,改革总要付出代价,部分变法者甚至搭上了生命,为变法而死。如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汉朝的晁错,新朝的王莽,清末以谭嗣司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等。为什么历代变法者大多没有好下场?让我们试分析一下。

变法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挟私报复

凡是变法,必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想对现有的社会资源重新分配。断了既得利益者的财路,总会在适当的时机,遭到这些人的报复。

吴起曾担任楚国的令尹,也就是后来的丞相、总理,在楚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改革是“封君的贵族,已传三代的取消爵禄;停止对疏远贵族的按例供给,将国内贵族充实到地广人稀的偏远之处”以及“淘汰并裁减无关紧要的官员,削减官吏俸禄,将节约的财富用于强兵”,这是两条最直接断财路的措施,引起了楚国贵族的极大不满,楚悼王驾崩后,楚国贵族们发兵对付吴起,这个战国“军神”,被这些贵族乱箭射死。

秦国的商鞅,下场与吴起如出一辙。商鞅变法,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变法之一,他让秦国富国强兵,秦国军队变成虎狼之师,超级大国。但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秦国贵族们的个人利益。秦国贵族们对商鞅恨之入骨。等秦孝公一死,他们疯狂地反扑。商鞅跑无可跑,作法自缚,连旅店也住不上,无奈发兵反抗,失败后被五马分尸。商鞅成就了秦国,却最终害了自己。秦国的强大,实际上是建立在商鞅的鲜血上的。他用自己的鲜血,成就了战国时秦国由弱变强的神话。

清末的戊戌变法,是清朝的有识之士学习西方科技、文化、制度的改革,列强用枪炮打开了自以为是的中国大门,让有识之士们警醒,开始睁眼看世界。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仍然固步自封,他们容不得“蛮夷之邦”挑战他的“天朝”地位,但打又不打不过人家,只好假装同意变法。因此清末的变法,是在一种非常矛盾的社会环境中开始的。当变法直接危害到一些保守派的官位和权力时,他们开始反扑,软禁皇帝,捕杀变法者。谭嗣同等六君子为了警醒国人,走上了断头台。他们是中国变法改革的先驱,是最可尊敬的中国真正的脊梁。可以说,没有谭嗣同等人的鲜血,就没有后来革命者们的前仆后继。

变法如同治病,疗效不好变法者要承担责任

其实所谓的变法,如同治病。社会有病了,制度有病了,社会发展缓慢了,就需要“医国圣手”实行变法。变法者水平有高有低,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诊断与“用药”都有不同。有时用“猛药”,刺激性太大,会遭到疯狂的反扑,结果反而适得其反。疗效不好者,变法者当然要承担责任,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不能说变法者咎由自取,但变法没有达到治国疗效,他们当然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历史上有两场变法,就是变法急功近利的例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第一个变法是王莽的改革,不得不说,王莽建立新朝,确实是朝臣们推上去的,而不是他自己上去的。说王莽是野心家,也并不确切。但王莽的改革,确实也太前卫了,他所采取的办法,和当代的社会主义改革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但时间上却提前了一千八百多年。王莽的改革,与那个时候的社会环境并不相融,因此遭到了从上到下的强烈反对,朝臣贵族们反,底层的老百姓也造了反,不但没有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造成战火连天,新朝一世而亡。

第二个改革,就是历史上评价很高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在变法的当时,就分成了两个阵营,当时的名臣司马光、苏东坡,我们非常认可的大文豪,实际上跟王安石不是一个阵营。是反对派。王安石的变法,在当时就遭到了贵族们的强烈反对,朝臣们以司马光为首也强烈反对他,如果不是宋神宗支持,这个变法不可能进行。王安石变法在短时期内确实收到一定的成效,但时间长了,因为上面的政策并不能如其所想贯彻执行,或者执行的走了样,在民间口碑也并不好,王安石甚至被称为“奸臣”、拗相公,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变法失败后,北宋很快便灭亡了,因此有人称王安石是“亡国之臣”。北宋的灭亡,王安石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虽然他的初衷是好的,他本人也是个清官。王安石虽然得以病逝善终,但他所倡导的变法,随着宋神宗与他本人的去世,归于尘土,并没有执行下去。

变法者失去靠山,成为危及自身安全的主因

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天子的话是“金口御言”,一言九鼎。所以任何变法,也要依靠天子。有天子做靠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变法改革。失去了天子的靠山,不但变法的措施难以执行,本人的人身安全也会得不到保障。

我们看到历史上变法者遭到的悲剧,大多靠山倒了后才失势的。商鞅深得秦孝公的信任,才使秦国的变法在重重压力得以进行。秦孝公对商鞅的信任,超出了常态。甚至一度想把王位传给商鞅。这样的信任是刘备对关羽、张飞、诸葛亮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商鞅正是靠秦孝公的大力支持,才使秦国的改革得以进行。但随着秦孝公的逝世,继位的秦惠文王一反对商鞅的信任态度,与守旧的贵族们开始制裁商鞅。失去秦孝公保护的商鞅最后被五马分尸而死;楚国的吴起变法,也是受楚悼王的支持才得以进行,楚悼王驾崩后,吴起即便是“战神”,没有了楚悼王的保护也变成了待宰的羔羊,被守旧的贵族们乱箭射死。

最值得一提的是清末的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总后台是光绪皇帝,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戊戌变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光绪皇帝虽为天子,但惧怕母后慈禧,而慈禧才是拥有实权的人。当改革触及到以慈禧、荣禄为代表的守旧势力时,历史的天平倒向了守旧一方,就连原来支持改革的袁世凯也倒转枪口,投降了守旧派。当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软禁于瀛台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立即失去了保护伞,康、梁逃亡,谭嗣同决心用鲜血为变法祭旗,菜市口发生六君子被斩事件,变法成为清末最大一出悲剧。

从这些变法者的经历来看,在封建王朝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天子就是改革的最大的后台,天子倒台,意味着改革失败,变法者会随着改革的失败而被贬或亡身。

变法者是各方矛盾的核心焦点,最易成为改革的牺牲品

变法者虽然是为了朝廷的长治久安、富国强兵,但变法者也只是天子需要的一个棋子。当这个棋子威胁到天子的利益时,天子会弃车保帅,变法者很可能被弃用,成为改革的牺牲品。

因为变法是对原来的利益再分配,所以变法者必然会成为各方势力发生矛盾的核心焦点,最鲜明的一个例子,是汉朝的晁错,他是汉文帝和汉景帝两朝重臣,汉文帝时担任太常掌故、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汉景帝时担任内史、御史大夫。晁错是一名很有学问理论家和实践家,不但著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对策》等著作,还积极地将这些富国强兵的理论付诸实践。鲁迅称赞晁错“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但当他劝皇帝“削藩”的谏议逼反了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时,汉景帝害怕了,竟然听从了袁盎的计谋,屈从于七王“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举兵口号。在晁错不知情的情况下,腰斩晁错于东市。他本来以为冤杀了晁错,可以换来七王的退兵,结果适得其反。

晁错是中国改革史上最冤枉的改革家,他是不明不白的被当成弃子被冤杀的。这也是汉景帝人生的污点之一。从冤杀晁错一事可以看出天子的无情,他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冤杀哪怕他本来就很认同的忠臣。汉文帝杀晁错,宋高宗杀岳飞,一文一武含冤而死,反衬了君王的无情。

为什么会屡次出现改革者被贬被杀的悲剧呢?从文化传承上看,中国有两大文化传承基因,一是道家,一是儒家。儒家主张“复古”,认为周公那时候的制度最棒,而道家主张“无为”,一切看淡。这两大基因都没有“改革”的传承因素。所以每次改革,都会疾风暴雨。被改者利益受损,而改革者也往往付出巨大惨痛的代价。(陆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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