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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的人际关系2

(2010-09-12 02: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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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仕强

中国式管理

杂谈

分类: 曾仕强文集
先弄清对方是谁
  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首先要弄清楚对方到底是谁。中国人认为“有人才有事”,而且“事在人为”,很难“对事不对人”,所以常常把人和事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社会,每听到一句话,如果不清楚是谁说的,就很难判断它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可见弄清楚对方是谁,乃是开展人际交往的第一步。
  中国人比较倾向于“差别性待遇”,以不同的标准来对待不同身份的人。如果你的职位比我高,那你说什么都应该是比较正确的。如果你和我职位平等,那就以“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态度对待你。如果你的职位比我低,我不会以大欺小,却绝不容许你以“下”犯“上”。
  这样看来,中国人似乎没有是非观念,但事实绝非如此。在中国社会,职位低的人是不宜反驳职位高的人的。举例说明,如果你的上司冤枉了你,你该怎么办?据理力争的话,他会明白是他错而非你错,但这又如何呢?他身为上司,竟然失察而冤枉了你,自然觉得相当没面子。
  中国人没有面子的时候,最要紧的,便是设法找回面子。如何挽回他的颜面?很简单,一心一意地找你的毛病,只要被他抓着了,他的面子便全回来了。他一心一意找你的差错,你真的插翅难逃,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迟早会被他逮个正着。
  但是,如果上司冤枉你后,你保持沉默,一句话都不讲,表面上看你是忍辱负重,其实不然。你的上司看到你居然一言不发,就会觉得奇怪:“这个人怎么搞的?难道我屈说了他?”于是,他自然想着解开谜团,结果发现自己确实冤枉了你,并由于自己内心愧疚而善待你。
  一般来说,上司冤枉你,纯属偶然,很少有上司故意颠倒是非,存心而为之。但是你若不幸碰上这种上司,足以证明上司早已容不下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据理力争又有何用?不如另谋高就,“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如果你没有别的门路,最好忍气吞声,说不定上司见你一直逆来顺受,网开一面,不再针对你。
  如果你不幸遇到的是个迷糊的上司,这种情形倒是常见,因为无能者却身居高位并不是稀罕事。遇到这种上司,你说得再对,他都可能斥之为狡辩,于事无补,不如安静下来,好好做事,以免被他抓住把柄。
  迷糊的上司不好,但过于是非分明的上司也很难相处。因为太过分明,以致刚愎自用的人,总是认为自己的看法都是对的。说你错,你就错,你再说多少话他都不会更改原有的判断。你据理力争的话,只会弄得面红耳赤。
  如果你的上司不是以上三种人,那他就是无心犯错。这种无心的过失,是应该谅解的。没有必要得理不饶人,让无心错怪你的上司难堪,所以应当用沉默来暗示他有错误,使上司自己察觉,自行校正。
  如果有人和你职位相当,却指出你的错误,而且到处宣扬,那你就会积极找他的过失。这不是面子问题,也不是心胸狭窄的表现。如果他发现你有差错,当面规劝的话,虽然你一时可能无法接受,但是他既然说的是事实,出发点又是为你好,你终究会心生感激,又怎么会记恨他呢?但他却没有和你说,反而到
   处宣扬,分明是让你难堪。中国人一向是交互主义,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相反,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所以,你也只有全力找他的差错,照样宣扬一番,让他尝尝同样的滋味。
  如果有人职位比你低,却敢在背后指摘你的过失,你通常不会有任何顾虑地去整一下;而且“当年别人教诲我,如今我也应该教诲别人”的想法,很容易变成理直气壮的借口,整他,是让他明白做人的道理:有话最好当面说,不要背后胡扯。
  所以,对方不同,你采取的措施也应该不同。先问清楚是谁说的,再做定夺,这就是一种“经”,如何应变,则是个别的“权”。
  中国人既然以人为主,那一切事都离不开人,也就是离不开人际关系。何况我们一直重视伦理,对于人的身份地位十分关心。看见或听说一个人,总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样的人,并且依据身份地位做出不一样的反应,才算合理。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进一步达成预期的企图。这不是势利眼,只要保持合理的程度,不要前倨后恭,没有什么不好。
  相传,清代大书法家郑板桥去一个寺院游玩,并去拜见方丈。方丈见他衣着俭朴,以为他是一般俗客,就冷淡地说了句“坐”,又对小和尚喊“茶”。一经交谈,方丈顿感此人谈吐非凡,就将郑板桥引进厢房,一面说“请坐”,一面吩咐小和尚“敬茶”。又经细谈,得知来人是赫赫有名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时,方丈急忙将其请到雅洁清静的方丈室,连声说“请上坐”,并吩咐小和尚“敬香茶。”最后,这个方丈再三恳求郑板桥题词留念,郑板桥思忖了一下,挥笔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茶,敬茶,敬香茶”。方丈一看,羞愧满面,连连向郑板桥施礼,以示歉意。
  这个故事通常用来讽刺方丈势利眼,其实方丈是根据对方的身份,采取了相应的方式和态度,只不过一开始就没弄清楚、看走眼罢了。
  小心才不会上当
  西方人在同别人打交道时,不论干什么,都要通过法律途径约束他人来防止自己上当,而且对于欺骗别人的人是相当鄙视的。中国人不会要求别人怎样,只会提醒自己“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很少去笑那些骗子,反而多少有些羡慕:“他真高明,居然骗了这么多人!”而对被骗的人,在同情之外,还有几分不屑:“你怎么这么笨,这种当也会上?”好像责任不在骗子,而在被骗的人。
  其实,嘲笑被骗的人与鄙视骗子的目的完全相同,都是遏止骗人事件的发生。
  西方人鄙视骗子,使其备受压力,抬不起头来。而中国人认为人人应各自小心,不要上当,使那些骗子无从下手。我们用“嘲笑被骗的人”的形式,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被骗,否则不但损失惨重,还要惹人嘲笑。所以在中国社会,那些被骗的人,反而不敢以正面示人。
  西方人的想法很对,只要大家齐心,共同指责骗子,便可以减少骗人的行为。而中国人更实际一些,要求自己岂不比要求别人更容易一些?“求人不如求己”,要求别人不要欺骗,远不如自己提高警觉更可靠。防人之心其实就是让人小心不要上当,因此“反求诸己”更胜一筹。
  
  试想,如果你和别人初次见面,就老实地对别人说:“我是个老实人,人家说什么我都信,所以请不要骗我。”那对方会怎么想?当然是:“他最容易上当,不骗他骗谁?”如果蛮横地要求对方:“你不要骗我,否则我要你好看!”对方就想:“骗你又怎样?你既然被我骗了,说明你不如我,你又有什么能力要我好看?”结果照骗不误。
  一般中国人是不会这么做的,如果有人真的这么做,他往往会有拆穿骗局的能力。比如,老板对干部说:“我不会亏待你,但你千万不要骗我。你若是骗我的话,我绝不轻饶。”笨的干部就以为老板是个好骗的人,一开始虽然没想欺骗他,久而久之,就忍不住做些欺上瞒下的事。结果很快就被老板发现了:“我警告过你,千万不要骗我,可是你太让我失望了,我只好开除
  如果认为中国人专门欺负弱者,谁吃亏就笑谁,谁倒霉就笑谁,没有同情心,那就错了。中国人只有对自己人,对熟悉的人,或者有利害关系的人,才会“痛心”地嘲笑他,目的在于“加深他的印象”,使他深切体会“人家在你面前同情你,实际上背后都在笑你”,因而决心“自己小心不要上当”。对于陌生人,我们根本无从笑起,因为彼此没有“关系”,产生不出任何联想。对于认识而交情不够深厚的人,我们只会背后嘲笑他,但当面尽量不提,万一对方自己说出来,我们会表示支持,痛骂欺骗他的人。
  但是“小心不要上当”,并不是“不要相信别人”,而是不给坏人可乘之机。
  正因为小心,才会时时用心。可以相信的时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不可以相信的时候,“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善变,不可不防”。这些话都是中国人常说的,看起来互相矛盾,却是因“时”而制宜。
  在人际交往中,你可以选择相信别人,也可以选择不相信别人。你相信别人,万一被骗,大家就会嘲笑你,“三两句话,把他骗得团团转”,结论是你“缺乏判断力”。你不相信别人,又怎能与其相处?在信与不信之间,需要自己拿捏。
  在正常的情况下,当然应该相信别人,但是只能相信到合理的地步;遇到不合理的地方,就不应该相信他。站在不相信的立场来相信,才不至于一相信就上当。对任何人都相信,受骗的几率就会大幅度增加。你无法要求别人绝对诚实,因为没人能做得到,所以只能自己小心。社会上骗子并不多,但是喜欢被骗的人太多了,才会发生那么多骗人的事件。骗人的人当然不对,而被骗的人也未尝全对,谁叫他不小心?“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
  人类是群居的动物,彼此互相合作才能生存。人应该相信别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过分相信别人,同样引起别人欺骗的兴趣,以致上当,也是不争的事实。吃亏上当,人人不喜欢,却又经常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主要是人们喜欢占小便宜,才造成因小失大。提防上当,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切记不要贪小便宜。
  凡事都追求合理
  
  中国人的观念是凡事追求合理。换句话说,把事情做到合理的地步,人们才会接受。我们虽然重视典章制度,却明白典章制度容易僵化而不合时宜,因此在典章制度的范围内,多半中国人喜欢权宜应变,以求合理变通。凡是不会变通的人,都会被人斥之为“死心眼”、“死脑筋”。
  中国人认为,既然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就应该“反求诸己”,即“要求他人合理之前,先求自己合理”,以自己的合理来影响他人,使他人亦能合理。
  自己不合理,却希望他人以合理待我,结果经常不如意,这时怨天尤人也是枉然。自己先求合理,再来期望他人以合理待我,才是合理的态度,也比较容易实现。但是合理不合理,各人的标准未必一致,有时候你认为合理,我就认为不合理,因此这个“合理”也会引起很多争执,产生很多不愉快!
  在中国社会,凡事自己求合理,就容易获得别人的好感。即使你的“合理”和他的“合理”会有些误差,但你的出发点是好的,起码会问心无愧。至于是否会引起争执,听天由命吧。虽然这听起来比较消极,但总比表现出不合理的行为,使大家心里不高兴,甚至造成误解的好。
  自己合理不合理要通过他人的反应来判断。他人的反应就像一面镜子,会如实地反映你是否合理。当对方表现出不合理的行为时,不要指责对方的缺失,而是应该反省自己是不是不合理。如果是的话,赶快先把自己的缺失调整过来,对方也可能跟着表现出合理的反应。要改变对方,最有效的方法是先改变我们自己。
  举个例子,中国人认为,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敌人的敌人也是朋友,所以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正因为如此,一个人在不清楚对方的意图的时候,是不会承认自己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贸然问起别人之间的关系,很难得到正确的答案,这就是自己的行为不合理造成的。
  乙和丙是熟人。一天,甲和乙聊天时,甲突然提到丙,问:“你认识丙吗?”乙的第一反应是“不认识”,因为他不知道甲有何意图。
  一句“不认识”,虽然只有三个字,却包含好几种不同的意思:“真的不认识”、“虽然认识,但是并无交情”、“认识是认识,跟不认识差不多”、“你有什么事情,要问我认不认识”以及“你少打我的主意,我认识不认识根本与你无关”。
  说“不认识”有很多好处:第一,减少许多风险,省却许多口舌,避免许多麻烦。如果乙在不清楚甲的意图时就说认识,甲接下来很可能说:“那真是太好了,我正好有一件事要找丙帮忙,麻烦您帮忙引见一下好吗?”这不是自讨苦吃吗?这时候说“好”,会增加不少麻烦;说“不好”,等于驳了甲的颜面,令甲不满:“这点小忙都不愿意帮,还说是朋友呢?”
  当丙身居高位时,乙如果先说“认识”,事情来了,再推说“不认识”或者坦白说明自己不愿意帮忙,甚至直接指称对方根本没有权利提出要求,都是伤感情的做法。在中国社会,得罪一个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尤其不能得罪小人。
  
  第二,可以探听信息。如果丙对乙心存不满,忍不住对甲抱怨了几句,甲如果不清楚乙和丙的关系,多半不敢直截了当地传话过去,必然先问:“你认识丙吗?”假若乙说“认识”,甲就不会再说什么,以免有搬弄是非之嫌,而乙也徒然失去获得信息的机会。若乙说“不认识”,甲才会放心地把丙的话告诉乙,乙也能了解丙对他的不满,以便采取适当的对策。
  明明认识却装成不认识,这种不合理的行为完全是因为甲不合理在先。打听别人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应该把目的说清楚。比如:“你认识丙吧?他托我给你带了点礼物。”乙一定回答“认识”。如果不能一开始就做到合理,直接问:“你认识丙吗?”得到“不认识”的回答后,就要调整:“哦,他说和你很熟,还想约你吃个饭呢。”那乙也会向合理的方向调整。不要以为从“不认识”调整到“认识”很难,中国人很会“颠倒是非”,拥有足够的智慧,可以进退自如,因为凡事早已留有余地。
  乙只需作恍然大悟状:“哦,你说的是他啊,抱歉抱歉,刚才没听清,还以为你在说谁呢。”轻轻松松就兜回来了。
  先说明自己的目的,再去问对方,以便给对方斟酌的空间,这才算合理的行为。不要责怪别人不诚实,不要认为一切不合理,都是“我”以外的中国人造成的。殊不知种种缺失,实际上都与“我”密切相关。
  可惜,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不反省自己是不是诚实,是不是考虑周到,是不是明白透彻,便大胆地指责中国人不诚实,实在不公平。心——追求圆通,善于自保
  中国人常将人分成两种——君子和小人。孔子对君子与小人有过许多论述,比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人们历来崇尚君子,但事实上君子斗不过小人的情况比比皆是。因为小人非常重视人际技巧,很容易打动别人的心,进而抓住别人的心。君子往往觉得自己凭良心,不做亏心事,不必讲求什么人际技巧,因而时常得罪人,引起别人的怨恨和报复。这一点是君子不及小人的地方。那君子为什么不改变一下,同样注重人际技巧,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呢?
  圆通而不圆滑
  人们常常认为小人圆滑,因而对他充满鄙视。君子当然不应该圆滑,但是要足够圆通,否则就常常使自己在与小人的斗争中处于劣势。中国人最讨厌圆滑,任何人只要给人一种“滑头”的感觉,便成为别人心目中“狡猾的人”,注定没有前途可言。
  而圆通是我们十分喜欢的,但可悲的是,现代人脑筋逐渐扁平化,缺乏深度,看事情不能“入木三分”,所以“凡是圆通都看成圆滑”。圆通和圆滑虽然长得一模一样,表面上看起来,几乎不分轩轾,都是“推、拖、拉”,一副打太极拳的模样,但是二者的本质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点差异:第一,过程完全相同而结果截然不同。“推、拖、拉”到最后,把问题圆满解决掉,便是圆通;“推、拖、拉”到最后,没有解决问题,或者解决得不够圆满,那当然是圆滑。第二,圆通的人善于利用“推、拖、拉”的短暂时间来充分
   思考,寻求此时、此地合理的行动方案,以便减少阻力,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圆滑的人只想利用“推、拖、拉”把时间拖延过去,以便逃避当前的问题,根本不想解决问题。第三,圆通的人用“推、拖、拉”来降低竞争的压力,使大家觉得经过“推、拖、拉”之后得到的答案,应该可以接受;圆滑的人,则冀望于不经由竞争,便能够获得胜算,或者不愿意应付挑战,悄悄地逃之夭夭。
  圆滑与圆通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很多人盲目排斥“推、拖、拉”,视“推、拖、拉”为落伍、陈旧、腐败的手法,把圆通和圆滑都看成可恶的行为,因此失去圆通的本事,真是得不偿失。其实,合理地“推、拖、拉”,把“推、拖、拉”的功夫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这就是圆通。如果一味地认为“推、拖、拉”是坏事,那就会事事看不惯,甚至整天不愉快。
  圆通就是“面对现实”,“负起责任”,另外加上“不伤害面子”。不够圆通,很容易伤害自己的面子,也很容易伤害别人的面子。
  譬如介绍别人的时候,经常听见当老师的人说“这是我的学生”。而被介绍的人,却似乎并不认定介绍人是老师,反而淡淡地说“我们现在合作一些事情”,这岂不是很尴尬?当老师的人,如果介绍“这是我的朋友”,对方紧接着说:“不,我只是教授的学生而已。”是不是就能避开尴尬的场面?让别人承认自己,而非自己盲目乱认,这就圆通多了。
  “面对现实”和“负起责任”可以用理智和科学来处理;“不伤害面子”却需要以感性和艺术来协调。圆通就是科学加艺术,理智加感性,所以很难做到。
  我们承认“圆通是高难度的素养”,一般人很难精于此道,何况一不小心,就会流于圆滑而遭人唾弃。但是,难学,还是要学,因为只有学会圆通,才能在人际交往中游刃有余。
  圆通和圆滑仅仅一字之差,但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比如,听到别人的夸奖,要针对不同的人回复不同的话:对西方人要说“谢谢”,对日本人要说“请多多指教”,对中国人要谦逊地说“哪里,哪里”。这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行为,就是圆通。如果对西方人说“哪里,哪里”,相信对方一定莫名其妙;如果对中国人说“谢谢”,对方会不以为然:“我不过说说而已,你还当真了。”
  不可否认,圆通有圆滑的成分,但也含有不圆滑的成分。我们先接受圆通的概念,再观察圆通的事实,分析圆通的要素,才可以学得圆通的精髓。
  第一,将心比心是圆通的先决条件。多以欣赏的眼光来体会他人的圆通,比较容易吸取他人的经验,迅速成长。常以厌恶的心情来批评他人的圆滑,结果便只有生气的份儿,失去学习他人宝贵经验的机会。
  第二,不要完全排斥或放弃“推、拖、拉”,也不能够凡事都“推、拖、拉”,以免一不小心,就变成令人厌恶的圆滑。
  不过,中国人自己“推、拖、拉”的时候,往往不认为自己正在做这种令人厌恶的动作,却自满于“事缓则圆”的解说。但是,看到别人“推、拖、拉”,却又立即觉察出来而心生反感。
  
  圆通说起来相当简单,做起来难。因为圆通与圆滑的差距十分细微,稍不留意,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遇事先求自保
  “明哲保身”是中国人普遍秉持的人生哲学。朱子说:“明是明理之明,哲乃了然于心,保身则是依道理进退而处世,于是罪刑、灾祸不至。”
  中国人凡事先求自保。遇到突发状况,就会遵循明哲保身的哲学分析形势,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形势不利时,就要及早抽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何必逞匹夫之勇呢?很多人反对“明哲保身”,认为善于明哲保身的人怕死、虚伪、消极,其实不然,一个人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话,其他的都没有意义。人们常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神仙都要先保全自己,何况凡人呢?中国人明哲保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深藏不露
  深藏不露实际上是中国人守身哲学的应用,也是我们奠定“立于不败之地”的良好基础。如果有人把自己的实力毫不隐瞒地展现无遗,很容易遭人算计,岂不是自讨苦吃?中国人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宁可韬光养晦,安然度日。
  这也是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心理。日本人就算没有本领,也要装成很能干的样子;美国人有多少本领,都要找机会表现出来;只有中国人深藏不露,静观其变,再衡量情势的变化,以对自己最有利的做法,做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有句俗话“树大招风”,因此,中国人有能力并不表现,还喜欢伪装成没有本领的样子。例如,会写字的人不轻易宣扬自己擅长书法,会画画的人不愿意让人家晓得自己善于作画。这样做比较省力省事,否则请字求画的人络绎不绝,只能疲于应付,稍有不慎,厚此薄彼,就会得罪人。另外,自己深藏不露,还可以留下力气嘲笑爱表现的人。中国人不讲能力,却十分重视本事。只有能力而没有本事的人,往往一表现就遭殃。有本事的人,能够把能力表现得恰到好处,受人欢迎。
  比如,大家在打球,招呼你也参加,就算你天天练习,也要谦逊地说:“好久没有打了,生疏啦。”大家让来让去,你才登场,不费吹灰之力,把对手一一打败。就算如此,也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大家明白你刚才不过是深藏不露的一种应用罢了。
  喜欢保留实力、不强求出头并不说明中国人奸诈、不实在。相反,谦虚会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深藏不露有三个要点:
  第一,人怕出名,猪怕壮。人愈出名,遭遇的麻烦愈多。越有能力,承担的责任越重。中国人比较喜欢打击有能力的人,同情没有能力的人;能者必须多劳,没有人会感激,而且容易招人嫉妒。因此,不如隐藏实力,凡事量力而为。
  
  第二,不要夜郎自大。中国人对那些自我膨胀,把自己看得很伟大的人,大多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背后则嘲笑他们夜郎自大,不自量力,十分看不起。
  第三,慎防人上有人。即使自己的本领高强,也要慎防人上有人,强中更有强中手。所以要深藏不露,以免泄露自己的实力,招来对手的攻击,对自己不利。
  深藏不露并不是不露,而是站在不露的立场,来求取合理的露,以免露得过分或不及,对自己有害。有能力必须合理地表现,凡事量力而为,才能恰到好处。中国人主张“不可以随便表现”,并没有反对合理的表现。不能不表现的时候,务必表现到合理的地步,不可任意逾越合理的范围,以免留下后患。
  以让代争
  人类社会,彼此难免要竞争。实际上,了解中国人性格的人,就知道中国人太喜欢争了,而且一争起来往往不择手段,所以不鼓励中国人竞争,认为能够不争的,大家都不要争,不能够不争的,便以让代争,这才是中国人推崇的君子之争。
  争是必要的,舍也是必要的。什么都要争,最后就会迷失自己,不知道自己争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争。而且给人一种恶劣的印象,使大家提高警觉,甚至于联合起来,一点机会都不给你。因此太会争、太喜欢争的人,经常什么都争不到。只想到舍,同样会迷失自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的又是什么,而且给人一种消极、不愿意负责任的不良印象。
  只有把“争”和“舍”融合在一起,该争的才争,不该争的就舍弃,争到好像没有争一样,才是圆满的做法。以让代争便是兼顾“舍”与“争”的权宜措施,站在“不争”的立场来“争”,才不会乱争,才可能争得恰到好处。
  但是“让”并非消极的“让”,也不是让给谁都行,而是在冷静思考之后,让最合理的人来做最合理的事,才不会令众人失望。千万不要心里不情愿,却打着谦让的幌子,那是虚伪。让来让去,觉得自己最合适,这时候就应当仁不让。关键在于把握“当仁”的尺度,要从事情的性质、轻重、缓急、大小来判断。
  当然,当仁不让也要以“半推半就”的形式表现出来。“半推半就”就是指确实“当仁”,而且推辞不掉,实在没有办法,才勉强为之。“半推半就”必须诚心诚意,另一方面表示“我虽然勉强接受,仍然随时准备交给比我更合适的人”,一方面让没有当选的人也有面子。比如你被选为部门主管,必须要表明你不想当,极力推辞,说自己能力不行,经验不足,体力也不好,做事情没有耐心,把各种理由都列出来,最后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为之”。这样做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但千万不要以此为借口偷懒。一旦你接受了,就必须负责到底,才不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
  秘不外传
  中国人喜欢将自己的绝技保密,就算传授给徒弟也要“留一手”。这一直是受人诟病的一种作风,就因为“留一手”,造成很多技艺失传。其实,这原本是中国人的一种自保心态,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留一手”本身并没有好坏,关键在于“留得合理不合理”。
  
  不可否认,从古至今,凡是能够发扬光大的,中国人并不主张“留一手”,反而毫无保留地让全世界的人来分享。但是,有些东西,中国人之所以“留一手”,有一些特别的道理。
  技艺失传似乎要归咎于师父的自私,不肯把自己的真实本领倾囊传授,以致一代不如一代。但是却不能忽略两种情况,一种是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另一种是教会徒弟,杀死师父。年富力强的师父凭着威势和丰富的经验,或许能够制服徒弟;而年迈体衰的师父,如果不幸遇到徒弟翻脸不认人,就会悔之晚矣。“年老慎择徒”就是这个道理。在这两种情况下,预先留一手,也是一种自保的方法。如果遇到忠良可靠的徒弟,师父自会倾囊相授,哪里会留一手?
  中国人很重视拜师礼,凡欲拜师者必须恭恭敬敬地向师父叩首,以显其诚意,要不然师父怎敢把功夫传给他?
  儒家一再希望中国人“反求诸己”,徒弟发现师父秘而不传,实在不应该埋怨师父,而是应该自我检讨,为什么自己在师父眼中这么不可靠,弄得师父必须痛心地留一手?而为师者,应尽可能将技艺发扬光大,并想办法找到合适的传人,教他、导正他,让他刚正不阿,这才是秘传的真义。
  事实上,“留一手”跟“不留一手”,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想学的人,师父留一手照样学得很像;不想学的人,师父不留一手照样学不好。“留一手”不过是学得不像、学得不好的人常用的一种借口。依据中国人的观点,用“师父留一手”来骗别人,给自己留下面子,尚属可行。若是连自己都骗,真的把责任都推给师父,那就实在太不长进了。“留一手”是说给别人听的,不是说给自己听的。
  现在,除个别门类外,磕头拜师的情形越来越少了,但是在工作中,师父带徒弟的形式却很常见。这就要求人们在“留一手”和“不留一手”中做好抉择,既要有足够的能力自保,又要将自己的技术发扬光大。性——爱占便宜,死要面子
  中国人的本性是什么?简单来说有三点:第一怕吃亏,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吃亏上当;第二喜欢占小便宜,中国人一般不奢望去占大便宜,专占小便宜;第三,自私又爱面子。
  就怕吃亏上当
  说中国人怕吃亏上当,并不是贬低中国人,凡是有这种想法的人都不太了解中国人。中国人重视合理,合理地怕吃亏有什么不对?资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不断地吃亏,岂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特性,凡是宣称钱财乃身外之物的人,多半都很小气。因为一个人如果心里没有某个弱点的话,就不会强调它。例如一个人缺乏信用,就会强调自己重信用,通过不断地强调,才能让别人上当。
  就因为中国人怕吃亏,所以和中国人打交道时,千万不要有欺骗的意图,以互利互惠为原则,才能皆大欢喜。一开始就想欺骗中国人,往往会“偷鸡不着蚀把米”,得不偿失。
  
  每个人都怕吃亏,但是过分地怕吃亏就变成精打细算了,其实人算总是不如天算,“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所以中国人发展出一套“差不多主义”,差不多就是刚刚好,就是恰到好处,就是合理。
  因为怕吃亏,中国人处处小心谨慎,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如果防不胜防,真的吃亏了,中国人也不以为意,反而相信吃亏是福,“吃一堑,长一智”。
  只爱占小便宜
  如果说怕吃亏是被动的,那喜欢占小便宜就是主动的行为。占小便宜,关键词不是“占”而是“小”,只占“小”便宜。一个人爱占“小”便宜,就表示这个人不贪,贪心的人只想着占大便宜。中国人爱占“小”便宜,不贪心,很守本分,为了过日子,占一点小便宜,没什么可耻的。而且对中国人来说,占小便宜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中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在试探对方。和别人做生意也好,交朋友也好,首先要了解对方,看对方是不是值得打交道的人。
  中国人比较在乎舍不舍得,换句话说,中国人不会盲目地为一个人去拼命,我们会考虑值不值得。要判断值不值得,就要看对方舍不舍得,你舍得我就认为值得,你不舍得我就认为不值得。这就是中国人占小便宜的本意。
  在人际交往的时候,首先要看对方的度量大不大,没有人愿意跟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做朋友。看对方舍不舍得,舍到什么程度,可以判断你在对方心目中是何分量。如果对方连鸡毛蒜皮的事都要和你计较,那他也就没把你放在心上。
  《战国策》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
  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鱼客。”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
  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闻:“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谖不复歌。
  这个故事是说,冯谖投靠到孟尝君门下,整天无所事事,却嚷着要锦衣玉食、宝马香车。不要以为冯谖是看孟尝君好说话,想多从他那里捞点好处。其实,冯谖一直在考验孟尝君,看他是不是值得效忠之人。所幸孟尝君通过了考验,后来,“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但是,中国人不会轻易去占大便宜,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相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有大便宜可占,中国人首先会想到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上当。另一方面,中国人讲究无功不受禄,要等价交换,得到大便宜必须要付出大的代价才行。
  
  相比之下,平原君就没有孟尝君那么聪明了。当时,秦国派大将白起攻打韩国,占领了韩国的一块土地野王。在野王邻近有另一块土地上党,其官员看到野王轻易地就被秦军攻下,怕上党也守不住,就写信给赵国,表示愿意归顺,希望得到赵国的庇护。结果平原君认为,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上党这块“肥肉”,为什么不要呢?虽然有人反对说:“就是因为不花力气得到好处,轻易要了,恐怕会招来大祸。”但是,赵王和平原君却不听,把上党划为自己的领地。秦国知道后,认为赵国存心和自己作对,就命令白起率大军去攻打赵国。结果赵国的四十万大军全部被秦军歼灭,国都邯郸也被围困,险些被灭国。
  这就是前车之鉴。所以,和中国人打交道,首先要明白,在合理的范围内,中国人比较喜欢占小便宜,但是也明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的道理,因此想要中国人帮忙,只要施以小恩小惠即可。如果施以“大恩大惠”的话,会让中国人心生警惕。
  自私又爱面子
  怕吃亏和喜欢占小便宜是出于自爱的心理,很多人据此说中国人自私。确实中国文化强调自爱,很少讲爱人,不像西方人一开口就是爱人,而不讲自爱。不自爱的人,心中没有爱,拿什么去爱别人?一个人要先爱自己,让自己的心中充满爱,然后才能去爱别人。西方人讲“爱人”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中国人才是发自内心的。但中国人不会爱所有的人,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爱,值得,才去爱。合理的自私就是自爱。
  老实讲,中国人比较重视面子。凡是说“面子不重要”的人,是因为他不了解人性。一个人活得连面子都没有,那活着是为了什么?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就是人有面子,动物没面子。有人认为,中国人爱面子是缺点。我从不认为爱面子是缺点,一个人连面子都不爱,那他还会爱什么?面子就是羞耻之心,一个人连羞耻之心都没有,那就无药可救了。
  爱面子,往好的方面发展,乃是重视荣誉的表现,没有什么不好。若往坏的方面发展,则是爱慕虚荣;更严重的,就是爱面子爱到不要脸的地步,那就是本末倒置。“面子”是“情”,“脸”则是“理”。中国人讲情理,以理为本,视情为末。换句话说,爱面子要爱到不丢脸的程度,不丢脸就是合理;爱面子爱到合理的地步,才是合情合理。
  有些人为了自己的面子常常说一些谎话,比如家里穷的人,只能吃得起青菜豆腐,就会宣称吃素食有益健康,所以自己只好常吃青菜豆腐。钱锺书先生在其所著的小说《围城》中,就形象地描写了中国人这种好面子的本性:“汪先生得意地长叹道:‘这算得什么呢!我有点东西,这一次全丢了。两位没看见我南京的房子——房子总算没给日本人烧掉,里面的收藏陈设都不知下落了。幸亏我是个达观的人,否则真要伤心死呢。’这类的话,他们近来不但听熟,并且自己也说惯了。这次兵灾当然使许多有钱、有房子的人流落做穷光蛋,同时也让不知多少穷光蛋有机会追溯自己为过去的富翁。日本人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领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破坏了许多单相思的姻缘。譬如陆子潇就常常流露出来,战前有两三个女人抢着嫁他,‘现在当然谈不到了’。李梅亭在上海闸北,忽然补筑一所洋房,如今呢?可惜得很!该死
   的日本人放火烧了,损失简直没法估计。方鸿渐也把沦陷的故乡里那所老宅放大了好几倍,妙在房子扩充而并不会侵略邻舍的地。赵辛楣住在租界里,不能变房子的戏法,自信一表人才,不必惆怅从前有多少女人看中他,只说假如战争不发生,交涉使公署不撤退,他的官还可以做下去——不,做上去。”类似的话,相信每个中国人都听过,但只要无伤大雅,完全可以听之任之。只要不存心害人,或者对别人构成不便,用谎话来维护自己的面子,大家很容易谅解。见到有人适当地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你大可一笑置之,不必拆穿他的谎言,否则他丢了面子,会恨你一辈子。但是如此的“大话”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就成了夜郎自大,惹人嘲笑,那就真成了“不要脸”了。中国人常说任何事情都不可以过与不及,可见合理的爱面子才属正当;一旦过分,害处之多,为害之大,便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尽的。
  保留别人的颜面,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对方会心存感激,因而会想方设法报答你。有些时候,给别人留面子,比给他金银珠宝更有用。
  战国时,有一次,楚庄王战胜邻国后大宴群臣,席间叫妃子们代他向大臣们敬酒。其中有一将军酒后失态,趁年轻貌美的宠妃敬酒之机调戏她,恰巧一阵大风吹熄了所有的灯,黑暗中宠妃机智地摘下了那人头盔上的红缨以为凭证,哭着请求大王处理非礼者,并交上红缨为据。但是楚庄王并没有追究,而是让所有的将军都摘下帽上的红缨,并让太监收起来。灯再次亮起的时候,就分辨不出调戏者是谁了。而那位将军明白,楚庄王之所以这么做,是免得他当众出丑。后来,在一次战斗中,
  楚军被许多的敌兵围困,陷于欲进不能、欲退无路的境地,楚庄王大急,就在此时,旁边有一员大将杀出,威猛无比,奋不顾身,杀得周围的敌兵四处溃散,最终挽救了这场战斗。而这员猛将正是那天那位被宽容的将军!
  上司问下属:“交代你写的计划书写好没有?”下属心里可能想:“糟糕,晚上忘了写了。”但是碍于面子问题,嘴上却说:“写好了,只是早上急着要准时上班,忘带了。”上司明白,这是下属在找借口,如果说破的话,下属面子上过不去,以后可能处处都要与自己唱反调,所以只是淡淡地说:“哦,那明天别忘了带过来。”
  下属因说谎暂时保住了自己的颜面,下班后自然会赶快把它写好,放在公文包里,第二天一上班,就把它交上去。下属不但完成了工作,而且吸取了教训:这一次差点惹麻烦,幸亏平时信用还不错,勉强抵挡过去,下一次不可以再犯,以免被拆穿了,不但难堪还可能受罚。
  这样,既可以保证计划书尽早完成,又不会伤了彼此的和气,何乐而不为?
  说谎话,找借口,有时候是为了保留对方的面子,促使其好好表现反省改进。有时则是为了保留自己的颜面,促使自己好好检讨,加倍努力,以求表现得更好。
  说谎话骗人又保全自己的面子,一般来说,无可厚非。因为骗骗别人,只要不伤害到对方,对中国人而言,原本是平常事。最要紧的,便是暂时保留颜面之后,千万不要忘记赶快检讨反省,以便及时改善,寻求合理的补救。不能骗别人之后,自己也愈听愈相信,那就会使自己不知反省,不求上进,反而害苦自
   己。比如,有人问:“你们是同学,而且上学的时候他还不如你,怎么现在他升了经理,你却只是个普通职员啊?”“他呀,擅长阿谀奉承,又会钻营,当然升得快。”用这种话抵挡一番,先保住自己的面子,然后再好好搞清楚原因,以便切实改进,迎头赶上,才算合理。你骗别人,信不信,是他的事,理应由他自己承担所有的后果。骗自己,岂不自作自受?根本没有人会同情,反而惹人笑话,当然要极力避免。
  和爱面子的人打交道,只要注意不让他丢面子就行了,当然,如果想办法让对方有面子,那就更好了。适当地恭维一下别人,多说一些对方爱听的话,让对方觉得面子十足,他就会变得很好说话。切记,使一个中国人觉得没有面子,吃亏的并不是他,而是我们自己。
  合理地怕吃亏、合理地占小便宜、合理地自私、合理地爱面子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不承认这些的话,就是假道学。
  建立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人,就会建立什么样的人际关系。现代的价值观是,尊重个人的价值取向,把每一个人依自己的特长、志趣而从事的活动,都视为正当。做正当的事,就是正人君子。一切从自己做起,才有成功的希望。偏偏现代人“多要求别人却很少要求自己”,大家所注意的,是别人如何如何,很少反省检讨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正视自己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人,就会建立什么样的人际关系。现代的价值观是,尊重个人的价值取向,把每一个人依自己的特长、志趣而从事的活动,都视为正当。做正当的事,就是正人君子。一切从自己做起,才有成功的希望。偏偏现代人“多要求别人却很少要求自己”,大家所注意的,是别人如何如何,很少反省检讨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中国人最讨厌彼此骗来骗去,也不承认自己会欺骗别人,但是实际情况却显示中国人常常骗来骗去。相信你一定知道这种情况:电话响了,小王拿起电话,电话那边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您好!我姓张,要找李先生,请问他在
  吗?”小王用手捂住话筒,对李先生说:“李先生,有你的电话,是一位张先生打来的。”李先生一听,连忙告诉小王:“你告诉他,就说我不在。”这种话不是欺骗,而是中国人惯用的一种“设计”,如果此事发生在你身上,你就要自己检讨,为什
  么做人做到这种地步,明明人在这里,却不愿意和你见面?人的一生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应该一步一步按照自己的希望,认真地做好自己。这是儒家“反求诸己”的主张,也是“自己负起完全责任”的具体表现。一表人才能成为十大要领之首,就说明第一印象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只要彼此来往过几次,就会互相产生某种评价。人们大多习惯于利用过去的经验来判断其他的人,同时,也习惯于和熟悉的人打交道。
  
  第一、二次信用良好,就可能被对方视为有信用的人。所以中国人常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中国古代的商帮将信用视为生命也是这个道理。开过一两次玩笑,以后所说的话,常常被当做笑话。我们从小就是听“狼来了”的故事长大的,对这种情况再熟悉不过。
  每一个人迟早都会被人贴上一张看不见的标签,清清楚楚地写着他的性格和人品。许多人更是一见面,就喜欢论断对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所以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确定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
  我们要替自己负起责任来,因为我们有权力决定以后的路要怎么走,我们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因此人际关系要从自己做起。在开展人际关系前,首先要想想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
  人大致上分成三种:第一种是忠义之士,为正义而牺牲在所不惜,这种人又叫做硬汉。别人不敢说的他说,别人不敢做的他做,这就是硬汉。我很佩服这样的人,但我不希望人们都做这样的人,除非他自愿。做硬汉,要承受一些痛苦。比如,你要受很多的苦难,否则怎么知道你是硬汉?此外,你不能变节,做硬汉最可怕的就是变节,即做到一半不做了。做人应该有正义感,但是小心被利用。如果你所知有限,又充满正义感,就很容易被别人拿来当工具。每一个时代都有硬汉,如果说他们真的拿捏合理,就会流芳百世,否则就是无谓的牺牲。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对自己的选择,不鼓励也不反对,因为社会需要这样的人。
  第二种人是顺民,即唯唯诺诺、听话、保平安、少惹事。老实说,不是硬汉,非要他当硬汉,他很辛苦;不是顺民,非要强制他当顺民,他也很痛苦。在一个组织里面,一定要有顺民,也一定要有硬汉。
  如果这两种人你都不想做,那你还可以走第三条路,做隐士,即不闻不问免得生气,反正都是别人的事。这种人既不会有什么贡献,也不会惹什么麻烦。
  在这三种人中,做硬汉很辛苦,做顺民划不来,做隐士也不容易。一个人要做到完全不闻不问是很难的。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一分子,总希望参与社会事务,总需要有点作为,所以隐士其实不容易当。
  那怎么办?好在中国人从来没有走投无路的时候,既然三种人哪个都不好当,那我就三合一。在中国文化中,除了“孝”以外,还有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合”。中国人之所以聪明,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合在一起考虑。我们尽量当顺民,但是偶尔也会当硬汉,必要的时候又可以做隐士,这种人就是随遇而安。领导看得起我,那我就当硬汉;领导看不起我,我就当隐士,反正我讲的领导也不听;领导对我一般,那我就当顺民。中国人常常是看你对我怎么样,才决定我如何对你。同样一个人,有时候他什么都不管,有时候他很认真、很积极,而有时候他又好像很听话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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