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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清孝堂山看汉代石室

(2010-10-23 23:55:30)
标签:

长清

孝里

孝堂山

郭氏

石室

石祠

分类: 石刻、造像

今天又出发,目的地是长清市孝里镇的汉代郭氏石墓祠。

仍然是驱单车,济南出发,顺经十路一路向西行,有点顶风,一路风尘终于到达孝里铺,镇上有小山,山高不过二三十米,一段石板路,到达石祠。长清孝堂山看汉代石室
到达后,进入院内,看到石祠外的罩室,上悬一匾,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学生,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罗哲文题。
长清孝堂山看汉代石室
石祠正面,内部不能进,装了不锈钢和玻璃(用意虽好,但有碍观瞻,有点不伦不类)

长清孝堂山看汉代石室

从西往东看
长清孝堂山看汉代石室

从东往西看
长清孝堂山看汉代石室
石祠内不能进,要看汉代画像,只能看桂在墙上的拓片,有玻璃挡着,拍照不易。画像真的十分精美,内容丰富细腻,又是两千多年前的老东西,很吸引人。(以上是石祠西壁上画像)
长清孝堂山看汉代石室
北壁西边的。
长清孝堂山看汉代石室
北壁东边的。
长清孝堂山看汉代石室
东壁上的。
长清孝堂山看汉代石室
我最喜欢的一部分,通俗说就是厨房的部分,详述一下。左上是一个悬于上边的木架子,上有钩子,钩子上桂着两条鱼、一只剥了皮的兔子、一把刀(原来汉代做饭的刀是这样子的);架子下最左边是锅灶,锅台和锅都很高,锅前是一人在烧火,用棍子拨火;架子西边的两个人,上边的一个人正单膝跪地用刀砍肉,好像是排骨之类;下边一人正跪着用斧头砍柴;砍柴的右边的两个人在和面,一人弄面,一人正用碗送水;这上边一个人正拉着一只羊;羊右边是一头猪,脚被绑住了;猪上面鸡、鸭、鹅,好像鸡分公鸡和母鸡;猪下面的人正拉一条狗,另一人正用格子打狗;打狗人右边一人正从井中取水,提水用的杠杆原理,井边还有一水盘;井上方的一个人正拿刀向一牛,牛已倒地。
长清孝堂山看汉代石室
石祠西壁外的题字(字写得挺有功力)
长清孝堂山看汉代石室
远观石祠西壁外的题字
长清孝堂山看汉代石室
直接拍的石祠内的壁画(直接看就是比看拓片有感觉)
长清孝堂山看汉代石室
又一张
长清孝堂山看汉代石室

再一张。

附:网上找的罗哲文的一篇文章。(关于厨房的部分,他也有观察不仔细的地方)

山东省长清县(今济南市长清区。南部曾属肥城、平阴——编者)孝里铺孝堂山有单檐悬山顶的东汉石祠两间,为我国现在保存于地面最早的一座房屋建筑,室内还保存了极为丰富精美的汉代画像。是我国建筑和石刻艺术瑰宝,1961年已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久前经过石祠曾作草测、摄影和记录,今谨就所见并参考有关资料综合介绍如次。
    一、关于墓之历史记载
    石祠之后一墓地,祠因墓而建,实为一体。此墓和石祠,自宋赵明诚《金石录》以降近几千年来,累为金石家所记叙。相传系孝子郭巨之墓,今之孝里铺、孝堂山皆由此得名。
    关于郭巨墓的记载,最早者即为现在石祠西山墙外侧北齐时代所刻的《陇东王感孝颂》。
    从《感孝颂》中可知在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陇东王胡长仁已肯定其为郭巨墓了。
    但是,宋赵明诚就提出了疑问,在其所著《金石录》卷二十二第六页载:
    “右北齐《陇东王感孝颂》,陇东王者,胡长仁也,武平中为齐州刺史,道经平阴有古冢,寻访耆旧,以为郭巨之墓,遂命僚佐刻此颂焉。墓在今平阴县东北官道旁小山顶上,隧道尚存,惟塞其后,而空其前,与杜预所见刑山上郑大夫形无异。冢上有石室,制作工巧,其内镌人物车马,似是后汉时人所为,余自青社如京师,往还过之,累登其上,按刘项孝子图云,郭巨河内温人,而郦道元《水经注》云平阴东北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谓之孝子堂,亦不指言为何人之冢,不知长仁何所据遂以为巨墓乎。按颂有孝子堂之语,故知即水经所载也。此后又有《山左金石志》、《授堂金石文字续跋》等书著录,大都是对陇东王的事迹与颂文之考证,对是否郭巨墓祠,均未作定论。
    石祠的建筑年代,根据祠内汉代永建四年(公元129年)的参观题记证明在此之前,石祠建筑早已存在。据另一参观题记“泰山高令明永康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敬(故?)来观记之。”审其文意,当是慕孝子之名或石祠之画像而来观看的,因此祠之建成当已有年,证之以画像风格较武氏祠、两城山诸画像风格为早,其年代当在东汉之初(约公元1世纪间)。
    二、关于石祠的建筑
    祠庙、祠堂、宗祠为我国古代祭祀的建筑物,汉代祠堂大多建于墓前,有庙堂并有石堂、石祠,图绘画像于壁,见于记载的很多,汉代帝王陵如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安帝恭陵等均有石殿 (见《后汉书·礼仪志》)。
    《水经注》记载的墓前石祠也很多,如“比水又西南……庙堂皆以青石为阶陛,庙北有石堂……以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立石祠……”;黄水条:黄水东南流,水南有荆州刺史李刚墓,熹平元年卒(公元 172年),见其碑有石阚、祠堂石室三间,椽架高丈余,镂石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侧荷梁柱,四壁隐起雕刻,为君臣官属,龟龙麟风之文,飞禽走兽之像,作制工丽,不甚伤毁”。又“水南有金乡山……冢前有石祠”等等。
    郭氏石祠所在的孝堂山(原名巫山,见于《水经注》)高仅30余米,石祠位于半山。原来外面有一复室,久经废圯,1954年山东省文物保管部门为了更好的保护石祠,重修了复室,并加筑围墙一道。复室之后紧接着坟墓,东西约21米余,南北约20米,高约3米余。据赵明诚《金石录》称“隧道尚存,惟塞其后”的墓室隧道,即在今祠下东偏,未作勘探,尚不得知。
    据称在郭氏石祠山下,在“七七”抗战以前曾被日人挖掘出一个具有汉代画像的小形石室,已被运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今将石祠的建筑布局与构造分述如下。
    1.平面布局  石祠南向,平面为横向长方形,室内东西宽3.805米、南北深2.08米,宽深约 5与 3之比。前面正中用比例雄大的八角石柱分隔为二,在八角石柱与山墙之间置三角石隔梁,使祠成为两间的形式。室内北半部横列东西向低的矮石台一座,长占通间之广,系当年作为供设牌位之类祭祀用途的。解放前,为后加神座所压盖,解放后神座始清理出来。观其形制与雕饰,应属原物。室内地面由于外周加铺墁砖之故,已较外面略低,当初是否有台基已无从看出。前檐东西两角有小八角柱各一,并有后代所加石板,支顶前部房檐。
    2.墙壁  石祠的墙壁均以石块砌成,厚20厘米左右,东西山墙为上端作三角形的大石,顶端直低前后坡屋顶交叉点上,以承托屋顶两头的重量。后墙为长方形石块,承受后半坡屋顶的重量。前面东西两檐角下,各有竖立石条一块,以支持前檐的重量。
    3.柱、梁  由于祠顶石板很厚重,并且东西宽度将及5米,当中若没有支点,石板跨度过大,将会造成屋顶石板断塌的危险,故在前檐加一排石柱。前檐一共有3根石柱,两端各一根,直径较小,中间一根最大,均为八角形。特别是中间的一根八角柱在力学上起的作用最大。中间的八角柱的上下两端均有大斗一个,上下斗高均为27厘米,八角柱高86厘米,斗与柱高约为3与1之比。下面的大斗斗口向下,有如柱础的作用,上面的大斗向上,因需承托巨大的三角石梁和挑檐石的缘故,比例非常巨大。上下大斗与八角柱系就一块整石刻出,因此非常坚固,近 2000年来石祠没有坍塌,与此之柱有关。大斗耳、平与欹的比例几为一比一,斗欹有显著的内颐,使石柱与祠的立面增加了柔和之感。两旁的小八角柱,是后代为了补充前檐的两端支顶力量而加添的。但其年代也甚久了,东边柱上有“维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九月十五日建”的刻字;西边柱上有“大宋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岁次丙戍,七月庚寅朔,初三日郭口(华)自修,重添此柱并屋外石墙。”
    石祠屋顶的重量计达4万多斤,主要落在东、西、北3 面石板墙和南面3根八角柱上。为了更好的解决屋顶荷载,于正中八角柱与后墙之间安置了一付三角石梁,净跨2.03米、三角顶的高为0.78米,后山并有小段出头,在前檐与三角石梁直角相交处,安设有石制挑檐枋一条,搁于八角柱和两相端竖立石条之上,以承托挑出的前檐。
    4.屋顶  石祠为两面坡的石板屋顶,但很真实的雕刻出脊背、瓦陇、沟头、连檐等等形状,可以说已是十分完整的汉代房屋屋顶了。屋顶单檐悬山卷棚式。在前后两坡相交的屋脊上,瓦陇作成卷背式,抗战以前日人关野贞曾作过调查,在其所发表的图中,屋顶上有一条正脊,现在屋顶上已无屋脊,瓦陇到顶作卷背式,屋顶瓦陇为筒、板瓦两用,板瓦仰铺,与今天一般筒、板瓦屋顶的做法一样。南坡西半部的屋顶,为后代补配,但仍仿照了原来的形式,惟椽头、瓦当等细部已较前粗糙许多。檐头的结构,是在挑檐枋之上出大连檐,刻出椽子头,椽子头上承托小连檐,小连檐之上刻出仰置板瓦和瓦当,尚无飞椽。椽头与瓦当数目一致,但上下并不对齐。板瓦尚没有滴水,值得注意是椽头均刻出卷杀,说明这种作法在汉代已经形成。在屋顶的两端,即悬出两山之上的部分,以 5行横向的短瓦陇做成“排山”的形式,檐角处的一陇45度的斜出形状。这种做法在明清建筑中常见到,而在以前的实物屋顶中也不多见。说明这种屋顶的形式由来已久,至少已有 2000年的历史了。
    5. 装饰雕刻  石祠除内壁满刻画像外,在八角柱大斗上、山墙上、瓦当上,以及内部石台上均有极为简朴的装饰雕刻。使朴质的石祠建筑增加了美观。纹饰计有:
    蕨纹  石祠瓦当为圆形,刻几何形蕨草纹,当中作十字形,在十字与外周圈成的四外角,刻内卷蕨纹4个。
    垂帐纹  在石祠正面八角石柱顶上、大斗上和山墙上均有垂帐纹。大斗、山墙上的垂帐纹,在二垂帐间有垂珞、垂带,而山墙头上与内部石台上的则无。此种垂帐纹与嵩山太室阙的垂帐纹相似。
    菱纹  在大斗与山墙垂帐纹之上,八角柱之上以及画像之旁,均刻连续的菱纹。这种菱纹即是在过细凿时刻出的,有的部分打磨光平,形成菱形图案并未费二遍工夫,只是在其外面刻一平线作为范围,这种雕刻装饰很简单而又具有几何形图案意味。在武梁祠、汉阙中亦有这种装饰。可见已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装饰手法。
 三、石祠的铭刻
    石祠的铭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原来画像的题字,有似标题。但此类在孝堂山并不很多,可考者,不过寥寥数字而已。另一类是后来游人参观者的题字或笔刻,这一类数量比较多,是研究石祠历史的重要文献,兹按题刻的位置,依次述后,其原画像上题字因与画像的内容有关,在谈到画像再作叙述。
    (一)西山墙外壁题刻  在石祠的西山墙外皮,整个墙面都是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的陇东王胡长仁感孝颂。全刻上下 1.24米,左右2.18米,额高0.4米。额曰“陇东王感孝颂”,篆书两行。颂文见附录。在颂文之后,复有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 年)杨杰题刻,字较颂文小的多,当时就空白之处随意镌刻的。文曰:“大唐开元廿三年秋七月,旬有五日,朝请大夫守济州别驾,上柱国杨杰,因公务之口口口口口口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爱亲,则郭公其人也,竭力以养,欢心而事,见分甘以口口口口口口口达天地,至德通鬼神,埋玉彰必死之期,得金表全生之应,实可谓人所不能,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重叙斯文,顾封树以长存,挹徽猷而不泯。杰闻‘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文其郭公口口口。”
    (二)北壁东半部题刻  在北壁东段下层画像的建筑物两侧柱上,有“太和廿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广陵王太妃至此,国祚永庆,子孙忠孝”。“太和廿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广陵王至此,月十一日来至不上”。太和廿三年(公元499)为北魏高祖年号,此外尚有分散题刻数处:“李休叔”、“北海郡下丕县令”、“定州中山郡孙龙花观”、 “定州中山安七老、王文龙、王鲤”、“泰山山阳高令春以”。但均五年号,时间不详。
    (三)北壁西半部题刻  石祠北壁西半部的后代题刻,也不少,在画像建筑物的柱子上,有“武定二年(公元544年)十一月十九日南青州刺史郑伯猷游一度记”,在画像建筑物屋角上有“乙巳年十一月十四日主夫叩首,以少子至此”。此外尚有“一心如日月”、“齐州刺史”、“河间汞县”、“薛圣”、“王双”、“河间汞县军”、“小山一方杆”、“延昌元年(公元511 年)四月廿七日”,延昌为北魏宣帝年号。
    (四)东壁题刻  此壁题刻有“王璩璋日行至”数字,有“孟世雍以永兴二年(公元410年)二月三日来观友人”一行,又有“侯泰明以永兴二年三月”一行,永兴为北魏明元帝年号;有“先天二年(公元 713年)十月廿五日”九字,先天为唐玄宗年号 (《金石索》误为睿宗);有“天保九年(公元558年)山茌县人四月廿七日,刘贵、刘章兄弟二人回行,过孝堂观,使愿乙信心”字二行,天保为北齐文宣帝年号。
    (五)西壁题刻  在西壁右侧有“泰山高令明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十月廿一日敬(故?)来观记之”的题刻,永康为汉桓帝年号,是仅晚于永建四年的题刻。此外尚有“山阳”二字,其下似有字,已不可读。
    (六)隔梁东半面题刻  左半部有“景明二年六月十二日广陵王”的题刻,景明二年(公元501)为北魏宣武帝年号。与前述北壁的广陵王太和廿三年只隔一年,当是再度过此而题的。
    (七)隔梁西半面题刻  有“平原湿阴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四月二十日来过此堂叩头谢神明”,永建为汉顺帝年号,是石祠中最早的一处题刻。此外尚有“山东济南府济南卫郭样”年代较晚,因济南府宋始置。《金石索》谓郭祥为金时人不知何据。此外在桥下尚有“安吉”二字,桥右有“安”字不知何时所刻。
    (八) 东南角画像石题题  在东南角上画龙的旁边,有“七年十月”数字,无年号。
    孝堂山的题刻,均甚细,有的细若毫毛,很难看出,以上仅是易于辨认的,可能尚有个别细小之字未发现。
  四、石祠的画像
    孝堂山石祠画像早已为历代金石家所记叙,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在其《金石录》一书中即描写道“其内镌人物车马,似是后汉时人所为”。其后如翁方纲《两汉金石志》、阮元《山左石志》、王昶《金石粹编》、冯云鹏、冯云鹩《金石索》等记叙更为细详了。近世中外学者亦有不少著作,为石祠画像研究提供了参考材料。今按室内画像分布的位置简记如下:
    1.北壁画像  在石祠北壁横刻一大幅画像,分东西两段,东段高1.03、宽1.80米,西段高1.04、宽 1.80米,画面构图分作上下两层。
    上层是一个王者出巡的巨大行列。自西而东共有车4乘,马30骑。最前以两骑为前导,其后是车2乘,各驾2马,车上各坐3人;车前为昂首阔步的骏马两行共12骑。上行骑者前3人身无他物,后1人背负弓箭筒,第五人吹排箫,第六人击花鼓,下行骑者前4人亦背负弓箭筒,第五人吹排箫,第六人吹笙。再后为荷戈卫士2人,马10骑。10骑之后有巨大的乐车,车分两层,下层4人,两相对坐,正在吹排箫等。上层正中置一大鼓,鼓角悬铃(?)两人正在挥舞鼓捶。车盖如伞,两侧下垂作龙首状。此种乐车形状与汉代记里鼓车(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原模型)极相似。在乐车之后隔两骑即是出巡的王车,此车以4马拉引,车身与车盖极为华丽,车内端坐一人,在车盖后侧有“大王车”3 字,按过去金石家们的考证,应属原来的题刻。车后又有4骑随侍,到此整个行列即告结束。
    下层北壁画像也是石祠画像的中心。以3个殿阁为画题,组成一个雄状的画面,用4层双线方框把3座殿阁围绕起来,显得更为突出。每层方框之间均有几何纹装饰,自外至里第一层为斜线纹,第二层为菱角纹,第三层为菱纹加古钱纹。3座殿阁皆为两层,其旁有阙门如亭阁式。殿阁下面两旁刻出柱子,柱上刻出图案形的斗拱,为五铺作出两跳,斗拱之上出单层房檐,刻垂直瓦陇。第一层檐上设平坐,两旁有栏杆。平坐上两旁复立柱子,亦有斗拱与下层相同,其上即为屋顶,刻出瓦陇、屋脊;屋脊平直,至两端下削内收如倒置梯形。整个殿阁比例扁平。阙门亦为两层,下层立高柱,上出五铺作斗拱,斗拱之上刻出房檐瓦陇;上层亦作五铺作斗拱。屋上安置银锭状攒尖顶。按我国古代宫殿、陵墓之前多置阙门,作为建筑的人口,并壮观瞻,此种画像石殿阁两侧所常刻的建筑,按其形式与位置,应是阙门。过去每多称之为亭阁,似应称之为阙门较为恰当。
    殿阁之中为王侯受礼场面。东殿下层正中悬1弩,一王侯正面而坐,后有侍从5人执笏而立,前有 1个伏地致礼,其后又有8人执笏欠身致礼。上层平坐中有9 人,8人两相对坐,1人手持1物跪送。中殿下层正中未悬弩,亦系一王侯正坐受礼之状,后侍从4人,前面致敬者7人,惟无伏地致礼者,与东西殿不同。上层平坐内对坐者8人。西殿内下层与东殿相同,中悬1弩,一王侯受礼,后随侍从8人,前面伏地致礼者1人,持笏致礼者4人。二层平坐之内坐7人,6人对面而坐,1人独坐。
    在殿阁、阙门之上,装饰着许多动物,非常有趣。东殿顶上正中立1上身长毛之人,(《山海经·第九海外东经》有“毛民之国在其北,其人身生毛”是否此种形像,不得而知)斜立欲飞,两手左右伸向凤凰之嘴,如戏食之状。东侧阙顶上立1鹳与1锦鸡,下层立1鹤,并有1鹰攫食1兔。西侧阙门上层顶上刻2猴爬行,下层刻2鸟分立两旁。正中殿阁顶上刻两凤凰相向而立,其旁复有小凤与锦鸡。中殿西侧阙顶上有1猴、1鸭,下层屋顶上立2鹤。西殿顶上2凤凰相向而行,中间复有鸭、鸽立其间。是西阙顶上立1鹳、1鸽,下层立1鹤,与东阙顶上者对称。
    2.东壁画像  画像高 1.46、宽1.99米,构图大致可分3区,东山墙上部三角部分为一区。间以飞雁一行作为界限;其下是两行进贡行列为一区,间以一行站立人物,再下一层庖厨、杂技等为一区。
    上层三角部分顶上刻的是蛇身人首,面北,手持曲尺形物的伏羲氏。伏羲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相传伏羲作造书契,教民佃渔牧畜。画像手中所持之物为矩,即木匠所用曲尺,表示定规矩准绳之意,与西壁女娲像对称。其北侧有一赤身作舞儿童,后有持树枝、耕具(似锄)人物。南侧有一女侧面正坐,旁有5人相向作祝礼状。其下刻1个两柱门楼,内1人持弓而坐,门楼下悬1弩,旁侍2人。前面1车,4人前拽,1人后推,车中坐1人,双手击鼓。顶上并有3个圆球状物系于圆环之上。其前1个吹奏不知名乐器,后更有2人头顶圆盆,盆中似为花草。1人荷棍急行。门楼内坐者之后2人持刀笏而立,其后复有2罪人带脚镣,又有2人持刀对立,中有2罪人带手铐。从这幅画像的内容来看,是我国古代神话故事。上部伏羲氏之旁为欢乐景象,儿童舞蹈,女子端坐及捧树枝,荷耕具者似表现丰衣足食的情况,5人拱手相向的似表示敦敦有礼。下部坐车击鼓者似为雷神,坐门楼之内者,其位置与西王母对称,但又不似东王公,具体故事尚待考证。
    中层为两行自北而南与自南而北相遇的行列。南侧上下两行各5人,前2人拱手相迎,4人持戈随后,其后复有4人持笏,似为迎接的状态。在上行前头1人之头上有一“相”字,当是原来所刻。因此可知为君王派出的臣相欢迎远道贵客或是得胜回朝者。南侧为一巨大的行进行列,前头2人持弓作致礼状,观其衣着装束似为报探者。其后4人乘马,2人持弓,再后上行为2人乘骆驼;下行为3人乘象,手中似各持一勾状物;再后上行3人、下行2人均荷戈而行;再后复有4骑,其后即为轺车二乘,内坐2人,1人挽缰。车后有2骑,最后为2荷戈者。行列最前数人之冠为高尖形,与西壁战争场面的北端一方一致。行列中有骆驼与象,似是当时外国来朝者,或征战得胜而回者。可能与西壁是相呼应的。
 此行列下为一排站立的人物,可分3组,南端一组1人负毕前行,后1人以箭射之,其间复有2幼童,其后8人倾身致礼,不知何意。北端一组为周公辅成王故事,幼龄成王正面而立,其上原刻有“成王”2字,其旁左侧为周公、右侧为召公,周公之后3人随立。召公之后7人随立,均持笏作致礼状。当中一组共5人,相向互为致礼状。这一行列人物从画面构图上看,显然构成一条与上层划分的界限。
    下层一区,其北侧下角已残毁小部,这一区画像可分3组,一组是庖厨的场面,一组是百戏的场面,一组是巡猎的场面。庖厨一组正当周公辅成王之下,图中有1个吊着的横木架子,架子之上挂着两条鱼,1个拔了毛的鸡鸭之类,1块肉,下面有两个灶,锅内正在蒸煮食物,灶前1人正在用1根棍弄火,1人在劈柴,左上1人用绳牵引1只大兽欲待宰杀,其前又有1人持刀宰杀1牛,牛已四脚朝天,死在地上,下方有一井,旁2人正在打水,井旁有1只大盆,想是盛水之用的;打水的方式是利用杠杆,在杆的一头系着1块巨石。井旁尚有1人高举木棒欲打1狗,其上还有鸭、鸡之类4只。
    在庖厨场面之侧为一组热闹的百戏场面,正中竖1大鼓,鼓上竖伞盖,两旁2人作舞姿击鼓,北侧 8 人正在奏乐。鼓前呈现出各种百戏,有缘竿之戏,其下1人手持竖立木竿,竿上置一横竿,2人倒挂于横竿之上;横竿上倒竖1人,其脚上复有1人反腰倒竖,姿势极为优美。缘竿之前有1弄丸者,7丸抛于空中。弄丸之下有1人持短棍,棍上1圆圈,圈上有2丸,另一手持小棍,似在推顶圈上小丸,不知是何技艺。南侧即是观看者,上部1人正坐,旁有四人相向陪坐;其下复有6人对坐。
    巡猎一组在西壁最下缘,这一组是自北至南一长排车马人物行列与南端1车3人迎面相遇的场面;北面行列前6人作致礼状,其后2骑并行,其下有1人乘1似驴的动物肩扛长袋,再后2人随行,其后为1轺车,乘者已下车,并已引弓待发,其后又有2人跟随,行列两旁有兔、鹿、虎、豕、鱼类等动物。南端相迎的空车,车后1人执毕,亦似下车准备捕获禽兽者。
    3.西壁画像  在石祠西面山墙内壁,画像高 1.43米,宽2.02米。全画是以横向分格的,从构图上看,可分为3区。最上一区是山墙的三角尖顶部分,下面用向北飞行的一排雁作为间隔。在雁行之下为两行出行的行列,另为一区,其下用一排站立人物作间隔。最下面一区是一个巨大的征战狩猎场面。
    上层一区画面又分作3层,上层刻两人相向而跪,旁为蛇身人首、持规状物的女娲氏,其前男女2人相向而跪。武梁祠、沂南汉墓等均有伏羲、女娲的画像,但作两尾相交之状,而郭氏祠则将其分刻东西两壁,是否早期是分开的,也未得而知。北侧有1裸身童子跳跃于云气之间,南侧有1人逐两犬奔向中心。中层正中刻贯胸人2,4人以木棍穿 2人之胸,抬着行走,据《山海经·第六海外南经》云:“贯胸国在其(三毛国)东,其为人胸有窍”。北侧有2人与其相背而行,其南侧迎面有1妇人携1儿童后又随2人,似为迎接之意。下层正中1庄严正坐妇人,似为“西王母”,两侧有祝寿似的行列,在北侧尚有两个人身兔首的人,后有3只白兔,1只正在捣药。按《淮南子·览冥训》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桓娥以奔月”,可能即因西王母有药,月中又有玉兔的关系而联系上的。北侧有2人持戟而立,其后有狗、豕及牛头老虎身动物。
    中层一区刻2行出行列,前面4人持戈前导,其后跟随骑从各9人,两行共18骑,再后为车2乘,车内各有2人对坐,最后以 2骑殿后。马均作昂首阔步的姿势,看去好似是王公贵族出行的行列。在行列之下,即为一行整齐排列的人物,从构图上看似有与下层划分界限的意味。但其人物又各具姿态,可分作3组。正中一组是两个王公贵族相遇致侯的场面,南侧的1个衣着较为华丽,后随4人,北侧的只随2人。北端一组为5个高冠正立的人物,旁有致候者11人,南侧8人、北侧3人。南端一组为2人相对,其后各随1人,当中有1大碗状器,器中有勺柄露出,1人手持小碗,似在尝试之状。下一层一区,南端立1个双层楼阁,四周空阔,有如帐幕。楼阁下层正中1个宽袍阔袖的王公席地而坐,后随侍从2人,其前4人作呈禀战报状,2人已进帐,2人尚在外面。帐前空地上1人跪坐,背题“胡王”2字,《金石粹编·谓类曹全碑》,与后幅“成王”、“相”、“大王车”确是初画像时所刻,胡王前有 3人并排跪着,手被绑在身后,似为俘虏,有人称作胡王献俘的场面,有些相近。帐前有1个架子,上竖斧钺,架上挂悬2个人头,旁1人持刀而立。北端与南端帐幕相对处亦有1席坐的首领,其前亦有1人作跪禀姿势,其后有3人持弓侍立,2人席地对坐,两人正在用鼓槌敲击地上的鼓,似为擂鼓助战之状。南北两端之间是1个人马奔驰,刀枪相碰的战场。战场上人滚马翻,众弩齐发,有的人被砍去了头颅。从马背上掉下来而马仍在奔驰;有的举戈相刺,挥戟来迎;表现出了一个浴血酣战的场面。这好像是汉代与外族作战的情形,南端有楼阁帐幕的似是汉军,北端从万山中杀出的好像胡军,胡军衣冠面貌与汉军不同,为高冠,凹目出鼻。这场战争,好像是汉军得了胜。
在战场的下方紧密相联的是一个热烈紧凑的狩猎场面,采取合围的方式,南面前头是1辆牛拉敞车,车上坐2人,1人拉满了弓正待射出,1人荷戈正坐,在车座的后面悬挂着1只猎获的野兽。车后跟随着4人,1人持鹰、3人荷毕,(毕是一种古代的捕获工具,椭园的网子,用以捕鸟兔的)并且飞奔着3只猎犬。北端4人荷毕迎面围来,中间有许多怆惶失措、四下奔跑的野兽,有长角鹿、狐狸、梅花鹿、豕、老虎、野鸡等等。正中1人持戈猛刺1巨兽,巨兽前肢已抬起向后倒仰。
    4. 三角石梁东壁画像  正中以升鼎故事为题材,两岸用石块叠涩挑出成平桥状,当中开口如井,桥下有船4只,每船2人,1个划浆。船旁有鱼及飞鸟。正中1船1 人正用竿支鼎,鼎已升到井口,但鼎耳已断,岩上拉拽者共8人,北岸4人因鼎耳已断,拉绳松驰。平桥上两岸有5人正在祈祷。据《金石志》引《南越书》云: “熙安县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则见,刺史刘道锡使人系其耳牵之,耳脱而鼎仍沉,执靷者莫不疾耳,盖尉陀之鼎也。”此画与武氏石室画泗水鼎不同,按照打涝的情况,应是尉陀鼎。
    在河岸南侧有飞鸟5只,1人正坐,1人用弩打鸟,一只已打下。岸北侧有连理树,上旁飞2鸟,1人正引弓射之。其旁有,狗身双面人头兽、兽身两端人头兽、三颈人头兽。此种树林、鸟兽在武氏祠画像与沂南汉墓画像和其他汉代画像中均有,但较之孝堂已更为复杂了。按《山海经·第一南山经》云:“有乌焉,其状如鸡,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尚鸟)(付鸟)”西山经云:“有鸟焉,其状如枭,人面而一足,名曰橐”。又“有鸟焉,一首而三身,其状如(樂+鸟),其名曰鸱”。又“凡西次二经之首……其十神皆人面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又“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北山经》第三“有兽焉,其状如犬而人面”,“有鸟焉其状如雌雉而人面”。与这里画像极为近似。至于那棵树,《山海经·第九海外东经》上有“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其注四:“庄周云:‘昔者十日并出,草木焦枯’,《淮南子》云:“尧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鸟尽死’。”因以鸟代表太阳,故将其形化为鸟,居树上,羿射之,此故事在武梁祠等画像亦有。其下有骑行列自南而北,前2人吹箫,后3人骑马,再后3敞车各乘2人,再后复有2骑,最后1人亦似吹箫。北端1人持笏躬身作迎候状。是否即为刺史刘道锡取鼎行列,不得而知。
    5. 三角石梁西壁画像  为一幅桥上坠车的故事。在画的上边,两旁各有飞雁6只,一字北飞;正中刻1垂虹,如弯弓状,两端刻作龙首。垂虹之内有 1人正坐,四周绕以云气似是仙人。垂虹和飞雁之下,即是桥上发生的故事。桥用极细的曲线画出,为平拱形,正中水平,旁为斜面。桥上刻出栏杆,桥的平拱两端立2柱,上有 2鸟相对而立。桥的南端,1队人马正在前行,第一人手持短戈,第二、三人坐于马上,后3人骑马持戈、矛,似在准备战斗之状,最后1人步行荷戈。桥北端有4 马迎来,前面1马鞍空,马前1人手持1物与桥中坠车的惊马相遇。桥的正中有一翻仰马车,车上乘者已坠于桥下,车后1人举手曲腿,似惊恐之状。桥下4舟,每舟2人,1人划浆,1人持器;其中3人用1长器如矛顶住2坠桥人,另1舟中人持剑与盾,舟旁有游鱼9条。据《金石萃编》、《石索》以及其他著作均称为坠车故事,桥下舟为救援落水者,桥上北端1空鞍马为驾车之马。但按画上的情景看来,不似援救之状。盖若救援则不需有人持剑盾之类。桥南端1空鞍马亦不似车上之马,车前1人亦不似挽疆者,而似以矛戳者。舟中人所持顶住坠桥人之物似矛而不似竿。按武梁祠及沂南汉墓等处汉代画像石,每画水陆攻战于桥上,但皆战斗激烈,战场情景更为突出。按此画上的情景看,却有几分类似两端围擒一逃走之车于桥下,不知出自什么故事,亦仅为推测而已。有待进一步考证。
    6. 三角石梁梁底画像  为日月星辰图像,一端刻一日,一端刻一月。日中刻飞鸟,因相传日中有三足鸟,逐称日为金鸟。月中刻一蛙与一兔亦因传说月中有玉兔及桓娥窃药奔月成为蟾蜍,二者均为我国古代代表日、月的称呼。在日之旁刻1女坐于织机上,当是织女,头上刻三星相联,当即织女星座,《晋书·天文志》“织女三星在天纪东端,天女也”。三星中最大者当系织女星。其旁复有九星。日、月之两外端刻南斗与北斗,北斗七星于月之外侧,形如勺。南斗六星于日之外侧,其旁只有一星;南斗之下刻三曲浮云,其下有一大雁南飞。按我国古代陵墓中刻山川河岳、天文星象者不少,传秦始皇墓即于石椁、上画天文星宿,至后代如南京南唐二陵墓顶亦画天文星宿,武梁祠有刻北斗七星之画像。孝堂山石祠三角石之下皮,系祠之正中顶上,亦系象征天空之意。
    7.东南角竖立石块画像  在石祠的东南角、支顶檐角的石块上,有行龙及似猿的画像。《石索》及日人大村西岩《支那美术史雕塑篇》等作,均称之为“续得石”。此石正中为一行龙,前臂有翅,尾长拽,身下有云。其下有一人身兽爪的动物。最下刻一人侧立,手持一彗形物。石的东边刻双线两行,夹以古钱菱纹图案,西边则为菱纹。这石的画像与祠内风格相似,不知原来是何部位。
结束语

    综观以上的内容,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在建筑史、金石学、绘画史以及研究汉代历史、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意义,约有如下数端:
    一、孝堂山石祠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座地面房屋建筑。我国建筑的历史十分悠久,从许多历史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在汉代以前即有了很高的成就,但实物已经不存,只能从文献和考古发掘出土的明器、壁画、画像石等去研究,但是这些终究还是间接资料。汉代建筑保存于地面者,仅石阙、石柱、和石祠,而石阙、石柱还不是房屋,仅是实心雕刻,内部没有空间。因此房屋建筑,惟有石祠一种。汉代石祠据文献记载虽然不少,但是均已倒塌,现在所发现保存完整的,就只有这一处。
    孝堂山石祠的建筑,已经有了墙壁、柱子、梁、枋、斗、屋顶等各种组成部分。两山屋顶作排山结构,檐椽已有卷杀等,这些特点,说明了后来许多建筑结构手法与形式在汉代已经形成。这座石祠确是研究我国建筑史的重要实物例证。
    二、孝堂山石祠画像本身的题刻和后来的题记,内容丰富,说明了石祠建造的历史在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以前,年代较早。在文献与书法上均有较高的价值。
    三、孝堂山石祠的画像更是非常丰富精美,有着很大的价值:
    1.孝堂山石祠画像在绘画史上的意义。我国绘画艺术到了汉代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我们从文献得知当时在建筑物的内部,绘着大幅壁画的很多,其内容有山川、人物、天地星辰、草木禽兽等等形状。如《文选》卷二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即有:“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写载其状,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相类,曲得其形,上纪天地遂古之物,五龙比翼,人皇九顶,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的记载。但此等巨大杰作,皆随着建筑物的倾颓崩塌或火灾而付之一炬。因此汉代以前的绘画保存下来的。除考古发掘所得画像石、壁画以及绘彩文物之外,保存于地面者,即在墓阙和墓前石祠等石块之上,其中尤以石祠画像最为丰富,刻画各种自然与社会现象,人物、禽兽、草木、山川、天地之形状,描绘极为生动。研究我国绘画史者,汉代石祠画像具有重要意义。孝堂山石祠画像即是非常重要的一处。
    汉代墓前石祠画像有金乡朱鲔祠(公元1世纪),济宁两城山刘安石祠(?)(公元113年),嘉祥武氏祠(公元145~167年)等。汶上县天凤三年(公元16年)路公食堂(即响堂)、济宁永建五年(公元 130年)永建食堂、鱼台建康元年(公元144年)文叔阳食堂,亦系墓前建筑(与石祠同一类建筑),但所有这些石祠食堂均已倒塌,原来的位置已经动乱,有的已经残缺不齐,仅武氏祠尚可能予以复原。而孝堂山石祠则非常完整,画像位置仍是原状,极为可贵。汉代画像的刻画方法,大概可分为4种,一种是在光滑平面的石板上用阴刻,刻画出物体的形象;一种是用“减地法”,把物体的轮廓凸出,再在物体上刻阴线;一种是就粗糙石面上凿出低的平面;孝堂山画像中系以光滑平面以阴刻为主,并兼用部分凹入的平面,使画面增加变化。这种刻画法是在汉代画像中独树一格的。
    2.孝堂山石祠画像是研究汉代历史、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在石室画像中表现了许多汉代的历史情况,如像东壁上战争的场面是与胡人作战的场面,说明了汉代民族战争的史事,西壁有胡人骑骆驼,骑象来朝,汉朝派出丞相亲迎的场面,说明民族和好的事实,都可为历史记载的佐证。其他如画像人物的服装,是研究汉代服饰的重要参考实物,如胡人的高冠也是研究少数民族古代服饰的参考。
    以上对于孝堂山郭氏墓石祠的记叙,只是参观时所记和查考了有关的金石文献记录作为粗略的介绍,并未作深入的研究,特别是画像内容因其不似武梁祠等汉画像大多有标题文字可资参考,因此错误之处,尚希读者指正。
    附录:
    《陇东王感孝颂》碑文:
    “惟夫德行之本,仁义之基,感洞幽明,扰训禽兽,请音带冰而挺洁,华采映雪而流辉,根矩定于一九,丘吾绝于三失,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尚书左仆射,尚书令摄选新除特进,使持节齐州刺史,陇东王胡长仁,雌黄雅俗,雄飞戚里,入膺北斗,执柄端衡,出牧东秦,惚条连率,未脱崔林之屣,访询耆旧,郭巨之墓,马鬣交阡,孝子之堂,鸟翅衔阜。君口爱奇好古,历览俳徊,妃息在傍,宾僚侍侧。壁疑秦镜,炳焕存形;柱讥荆珉,寂寥遗字。所以敛眉长叹,念昔追远,遂若羊公登岘,还同处墨饮泉,慨贤圣之多弊,嗟至德而无纪。兰溪傥不见松,毂城何以知石。于时开府中兵参军梁恭之,盛工篆隶;骑兵参军申嗣邕,微学擒藻,并应命旨,俱营颂笔。以大齐武平元年正月廿二日,权舆(周彡)莹,表建庭宇,栋刻苍文,檐栽翠柏,庶令千叶之下,弥振金声,九原之中,恒浮王树。其词曰:
    天经地义,启圣通神,重华曾闵,莱子乐春,时多美迹,世有芳尘,前汉逸事,河内真人,分财双季,独养一亲,客舍凶弭,儿埋福臻,穹隆感异,旁薄贻珍,悬车遽落,夜台拂晨,千龄俄古,葛祀犹新,朱骖紫盖,抚俗调民,高山达节,景慕萦嚬,式凭不朽,永播衣布。”
    颂文之末复有“居士慧朗,侍从至能草隶,世人称朗公书者是也。开府行参军王思尚侍从,能文有节操”字二行,字体较小,且与颂文无关,当系后人附刻。

《济南文史》罗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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