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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金岳霖——曾炳钧师从金岳霖小考(一)

(2019-10-23 09:04:49)
标签:

金岳霖

曾炳钧

休谟

清华大学

我曾撰写过一篇小文《悦读金岳霖》(2019-09-14),视角自然是母校中国政法大学。小文重点讲述了金岳霖与端公的交往,也提及金先生就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学位的论文《T. H. 格林的政治学说》中译者中一位正是法大先贤、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出身的杜汝楫先生以及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出身的曾公(炳钧)的交往。本文尝试考证曾炳钧师从金岳霖的史实。再读金岳霖——曾炳钧师从金岳霖小考(一)

端公题词,翻拍自《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

(一)

先来读读金岳霖自己的回忆:

我在北京或北平也参加了《哲学评论》的工作。我当然写了些形式逻辑或哲学的文章。形式逻辑的文章可能多些。但是,哲学文章也有。主要是关于休谟的文章。“休谟”这两个字不是我英文念错了,而是故意的。有些英国人称休谟为特级怀疑家。“休谟”两字的用意是他把所有的谟都怀疑掉了。英国的哲学家通常是把霍布斯、洛克和休漠联起一起谈的,因为他们都涉及到社约论。这就把培根排除出去了。这三人中洛克的知识论或理性论是最有体系的。但是,他的影响不限于哲学,主要是政治。休谟的影响反而最大。康德曾说过休谟使他(康德)从教条主义的酣睡中惊醒过来。

 那时候,我对于休谟是有兴趣的,我还开了休漠的课,主要是读书。有一个学生,后来曾在政法学院的曾秉钧先生。我们经常是以推敲的方式读书,这对我的益处也是很大的……    

(见《我参加了<哲学评论>的工作写了些形式逻辑或哲学的文章》,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  

再读金岳霖——曾炳钧师从金岳霖小考(一)

文中明确提及开了休谟的课,学生有在政法学院的曾秉钧,似可推断二人的师生关系无误。

但问题一,文中的“曾秉钧”与“政法学院”的“曾炳钧”有一字之差;问题二,即使此处的曾秉钧就是曾炳钧,二人都是清华大学出身,但其时金岳霖供职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曾炳钧就读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单凭金的回忆的“孤证”不宜草率结论。

(二)

说起金岳霖先生,其学术以哲学名世,与好友梁思成、钱端升等同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虽都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组”,但位列“哲学”学科,同学科有吴敬恒、冯友兰和汤用彤。梁思成位列同组“美术史”学科。钱端升位列同组“政治”学科,同学科尚有周鲠生、萧公权。“法律”学科有王世杰、王宠惠;“经济”学科有马寅初;“社会”学科有陈达、陶孟和等。

如果考察教育背景的话,金先生是政治学专业。金先生自述:

……我到美国去,开头学的商业。这玩意引不起兴趣,转而学政治    

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我着重选了两门课,一门是比亚德的美国宪法,一门是邓玲(按:现多译为邓宁)的政治学说史。前者不是简单地讲宪法的,而是讲宪法的经济理解。这门课不为学校的权势所容,教授也只得辞职。我对政治学说史发生了最大的兴趣。后来我的博土论文就是在邓玲老先生指导之下写的。这位先生的头光得可以照人,嘴唇上两片白胡子往上翘,出门时戴一顶园顶硬壳礼帽(久矣乎不存在了)。冬天里在讲台上,在办公室里都戴一顶中国式的瓜皮帽子。……张奚若和我都在他的班上。老朋友张奚若可以说是不写文章的,可是在那时候,他却写了《主权论沿革》一文,刊在上海印的《政治评论》上……

毕业后,转入学习政治思想。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英国一位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思想。(那时我反对写中国题目,因为导师无法指导。)在1918到1920这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没有离开过抽象思想。这一习惯形成之后,我虽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我的思想大都不能在活的具体的事上停留多少时候。这仍然是基本事实。

1918或1919年哥伦比亚大学也起了变化。Charb Beard和Jame Robinson不满学校的陈旧办法,在市中心设立了一所研究社会的新学校。这个学校请了三位英国人来讲学。第一位是最年青的,已经在哈佛大学讲学的拉斯基。他可能比张奚若还小一岁。可是,张奚若非常之佩服他。第二位是从英国请来瓦拉斯(Yraham Wallas),费边运动中心人物之一。我觉得这个人非常之可亲。看来这些英国学者和美国学者不一样。他们的希腊文似乎是家常便饭。瓦拉斯每年暑假要读一遍伯拉图的《共和国》。最后来讲学的是拉斯基的老师巴克(Earnect Barker)。这为我们“三个人。以后到英国去,打下了基础。    

这里说的“三个人”,除张奚若和我之外,加了一个徐志摩……

(见《我到美国,开头学商业,因为引不起兴趣,转而学政治》一文,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下同)。再读金岳霖——曾炳钧师从金岳霖小考(一)

1917年至192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左起:金岳霖、张奚若、徐志摩。文字和照片均借自《清风华影》。

金先生对美国政治学也有评论:

政治学,我在美国读书的时代就叫做政治科学。其实它离科学甚远。可是,它收集了大量的关于政府的材料,因此也大量地集中了这方面的知识。那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最好的一本关于美国政府和政治的书是James Boyo写的,而他是英国人;关于英国政府和政治的最好的书是Lowell写的,而他是美国人。

该文标题为《社会科学方面有三门学科是资产阶级学者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的》,三门学科分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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