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隶书《王尚恭墓志》（整体与局部）。开封博物馆藏。

    《王尚恭墓志》于1936年在洛阳北陈庄出土，刻于宋元丰七年（1084）十月。志石呈正方形，长、宽均为77、厚15厘米。志文为隶书，分上下两列，每列41行，满行20字。《王尚恭墓志》全称为《宋故朝议大夫致仕王公墓志铭》，其志文由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撰文，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书丹，李稹镌刻。《王尚恭墓志》是一方宋代名志，具有较高的史料和书法艺术价值。

    王尚恭，《宋史》无传。《王尚恭墓志》志文在《范纯仁文集》中有记载。另外，在《宋史翼》和《宋元学案补遗》两本书中，有关王尚恭的事迹皆来源于志文。可见，《王尚恭墓志》是了解、研究王尚恭最翔实、最珍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可补史料记载之缺。

    墓志中对王尚恭祖籍的记载与史料的记载完全相符。墓志云：“公之先盖京兆万年人，后家于果州，至皇考尚书公始家河南”。王尚恭之父王汲，墓志中称“尚书公”。王汲《宋史》亦无传。据君洙《尹河南集》所载王汲墓碣铭所云：“汲字师黯，祖籍京兆万年，曾家果州，后迁河南”。志、史可相互印证。

    墓志记载：“元丰七年八月九日，朝议大夫致仕王公，以疾终于西都嘉善里之第，享年七十有八……十月九日奉公之丧归葬于河南府河清县上店里……”。“公讳尚恭、字安之……少力学与弟尚偕游庠序，喜亲贤士大夫……景元年兄弟同登进士科”。后尚恭被任命为庆成军判官，历知芮城、阳武、猴氏诸县，官至朝议大夫。尚恭“天性悌，襟抱开廓，居官有风力，遇事必务当理，不为苟且，善与人交……”

    王尚恭在任职期间，为了表达自己改除弊政、富国强兵的政治主张，曾通过范仲淹向朝廷上书：“宜选将帅而委以不疑，责大功赦小过，以激其忠义。节寺观土木之费，损大臣郊祀亡赏，以宽国用。精择守令而简防禁，任官先才行而后常流，委长吏，彻冗员，以省事。减巡检，增弓手，以禁盗……”。这些切实可靠的建议得到了范仲淹的赞赏。在防御西夏对宋的进攻时，尚恭多次出谋献策，在歼敌制胜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王尚恭在任武阳知县时，包拯为府尹，包拯“爱公才明”。一次，经尚恭处理的诉讼案再诉与包拯时，包拯说道：“既经王宰决矣，何用复诉耶？”可见王尚恭处理案事的能力和才干是十分出色的，他秉公执法，不循私情也是值得人们信任的。

    墓志后一部分记载：“……公已老矣……与乡里高人贤士以文酒相娱，故韩国富公，今潞国之公，留守丞相韩公、北都留守王公皆爱遇之。潞公集旧德之高年者为耆英会，图其像而赋诗者凡十二人，公居第四。命公书其诗于石，笔力精健，过于壮年。平生有诗千首，文士多爱重之……”。此段记载说明，王尚恭回乡后被列入贤人高士之列，为洛阳“耆英会”的成员。“耆英会”即文彦博留守西都洛阳时，集年老的士大夫集会作乐，当时称作“洛阳耆英会”。在《梦溪笔谈·卷九》中均记载有耆英会的来历、耆英会成员及成员排列顺序。耆英会的成员共13人，排列顺序以年龄的大小为主要依据，最长者77，王尚恭时年76年，位居第四。这一点志、史记载相符。而不同的是志文记载耆英会成员为12人，为何史书与志文记载相差一人呢？据汪介仁《中州杂俎》云：“司马光虽参与耆英会，年六十四，不及七十，按白居易九老故事，作为列席。”另志文为司马光书丹，可能有谦让之意，故未列入。所以志文记载为“十二人”。

    以上志文记述了王尚恭为人豁达、襟怀坦白，足智多谋，为官清廉。年迈回乡后身居耆英会第四要位，卒后又有朝廷重臣为其撰文立碑，可见王尚恭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文彦博等人的政治观点和爱好趣味相同。王尚恭虽史书对其没有记载，但从志文中不难看出王尚恭在当时并非默默无闻之人，而是一位声名显赫、极有影响的著名人物。

    《王尚恭墓志》是一方集名人撰文、名家书丹、名师镌刻的集大成之名志。尤其是司马光书丹的志文，更为书法家所青睐。司马光虽以史学著称，而不以书法影响后世，但在当时他的书法也得到人们尤其是士大夫们的一致认可。今存司马光作品实物不多，共有墨迹、刻帖和刻石三种10余件，有楷书和隶书等。从文献记载来看，司马光的隶书在当时颇有时誉，黄庭坚的《论书》中说：“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书极端劲，似其为人……”。据载宋高宗语称：“司马光隶书字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仿佛。朕有光隶书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明末清初朱彝尊引《宋鉴》中有宋高宗珍藏司马光隶书《中庸》、《家人》五卷的记载。

    司马光为何对隶书擅长而又情有独钟呢？这是由于他对书画和金石考古之学极感兴趣，同时亦受汉唐一脉传承的以隶书铭石为古雅庄重，不以楷书为意的书法正统思想的影响。司马光传世的墨迹和刻帖均为楷书，今天能看到的司马光隶书只有浙江杭州南屏山兴教寺摩崖《家人》卦、广西融水老君洞摩崖《家人》卦、山西夏县《禹王庙题名》、开封博物馆珍藏的《王尚恭墓志》。其中，《王尚恭墓志》字字清晰，保存完整，能代表司马光隶书的最高水平。

    《王尚恭墓志》为司马光晚年所书的一方墓志。志石布局分上下两列，这种形式可能在书写此志文时为手卷形式，故摹勒在方形志石上只好分为上下两列。这样反而使志石布局疏朗明快，形式新颖别致。就司马光书法而论，此墓志书法取法不高，似是承袭曹魏《王基残碑》等“铭书石”而来，故其淳古不及汉隶、流美不及唐隶，但其用笔方折斩截，笔力力透毫端，笔画沉涩刚劲，结体多取纵势。字体虽小，而意气雄厚。转折之处，锋棱宛然，刚柔相济。线条以直弧相参，于朴拙之中带有十分秀美之态。其隶法之外兼带楷意，无一般唐隶多见的肥满之弊，有不怒而威的风致。在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之风盛行之际，可谓难得之佳作。通观整篇志文，朴茂高古，气势雄浑，透露出很强烈的金石气息。

    司马光虽不以书法名扬天下，但他能根据个人胸臆，博采众家之长，融汉隶的凝重、晋人的蕴藉、唐楷的刚健于一炉，形成鲜明的个人面貌和风格，在宋人书法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唐冬冬）

    司马光（1019-1086），初字公实，更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司马池之子。汉族，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籍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力荐德才兼备太常寺卿黄中庸为侍中兼枢密副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司马光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院），在藏书阁担任皇帝的顾问，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出生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七岁时，司马光“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中进士甲科，在华州（今河南郑县）担任地方官。初任奉礼郎、大理评事一类小官，后经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至和元年（1054），随庞籍到了并州（今山西）为官，改并州通判。嘉祐二年（1057）庞籍因事获罪，司马光引咎离开并州。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同知谏院。嘉祐六年（1061）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司马光立志编撰《通志》，作为统治者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撰成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上进宋英宗，英宗命设局续修，并供给费用，增补人员。宋神宗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力荐德才兼备太常寺卿黄中庸为侍中兼枢密副使，熙宁三年（1070），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御史台，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元丰七年（1084）成书。书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　　
    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执政一年半，即与世长辞，“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家家挂象，饭食必祝”。死后，宋哲宗将他葬於高陵。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　　
    对司马光的为人，朱熹评论：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乎！博学无所不通。（《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他判西京御史台，力荐德才兼备太常寺卿黄中庸为侍中兼枢密副使。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高中课文《训俭示康》。

                                                                                      延伸阅读
司马光轶事   

    司马光画像

    司马光一生坚持诚信。其父司马池曾官居吏部郎中，以清直仁厚闻名于世。司马光幼年剥胡桃皮，皮不去，婢女用热水烫后去皮，问是谁剥的，司马光说是自己剥的，其父斥之：“小子怎敢说谎？”司马光脸红而惭，把此事记于纸上，从此不说谎言。清人陈宏谋曰：“司马光一生以诚为本。”    
    司马光少好学，七岁读《吕氏春秋》，圣人之道，朝闻夕思，数十年如一日。19岁中进士，后任地方官，得庞籍推荐入京为官。由于司马光处事稳重，勤于职守，出任御史中丞。宋神宗上台推行王安石新法，司马光反对，他在《与王介甫书》中批评王安石“急功好利”。他认为青苗法给地方官员带来更大腐败空间，官吏借改革之名，提高贷款利息，加重农民负担。其实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是谒诫为国，但由于双方观点不一，不少大臣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但司马光选择了退让与远避。他离开京城，一心扑在主编《资治通鉴》。宋神宗驾崩，王安石免职，66岁的司马光重新召回开封，出任宰相，当时不少人主张全盘否定王安石，说王安石奸诈，但司马光说：“介甫无它，唯执拗耳。”王安石去世，司马光又善待王安石安葬事宜，可见其君子坦荡之风。    
    司马光一生清廉，做官后不喜华美衣饰。皇帝有次接见，在酒席上人人戴花取乐，唯司马光正襟危坐，拒不戴花。其家中老仆，一直称司马光“君实秀才”。一次苏轼来访，闻之笑曰：“你家主人已是宰相，大家称其‘君实相公’”。老仆大惊，改称呼，司马光跌足大叹：“我家老仆，被子瞻（苏轼）教坏了。”北宋时生活富裕，士大夫纳妾蓄妓之风甚盛，晏殊、欧阳修、韩琦、苏东坡都不能幸免，唯司马光与王安石、岳飞三人，是不纳妾的名人。尤其司马光夫人张氏多年没有生育，张氏便背了司马光买了一个美女，悄悄安置在卧室内，司马光见之不加理睬，进了书房。那美女跟进书房搔首弄姿，媚笑奉迎，司马光板起面孔把她赶走。张氏还不死心，又安排美貌丫环服侍，司马光依旧不为所动。因张氏不育，司马光收养族人之子司马康为养子。那年元宵，张氏欲去观灯，司马光惊异：“家里有灯，何必出外观看？”张氏笑曰：“不止是看灯，也去看看游人。”司马光笑曰：“看人？难道我是鬼么？”    
    最令人感动的是，司马光身居高位，却一生清贫如洗。嘉佑年间，皇帝曾赐金钱百余万与珍宝丝绸给司马光，司马光坚辞不要。其夫人张氏去世，司马光竟无钱下葬，只好把家中仅有三顷薄田典当出去，才置棺办丧。司马光晚年体弱多病，其友刘贤良拟用50万钱买一婢女供使唤，司马光又婉言拒之：“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    
    司马光一生最大功绩，是完成了巨著《资治通鉴》，这部书有294卷300万字，把1362年的史实按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载，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都叙述清楚明了，如李渊被迫让位，玄武门之变，均秉笔直书。为主编此书，司马光自述“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因此，司马光与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并称中国史坛“二司马”。                                        

   不得谩语
　　司马光一生诚信，应该也是受父亲的诚实教育的影响，大概在五六岁时，有一次，他要给胡桃去皮，他不会做，姊姊想帮他，也去不掉，姊姊就先行离开了，後来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顺利将胡核去皮，等姐姐回来，便问：“谁帮你做的？”他欺骗姊姊是自己做的，父亲便训斥他：“小子怎敢说谎。”司马光从此不敢说谎，年长之後，还把这件事，写到纸上，策励自己，一直到死，没有说过谎言。邵雍的儿子邵伯温还看过这张纸。清人陈宏谋说：“司马光一生以至诚为主，以不欺为本。”後人对司马光盖棺论定之语，也是一个“诚”字。
    破瓮救友
　　有一次，司马光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缸厂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
    诚信卖马
　　司马光要卖一匹马，这匹马毛色纯正漂亮，高大有力，性情温顺，只可惜夏季有肺病。司马光对管家说：“这匹马夏季有肺病，这一定要告诉给买主听。”管家笑了笑说：“哪有人像你这样的呀？我们卖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说出来.！”司马光可不认同管家这种看法，对他说：“一匹马多少钱事小，对人不讲真话，坏了做人的名声事大。我们做人必须得要诚信，要是我们失去了诚信，损失将更大。”管家听后惭愧极了。
    低调淡泊
　　司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华，他在《训俭示康》中曾提到小时后长辈会给他穿华美的衣服，他总是害羞脸红而把它脱下。宝元年间中举时，曾得到仁宗皇帝的接见。酒席宴会上，每人都在头上插满鲜花，肆无忌惮地嬉戏取乐，唯独司马光正襟危坐，也不戴花。同事提醒说：“戴花乃皇上之令也！”司马光才不太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　　

    司马光有一个老仆，一直称呼他为“君实秀才”。一次，苏轼来到司马光府邸，听到仆人的称呼，不禁好笑，戏谑曰：“你家主人不是秀才，已经是宰相亦，大家都称为‘君实相公’！”老仆大吃一惊，以后见了司马光，都毕恭毕敬地尊称“君实相公”，并高兴地说：“幸得大苏学士教导我……”司马光跌足长叹：“我家这个老仆，活活被子瞻教坏了。”
    坚不纳妾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纳妾蓄妓的风尚。司马光是和王安石、岳飞一样，极为罕见的不纳妾、不储妓之人。婚后三十年余，妻子张夫人没有生育，司马光并未放在心上，也没想过纳妾生子。张夫人却急得半死，一次，她背着司马光买了一个美女，悄悄安置在卧室，自己再借故外出。司马光见了，不加理睬，到书房看书去了。美女也跟着到了书房，一番搔首弄姿后，又取出一本书，随手翻了翻，娇滴滴地问：“请问先生，中丞是什么书呀？”司马光离她一丈，板起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书，是官职，不是书！”美女很是无趣，大失所望地走了。　　
    还有一次，司马光到丈人家赏花。张夫人和丈母娘合计，又偷偷地安排了一个美貌丫鬟。司马光不客气了，生气地对丫鬟说：“走开！夫人不在，你来见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宾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说俨然就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白头偕老的翻版。唯独一人笑道：“可惜司马光不会弹琴，只会鳖厮踢！”张夫人终身未育，司马光就收养了族人之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司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为命。洛阳的灯会享誉天下，逢元宵节，张夫人想出去看灯，司马光说：“家里也点灯，何必出去看？”张夫人说：“不止是看灯，也随便看看游人。”司马光一笑，说：“看人？怪了，难道我是鬼吗！” 　　
    司马光自己不纳妾，不留恋声色，对同事私通歌妓也很反感。他在出任定武从事时，同僚但凡私幸营妓，都得搞“地下工作”，偷偷摸摸地进行。一次，他听说有同僚在寺庙私会歌妓，就前去“捉奸”。同僚吓得六神无主，叮嘱歌妓越墙逃走。歌妓胆小，不肯跳墙，就匆匆忙忙地钻进和尚的床里。同僚见了司马光，终是害怕，只好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实情。司马光摇头叹气，做了一首诗来调侃同僚：“年去年来来去忙，蹔偷闲卧老僧床。惊回一觉游仙梦，又逐流莺过短墙。”
    典地葬妻
　　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居所极简陋，於是另辟一地下室，读书其间。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司马光任官近40 年，而且官高权重，竟然典地葬妻。重读历史，让人深思。俗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封建社会，大多数人苦读寒窗，跻身仕途，无不是为了显耀门庭，荣华富贵，泽被后世，荫及子孙。在这些人面前，司马光的清廉更显可贵。嘉祜八年三月，宋仁宗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珍宝丝绸无数，但司马光不为所动。司马光年老体弱时，其友刘贤良拟用50 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婉言拒之，他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
    政治主张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标准的守旧派人士，他跟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认为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问题，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实和用人不当等情况，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

    拒绝化缘
    化缘的人叫刘蒙，司马光的回信叫《答刘贤良（蒙）书》。信中说“光得侍足下才周岁，得见不过四五”，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才不过一年，见面也少，只见过四五次面。基本还算个半生人。刘蒙的理由却似乎足够充分：“亲之无以养、兄之无以葬、弟妹嫂侄之无以恤”口气也大：“以鬻一下婢之资五十万畀之，足以周事。”意思是说，拿你买个粗使丫头的五十万钱给我，足够。当时司马光的月薪不过几万钱。
    显然属于无理要求。无理要求理应被拒绝。
    司马光说：“何足下见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骇且疑乎？”意思是说刘蒙你对我的期望值太高了，而且这么不了解我，为此我很吃惊，也不得不表示怀疑。为什么这样说呢？

    用人之道
    司马光是一个对人才观很有研究的人，他的许多关于人才问题的论述都记载于《资治通鉴》里。
    其中最著名的观点是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也就是说：德与才相比较，德是第一位的，是处于统帅地位的。
    所以选拔人才要德才并重，不可“蔽于才而遗于德”，而且应该把德放在首位。这一切，对当下的人才使用无疑也具有借鉴作用。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代宗大历十四年》，司马光在用人问题上有这样一段论述：“臣闻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其人未必贤也，以亲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贤矣，以亲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也。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遗亦多矣。古之为相者则不然，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众曰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己不置毫发之私于其间。”
    这段看似平朴，没有什么新鲜见解的话，却包含着不论亲疏远近，出于公心，唯贤是举的思想，成为历代正确的用人准则。但道理人所共知，要真正实行起来却很难。而那些在用人上唯亲、唯诺、唯顺、唯拍、唯吹的为官者却代不乏人。
    司马光把人分为“圣人”、“君子”、“小人”、“愚人”四类。他认为无才无德的“愚人”，胜于有才无德的“小人”，因为“小人”智高能作恶，为害更大，自古以来的“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的人。按照这种分类法，识人之道似乎不难，但克服用人唯私、唯利、唯奴则难能可贵。

    茗战东坡
    司马光儿时就受过光山茶的滋润，苏轼在光山净居寺自采自焙自饮，乐而忘归。两位从光山走出的大名人，曾有过一场茗战，并由此引发一段茶墨之辩的文坛佳话。
　　司马光好茗饮，一日，邀好友斗茶品茗，大家带上各自收藏的上好茶叶、茶具、水赴约。先看茶样，再嗅茶香，后评茶味。苏东坡和司马光所带的茶成色均好，因苏东坡自携隔年雪水泡茶，水质好，茶味纯，遂占了上风。苏东坡心里高兴，不免有些乐滋滋的。当时茶汤尚白，司马光内心不服，遂出题难之曰：“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君何以同爱二物?”苏东坡不慌不忙地高睨而答：“二物之质诚然矣，然亦有同者。”司马光问其故，苏东坡从容对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以为然否?”众皆信服。
　　此事载于宋张舜民《画墁录》：“司马温公云：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乾而恶湿，袭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玩，则同也。”又载于宋曾慥《高斋漫录》：“司马温公与苏子瞻论茶墨俱香云：‘茶与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苏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笑以为然。”
　　茗战又称“斗茶”，是古代评茶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文人墨客喜爱的精神盛宴与文化活动。司马光与苏轼间的茗战，苏胜而司马负。然茗战曲终又起舌战。
　　茶墨之辩可谓经典，名儒大家风范跃然纸上。司马光从茶和墨表象上的“白”与“黑”、“重”与“轻”、“新”与“陈”绝然相对发问，可谓问得精彩，有难度；苏东坡从茶和墨本质上的“德”、“操”俱同应对，可谓答得十分妙到，有深度。诚然，茶与墨不同之处众多，但只要各自达到了上乘极品程度，自会生发令人陶醉、让人仰慕的魅力，茶与墨可归一处。奇茶妙墨俱为上乘极品，兼而爱之，茶益人思，墨兴茶风，相得而益彰。
　　茶墨之辩虽为名人逸事，但却是名人“最精致的心灵的证明”。苏东坡一生足迹遍及天下，虽屡遭贬谪，却随遇而安，得以“尝尽溪茶与山茗”，更兼得茶中三昧，终悟茶道至境。古人云：“深心追往。”我们惟有“深心”，始能“追往”。茶墨之辩中司马光、苏东坡一问一答中充溢着人生哲理，也意蕴着智慧的启迪与升华。       

    “秘书”风波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20岁的司马光在京城开封考中了进士，做了一名公务员。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刚当上皇帝的宋神宗看到司马光的学问和写作能力很好，打算让司马光做他的秘书。在许多人看来，能给皇帝当秘书，那是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
    司马光接到宋神宗签署的任职命令后，却拒绝就任皇帝的秘书，因为司马光不喜欢写那些陈词滥调的文件和工作总结。宋神宗有点生气，问司马光：“你为什么不愿意给我这个一把手当秘书？”司马光说：“老大，我不擅长写工作总结之类的应用文，您还是另请高明吧。”宋神宗强忍心中的火气，对司马光说：“你是知识分子，应该知道，有的人学问好，但不善于写文章，有的人擅长写文章，学问却不怎么样。你司马光写文章和学问都很好，为什么不愿意做我的秘书呢？”司马光坦然回答：“老大，给您做秘书，要起草文件、写工作总结，要用固定格式的应用文，我写不好应用文。”宋神宗说：“你用别的文体写也可以呀！”司马光说：“老大，咱大宋朝还没有用应用文之外的文体写文件和工作总结的先例呵！”宋神宗说：“我就给你开这个先例，行吗？”司马光低头沉默片刻，依然不答应。
    宋神宗望着司马光的背影，自言自语道：“我非要你做我的秘书不可！”然后，派警卫员拿着任命的文件去追司马光，对司马光说：“我来传圣旨给你，你不管同意不同意，都应该回皇宫里当面向老大说明。”司马光只得返回皇宫。宋神宗示意警卫员硬是把秘书的任命文件塞到司马光的手里，说：“你已经把任命文件拿到手里，说明你已同意做我的秘书了，作为男子汉，既然同意了就不许反悔，你明天上午就来上班吧！”
    司马光就这样“被秘书”了。                                               （综合）

    司马光《宁州帖》（整体与局部），纵32.7厘米，横57.6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此帖为司马光去世前一年元丰八年(1085)冬十一月，写给侄儿司马富的手札，叮嘱其辞官归里，侍养尊亲。帖上钤有元滕用衡、苏大年，明沈周、项元汴，清江德量、伍元蕙、罗天池、潘延龄等鉴藏印记。
    此帖为司马光六十七岁时所作，其书法结体方正，用笔的起落明晰利落，古雅淳厚,并寓隶书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