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传师《柳州罗池庙碑》

    《柳州罗池庙碑》为沈传师53岁时所书，碑文由大文学家韩愈撰写，纪念颂扬柳宗元被贬任柳州刺史所做的政绩。碑立于罗池庙内，碑石早已不存，至于何年遭毁，现无从查考，今所见拓本乃据清何绍基旧藏宋拓孤本一册影印。浏览此碑书法，气息清劲圆润、骨法神健，结字虽较为瘦削，然挺健秀朗，肉藏于筋，略无枯瘠之垢病。乍一看，近似柳（公权）书，但细察与柳书有着根本的区别，那就是柳书中宫过于内敛，紧缩得让人心中发慌，沈书却无此特征，虽然中宫也稍作内敛，但总体来说，还是属于较宽松的。另一个与柳书不同点即在结构上，沈氏书法结体多呈左低右高势，且略向右欹侧，当然，此碑书法也确实存在与柳氏书法相同的地方，其中竖弯钩、点、撇、捺、悬针竖等用笔和一些字的结体如“言“字旁，“诏”、“柳”、“师”、“不”等与柳书如出一辙，究竟是谁影响了谁？请看王铎跋此拓本的一句话“沈书寡觌，本虞永兴，柳诚悬、欧率更，合为一家”。如果王铎的话可信，显然沈师承了柳，然据《旧唐书》柳公权本传推测，柳（公权）小于沈传师九岁，同时，本传有一段话也耐人寻味，“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说不定这“近代笔法”里就包括沈传师在内。如捡柳书《李晟碑》与《罗池庙碑》对照，用笔与结字即颇为仿佛。看来王铎的沈“本”柳公权是要打折扣的。黄鲁直在论唐代书法时，曾说“唐初字学劲健得晋宋风，开元后变为肥厚，元和后柳、沈之徒复尚清劲”。可见柳、沈都是力“矫肥厚之病”以尚“清劲”为美的书家，若用今天的话来说，在当时柳、沈都是极富有创新精神的书家。这样看来，柳、沈书风的相近也就不足为怪了。

《柳州罗池庙碑》原文：

　　罗池庙者，故刺史柳侯庙也。 　　
    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三年，民各自矜奋，曰：“兹土虽远京师，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则我非人。”于是老少相教语，莫违侯令。凡有所为，于其乡闾，及于其家，皆曰：“吾侯闻之，得无不可于意否？”莫不忖度而后从事。凡令之期，民劝趋之，无或后先，必以其时。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先时，民贫以男女相质，久不得赎，尽没为隶。我侯之至，按国之故，以佣除本，悉夺归之。大修孔子庙，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尝与其部将魏忠、谢宁、欧阳翼饮酒驿亭，谓曰：“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后堂，欧阳翼等见而拜之。其夕，梦翼而告曰：“馆我于罗池。”其月景辰，庙成。大祭，过客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庙门即死。明年春，魏忠、欧阳翼使谢宁来京师，请书其事于石。余谓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之，以食其土，可谓灵也已。作迎享送神诗遗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东人，讳宗元，字子厚。贤而有文章，尝位于朝，光显矣，已而摈不用。其辞曰：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侯之船兮两旗，度中流兮风泊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暮来归，春与猨吟兮秋鹤与飞。北方之人兮为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下无苦湿兮高无乾秔充羡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

    沈传师(769-827)，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唐书法家。字子言。唐德宗贞元（785～805）末举进士，历太子校书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湖南观察使。宝历元年（825）入拜尚书右丞、吏部侍郎。工正、行、草，皆有楷法。朱长文《续书断》把它和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等并列为妙品。
    宋欧阳修《六一题跋》云：“传师书非一体，放逸可爱。”宋代米芾对他人的书法很少许可，但对沈传师极为推崇。说沈的书法“如龙游天表，虎踞溪旁，精神自若，骨法清虚。”人称中唐以后沈书最佳，米芾自称学大书以沈传师为主。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善楷、隶、行、草，以书自名”。
    沈传师传世书迹有《罗池庙碑》、《游道林岳麓寺诗》、《柳州石井铭》等。《罗池庙碑》，唐长庆元年（821）正月立。韩愈撰、沈传师书、陈曾篆额。旧在广西柳州，久佚。仅清何绍基藏宋拓孤本传世。日本博文堂有珂罗版影印本。此碑书法秀润妍美，清劲有神，字型虽瘦，然筋而藏肉，略无枯瘠之态，极为可爱。唐代后期是书法的萧条时期，但以沈传师为代表的“矫肥”派，显然多少也给沉闷的书坛带来一些活力，也给柳公权创“柳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