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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该为史树青的“尴尬”负责

(2014-08-18 15:57:20)
标签:

文化

旅游

史树青

和氏璧

越王剑

分类: 感悟收藏

说起史树青,从事收藏的人不知道的恐怕不多。然而,就是这位被称作“国宝”的文物鉴赏家,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欲将自己“关门”藏品——越王剑——献给国家博物馆,竟然遭拒,使其尴尬无比,抱撼而逝。关于这件事,吴树先生在大作《谁在收藏中国》中一书有精彩的描述,现摘录于此,以飧读者。

《韩非子·和氏篇》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名叫卞和的人,在楚山得到一块含有珍贵玉质的石头,便拿它去献给楚厉王。厉王命令玉匠鉴别,玉匠一看就说:“这是一块石头。”厉王大怒,以为卞和有意欺骗他,就下令砍去了卞和的左脚。等到厉王死去,武王登位,卞和又把那块石头献给武王。武王又让玉匠鉴别,玉匠又说:“这是一块石头。”武王也以为卞和故意欺骗自己,又下令砍去他的右脚。后来,武王死去,文王登位。于是,卞和便抱着那块石头,在楚山脚下一连痛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尽,血都哭了出来。文王听到这件事后,派人前去查询,问他说:“天下被砍去脚的人很多,为什么独有你哭得如此悲伤呢?”卞和回答说:“我并非为失去双脚悲伤,而是痛心有人把宝玉看成石头,把坚贞之士当作骗子,这才是我悲伤的原因啊!”文王听到汇报,便叫玉匠整治那块璞玉,果然得到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随即将其命名为“和氏之璧”。

这便是脍炙人口的“和氏璧”故事的上半部分。这个故事发生在科技落后的古代,其情其理并不难理解,但是若要有人告诉你,这种事仍频频发生在人类开始行走月球的今天,你会相信吗?

20064月初的一天上午,地处北京北三环的大钟寺文物市场像往常一样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一位柱着拐杖的白发老汉在一名年轻男子的陪同下,步履缓慢地浏览着一排排五花八门的地摊。老汉走到一个卖青铜器的摊位前止住了脚步,用拐杖指了指地摊上的一把青铜剑。摊主小心翼翼地拿起地上那把制作精美的青铜剑,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老汉。看来这位老者是这里的常客,商贩们对他的动作都能准确理解。

一般的买主看东西都喜欢问七问八,想通过询问套一套卖主的口风,从中进一步判断物品的真伪与价格高低。可这老汉从来不多问,接过青铜剑拿在手里掂一掂,再仔细打量了几分钟——剑长约50多厘米,呈暗褐色,剑身刻满暗花纹,可见少许绿锈,其上8个错金铭文“越王勾践自作用剑”清晰可辨。文字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鸟篆体,一般人很难辨识,当年第一把越王剑出土时,为驰名中外的大学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之职的郭沫若先生破译。

老汉虽然内心激动,但语气仍然平静地问道:“你这把剑从哪里来的?”摊主操着一口河南腔回答:“乡下收来的。”老汉问了一句价格,便胸有成竹地以1800元买下了这把青铜剑。

回到家中,老汉对这把剑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剑格一面镶有青金石,另一面镶着绿松石,剑柄上还刻着12个同心圆。他拿出几张报纸叠成数层,然后亮出剑锋轻轻一划,一叠纸齐刷刷地被切开,露出整齐的切口。老汉得意地对家人说:“没错,越王剑!比当年湖北出土的那一把还好!”他让儿子马上返回大钟寺,以每把1500元的价格将那个摊位上另外3把青铜剑悉数买回来。

越王剑,战国时期之遗物。据《吴越春秋》和《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曾特请当时铸剑名师欧冶子铸造了5把青铜宝剑,分别命名为胜邪、纯钧、湛卢、鱼肠、巨阙。1965年,曾于湖北荆州(古江陵)望山一号的战国楚墓首次出土了一把。据当时的考古报告称: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剑柄以丝绳缠绕,剑格之两面花纹均嵌蓝色硫璃,剑身满布菱形暗纹,剑刃薄而锋利,做工精细,造型华美,上面刻有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作用鐱(剑)”8字,在当时曾震惊全世界。为当年这把越王勾践剑鉴定的有郭沫若等12位国内知名专家,时年42岁的史树青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两天后,北京的一家报纸首发了一条在当时文物界算得上是“爆炸性”的新闻:中国文物鉴定界泰斗级人物史树青在北京大钟寺地摊上买到了一把“越王剑”。消息一经传出,全国大大小小几百家媒体一哄而上,纷纷进行后续性采访与报道。几天时间内,全国人民都知道北京有个名叫史树青的老头,仅花了1800元钱,买回了一把价值连城的“国宝”——越王剑。

笔者闻讯后电话采访了史树青老人,老人告诉笔者:“这把越王剑的文字使用了错金工艺,1965年在湖北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那把越王剑的文字没有错金,从这个角度讲这把越王剑的价值比前一把更大!” 史老还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古代铸剑时,在剑身上开槽刻字后,再用黄金或白银做成的细丝镶嵌在所刻字的凹槽里,这种工艺方法就叫错金。”

时年84岁的史树青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身兼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和南开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等职务,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文物鉴定界的顶尖级大师之一。有媒体甚至这样描述史老先生:“史树青与启功、徐邦达、杨仁恺被称为我国四大权威鉴定专家。一件文物到了他的手中,过目即知真伪。他是鉴定国宝的‘国宝’!”

史树青先生在地摊上淘到越王剑后,并不想把它据为己有。三天后,他在家中举行了一次小型鉴赏会,并当众宣布要将此剑捐献给国家博物馆。随后,老人因病住进了医院。

让人没想到的是,史老出院后,国家博物馆将他捐献的“越王剑”退还给了他,在没有提供任何书面鉴定结论的情况下,告诉他:这东西靠不住!

“文物鉴定界泰斗史树青捐献国宝被退回”的消息一经媒体公布,举国上下又是一片哗然,向灯向火的都有。原湖北省博物馆馆长、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副理事长陈中行看了这把剑的照片后表示:“这把剑是伪劣之作。”他认为,剑的整体色泽是用现代颜料做的,不是出土文物的色彩;剑身上的错金铭文非常拙劣,与战国时期严谨、美观的鸟篆书法不符;剑柄很粗糙,同心圆与剑身上的菱形暗纹铸造水平也很低。陈中行说,近几年在浙江和湖北都有仿制越王勾践剑的卖家,这把剑明显是假的,估计市场上现在至少有500把以上。包括现任湖北省博物馆馆长王红星博士在内,湖北省的大多数文物专家都支持陈中行的意见,认为史树青买回的越王剑是个赝品。

对此,史老始终相信自己的眼光。他说,他一生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一些低价从民间购得的文物,开始并不为专家们看好,甚至遭到否定,但后来经过时间的考验,证明都是真的。比如他在15岁时花两毛钱买下的丘逢甲画作真迹,还有大学刚毕业时花三五块钱买下的成吉思汗画像,都捐献给了国家,被国家博物馆作为一级文物收藏。对于陈中行等人没看到自己这把剑的实物,仅根据一张照片就判断此剑是赝品的做法,史老很生气。他认为,每一位文物工作者都应该抱着对国家、对民族负责任的态度,爱惜宝贵的文物资源,对每一件可能有价值的东西,不要一上眼就给予否定或肯定,要做深入研究,其结论要科学、要经得起历史检验。他还反复向大家介绍了这把剑的铸造、嵌宝、错金工艺,并将它与当年自己参加鉴定的湖北出土的那把越王勾践剑以及浙江和湖北荆州仿制的越王勾践剑反复进行比较,认为不可能是赝品。对这件事,史老的夫人夏女士更有一肚子委屈,她对记者说:“史老想把这把剑无偿捐献给国家,没有牟利的想法,所以犯不着去造假……”史夫人还向笔者补充了史老之前向国家捐献文物的二三事:“早在1950年,史树青和王世襄一到参加爱国游行时,看到一个卖凉粉的老妇人手里有个盘子,接过来一看,不仅是明朝初年的东西,而且是官窑,就说要买下来。人家要5块钱,他俩谁都拿不出这么多钱,就一人凑了两块五,买下来放到一个熟人家里继续游行,结束后带回去捐给了故宫。这是顺利的,还有好多次都是人家先不认没有收,后来又认了收了,最后都成了国家一级文物。成吉思汗的腰牌就是一例,开始送过去的时候,历史博物馆不认,不要。后来历史博物馆又认了,现在已收藏在国家博物馆(原历史博物馆)内!”

不管怎么说,史树青老人的“关门”藏品——越王剑,至今仍然只能收藏在史老的家里。史树青老人一生豁达大度,但对这件事十分伤感,还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排解自己的郁闷: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自冷摊欲献宝,卞和到老是忠心。——从大钟寺冷摊以廉价购得越王勾践错金剑,世所罕有,或有人以为是仿品,诗以答之。诗中,这位泰斗级的中国文物专家,以韩非子笔下那位为献宝玉而屡遭厄运的卞和自比,读了未免让人平添几分伤感。无论此“越王剑”是否是彼“越王剑”,此“卞和”是否是彼“卞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谁也没曾想到,史老的这首小诗竟然成为一代文物宗师的绝笔。

2007117日凌晨,史老因心脏病突发,永久地闭上了他那双被人称作“国宝”的慧眼,与世长辞。社会上有人传言、编排史老是因捐献越王剑不成,气闷成疾。对此,笔者断然不敢相信,因为众所周知,史老是中国文物界少有的几位高学历、高阅历、高建树的专家之一。他一生鉴宝无数,自己却从无私藏,买下的文物几乎全都捐献给了国家。尽管临终前最后一次捐献未果,相信一生豁达大度的老人不会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可即便如此,读了史老的绝笔诗作,笔者还是不免心中酸楚:倘若那把剑确实是真品,是不是对国家、对史老个人都不太公平?倘若那把剑是赝品,为什么又不能拿出一些更为科学、更能避免人性和人能误区的证据,从而明示世人呢?笔者注意到:老人去世后,曾有几位文博界同行对之“盖棺定论”,所言只是止于史老“在文献、目录学上的造诣”,而对他众所周知的在鉴定学上的建树却只字不提,记者对此颇有几分不平,亦存几分担忧:己犹不明,何以鉴人?人犹不明,何以鉴物?一位文物界泰斗的捐献之路尚且这么艰难,平常人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编后语:被人称为权威中的“权威”、被誉为“国宝”级鉴定专家的史树青老先生,捐献藏宝不成,其眼光反受质疑,这对史树青本人、对他的拥虿者,无疑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吴树先生在其书中一再强调,老人的过早离世与此事无关,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此事对史树青老人的打击是垂直的、重量级的,尤其是,当史树青老人已步入暮年时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史树青老人的抱憾而逝,收捐单位是有责任的,至少它没有在史树青老人生前给其一个明确而令人信服的答复。进而言之,整个文物鉴赏界都有责任。文物鉴赏界对史老先生和他的粉丝而言,至今尚欠一个公平。

一方说真,一方说假,是真是假,一时半会儿又说不清讲不明。这就是眼下的古玩界,这就是收藏江湖。这件事再次印证了一个真理,在收藏界绝对的权威是根本不存在的,有的只是相对正确的结论。即如某一方面的专家,由于学识、经验和眼力的局限,在另一方面也有其短板。要知道,全能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所谓专家是根本不存在的。有的专家,在《百家讲坛》上大言不惭地说“看瓷器,上有乾隆爷下有我;我对所有文物都感兴趣,收藏界的事情没有我不清楚的,没有我不明白的。”可见是极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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