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监狱的第一天，拉吉普·扎卡就要面对一个巨大的选择：他是走向公交车站，还是走向路边的电话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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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被监禁三年，每个号房关押着五名犯人，每天只有10分钟的放风时间。在科索沃战争爆发之前，拉吉普·扎卡，作为一个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成员，参与了对前前南斯拉夫政权的抗议行为。然后锒铛入狱。

每两周他才能短暂地见到未婚妻艾丽一次。1987年入狱，1990年，在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不屑努力下，他终于获得了自由。而当时的科索沃地区，已经深陷纷乱，屠杀和灭族的威胁，扑面而来。

面对选择，拉吉普有些犹豫。他可以登上大巴，回到家乡普里什蒂纳，回到熟悉的生活中；他也去电话亭，可以打一个国际长途，道别过去的一切，走向完全未知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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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选择了后者，以政治避难者身份进入瑞士。现在看来，这当然是明智的决定，只是当时，拉吉普放弃了在普里什蒂纳的家人亲朋，相对熟悉的生活环境，“我母亲的心都碎了”。

这个儿子离开了故国家乡。故国家乡随即在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屠杀中崩塌。在瑞士，拉吉普找到了一份园丁工作，平宁安静，但是对故国的牵挂、对母亲的眷恋，每分每秒都萦绕在他脑海中。

艾丽后来辗转来到瑞士，和未婚夫团聚。他们终于成婚，在巴塞尔定居，生养两个儿子。拉吉普对让他重生的瑞士充满感激，但他和儿子们身体里，流淌的，仍然是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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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后，在法国的朗斯，拉吉普的两个儿子，在欧洲杯同时登场。只是这一对年龄只相差一岁半的兄弟，却会是球场上的对手：哥哥陶兰特·扎卡代表阿尔巴尼亚，弟弟格拉尼特·扎卡，代表瑞士。

对拉吉普而言，这会是无比纠结的一场比赛：大儿子承载着家族血裔，小儿子代表着战乱离散后的新生。

小扎卡在欧洲杯之前，已经从德甲门兴格拉德巴赫转会阿森纳，早就是被广为看好的中场人才。老大足球生涯起步得要晚一些，也入选过瑞士国青队，后来阿尔巴尼亚为了提高国家队战力，四处寻找流散的阿尔巴尼亚人，于是陶兰特成为了阿尔巴尼亚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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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欧洲杯历史上，第一对兄弟各自代表不同国家队的场景。

格拉尼特说，和哥哥在欧洲杯上交锋，可能是让全家莫衷一是的命运尴尬安排。反倒是老爹会出来开导两兄弟：“如果他俩各自的球队没能在预选赛出线，那我们会更失望。现在一个代表阿尔巴尼亚、一个代表瑞士，也是我们家庭背景的真实呈现。”

瑞士队中，有五人能代表阿尔巴尼亚上场；阿尔巴尼亚队中，有八人可以入选瑞士队。欧洲杯历史上，还没有比这样一对对决，在国籍族裔上更加交错复杂的。瑞士是一个非移民国家，但是当科索沃深陷种族屠杀血泊，瑞士打开了大门，接受了一些为生命而挣扎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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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过去，科索沃还在为独立的政治地位而努力。欧足联承认了科索沃，但国际足联仍未接受，因为塞尔维亚和西班牙不接受科索沃。所以许多科索沃球员，或者科索沃后裔球员，会选择阿尔巴尼亚，一个在文化、种族和宗教上有认同感的国家，作为自己国际竞赛的队伍。

而选择了瑞士的球员，像小扎卡，更像沙奇里，从没忘记自己的科索沃后裔身份。沙奇里的球鞋，经常是科索沃旗帜的蓝黄色，2013年随拜仁登顶欧冠，沙奇里秀出的是科索沃旗帜。瑞士国脚贝赫拉米、莫赫梅迪和泽马伊利，都用刺青、服饰等方式，表白着自己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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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球场上，他们为代表瑞士而骄傲，球场外，他们从未忘却自己的族裔之根。

忠诚还是传承，矛盾而统一，对立又和谐。

在国与族的血色纷争中，在黑暗和野蛮的屠杀阴影里，足球带给了这个世界难得的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