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的几篇博文，被人归结为“稳定压倒一切”，批评得很厉害，我倒是挺有共鸣。也是我的诉求，以前年轻气盛，顾忌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乱不得。记得很早前老莫（莫之许）也说过，稳定绝对是整个社会的最大共识（区别只在于如何维稳）。当然，离开中国也是一个选择（这也是2011年的一个热门话题），但对我来说，从农村到城市落脚，就挺不容易的。辛辛苦苦爬到了个山坡上，结果别人告诉我这儿危险，还得再往上爬——我累了，爬不动了，死活赖这里了。有能力离开不离开，那叫“与中国共存亡”，像我这种没能力的，那叫“同一条船上的蚱蜢”。

另外韩寒有句话被批评得特别厉害，就是“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比如李承鹏就说韩寒算数不好，除去三亿多，还剩下十亿。但要说依附体制，何止党员及其家属？我到现在还是农村户口，但老实说，同样在依附体制。甚至可以说，这些年我日子有所改善，一方面是个人努力，但另一条轨迹，其实也是从体制获益越来越多。

我以前在央视，虽然是黑工，但至少是给体制内单位打工；后来去TOM，难道就跟体制没关系吗？要知道TOM以前大部分收入来自中移动等垄断国企。再后来去凤凰网，也差不多。现在在杂志社，这也不是可以随意注册登记的，而是特批。那天南都王星兄说：“韩寒比我们有勇气。他写了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几天下来，无数新闻人在微博上讨论，但没有一家媒体报道。”我说：“其实很简单，再怎么说新闻民工，我们仍然在依附体制。体制之强大，绝不仅仅是八千万党员及其家属，而是中国中产阶级（精英），几乎都在直接间接地依附体制。这一点，N年前《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一开篇就已经说过了。”

我说自己也依附体制，这不是为体制的合理性辩护，而是说我们说话的时候，不要总是做出一副很超脱的样子。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在分析国家前途的时候，不妨先回到自身，问问自己愿意付出多大代价？自己都不愿意付出，又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别人”去付出呢？大家都是人。

韩寒谈概念当然不如学者，但他这几篇博文，至少是在谈现实，这是难得可贵的。中国应该更加自由民主，这不用说，但光谈应该如何，意思不大。我们谈政治，总要谈力量对比，韩寒从这个点切入，算不上高明，但总比空谈概念有实际意义。我那天半开玩笑说：“韩寒那两篇博文，最让不爽的，是没有威胁政府：再不民主，就要革命啦！”想想看，空口威胁有什么用呢？正如韩寒所说：“文化界兜里加起来的总和就五百，而他们认为统治者兜里也就三千，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放大的统治者的焦虑。人家完全没考虑你的问题。”

我觉得韩寒“谈革命”“说民主”，大致说来，就是：革命没好结果，民主没驱动力。这话当然不动听，自然要挨骂。但是，我们千万千万不要低估统治者的智慧，尤其是生存智慧。

正如老莫所说，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都不靠谱。现在的中国，就是一个困局。

今天早上看到《杜导正日记》，杜有天剃胡须，想到政局艰难谲诡，胡诌四句绝唱：“人将八十生死丢，哪管开除不开除，况我儿女都长大，活得更该超轻松！”我现在才三十多，孩子才三岁半，怎能毫无忌惮？顺便说一下，这一两年，认识的朋友同事，很多也是刚刚有了孩子（比如宋石男、十年砍柴，刘原孩子还不到一岁，王星的孩子还没满三个月吧？王佩是刚刚做了爸爸，伯牛兄孩子预产期是明年年初）。做了父亲，会不一样的（韩寒这三篇博文所以这么写，应该也是跟他刚刚做了父亲有关），也许别人不会如我一般怯懦，但也一定会更审慎更负责。

但是，做了父亲，也意味着对社会的责任更大，我们总得为孩子的将来着想。我记得柴玲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不能现在不吭声，等自由民主了，站出来说不要少了我这一份。我另外一位朋友钟颍川（孩子和我的孩子一般大），几年前说过一句话：等我们到了四五十岁，如果社会还是这么不堪，不要抱怨，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造成的。

怎么办呢？

我觉得韩寒提供的路子是对的。

一方面，做好自己。好制度与好人，其实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没有好制度难做好人，但好制度不也得靠好人来建设吗？好制度、坏制度、好人、坏人，可以有四种组合，怎么选？如果我们都去梦想完美制度，实际上制度会成为我们冷漠的借口，我们则彻底沦为制度的陪葬品。韩寒说：“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的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

另一方面，要去改变社会。由此想到这一年来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比如吉四六兄他们去独立参选，邓飞兄他们搞的免费午餐和安全校车，外地家长一直在持续搞的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活动，罗永浩他们对西门子冰箱的维权，还有看望陈光诚，乌坎村的抗议，更值得尊重的则有四川陈卫等要求民主的人。这一年，挺多这样的事情，这难道不是希望吗？韩寒也说了：“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 即便中国不太可能有天鹅绒革命，但哈维尔的“生活在真实中”仍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指导语。

未来不确定，但大体说来，我对年轻人有信心。老一辈的人经历了几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年轻一代虽然也被《1984》和《美丽新世界》夹击，但总比前人要从容一些。好的东西，需要一个相对安稳的、很长的时期慢慢积淀。

不安于现状，不急于求成，慢慢来吧。既然没有别的办法，也就只能这样了。

大致说这么多，以应付吉四六兄的文债（我主动提出帮他竞选做宣传片，结果也没做，惭愧得很），说些自己想说的话。

Ps：刚刚写完这篇文章，接到我的结拜兄弟黄阿狗的短信：“小家伙12：11分出生，男孩，6斤，母子平安。哭声响亮，小眼睛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