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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10年,拍摄"慰安妇"真实现状 | 这是我们不敢忘记的历史

(2017-08-17 17: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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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微信公众号 米拍 (mepaime)授权转载


日军侵华期间,她们遭受到非人的折磨;现如今,她们瑟缩在穷乡僻壤中苟延残喘。“他们(日本政府)什么时候赔罪?我能等到那一天吗?”没有答案。

8月14日,我国首部获得龙标(电影公映许可证)的记录中国“慰安妇”生活现状的纪录电影《二十二》上映了。

“二十二”是指2014年影片开拍时中国内地幸存的“慰安妇”人数。而电影上映时,幸存者仅剩8人。


这是我们不敢忘记的历史。

日本侵华战争的8年间,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慰安妇”。当光阴划过,时间抚平伤口,这些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的老人们,现在还好吗,她们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里,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从2002年起,摄影师陈庆港历时10多年在全国范围内对二战期间被迫成为“慰安妇”的幸存者进行采访和拍摄,这是一次历时长、跨地域广、涉及人物多、难度极大的拍摄,该作品获多项国际、国内大奖。



 - 真 相 - 

摄影师:陈庆港


当年的侵华日军给士兵配发的专用安全套,是用牛皮纸小袋包装的,上面印有“突击一番”的字样。侵华日军曾把男用安全套和预防性病药膏作为日军士兵的一种装备,专门配发给派驻进攻中国各地的每个日军士兵,这种做法在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



蔡美娥,生于1927年,海南琼海龙江镇人。1941年,她14岁时被日军抓进据点,关在炮楼里充当“慰安妇”。当时与蔡美娥一同被关在炮楼充当“慰安妇”的共有5名当地女性。



“当时,因为我年纪小,不来月经,所以来糟蹋我的日本兵从没断过。”陈亚扁,1927年生,海南省陵水县鸟牙峒人。1942年春被日军抓进军营,押往崖县藤桥慰安所。成为“慰安妇”,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



1940年9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位于海南岛东南部的乌牙峒,日军在乌牙峒建立据点后,就在这里设立了慰安所。当时仅仅4000多人口的乌牙峒,有20多名少女被抓去充当了“慰安妇”。这些“慰安妇”中,年龄最小的才13岁,最大的也只是18岁。图为陈亚扁老人站在当年日军军部的遗址上。这是她60多年来第一次重新回到这里,虽然这里距离她现在的住处很近很近。



1957年30岁的亚扁嫁给了原国民党士兵,她前后曾经怀过9个孩子,但因当年在慰安所的经历曾使她的身体受到深深的伤害,致使前8个孩子都没能活下来,为了能保住一个孩子,她和第二任丈夫四处寻医,后来经过长期治疗,1964年亚扁终于诞下一个健康的女儿。亚扁阿婆目前一个人生活。图为陈亚扁房间里的床。



“被关在这里的其他姑娘都和我一样从附近各村被抓来。我当时18岁,长得又漂亮,因此天天都要遭到很多日本兵欺负。”卓天妹,1924年生,海南省陵水县人。18岁时被日军抓走,关押于组关军部,充当日军“慰安妇”达3年时间。



“开始的一段时间,我一直都被队长一个人糟蹋,他还说要娶我,把我带去日本,我开始看他的样子,还真有点相信。大概一个月左右,他就对我不感兴趣了……”林石姑,1920年生,海南省陵水县人。19岁时被日军关押于军部,期间因反抗日军性虐待,胳膊被打断,几度自杀。



“……日本兵强奸我的时候,我反抗了,他们就用刺刀指着我的喉咙说要杀了我。最后我还是害怕了,就不再敢反抗。”蔡爱花,1926年生,海南省橙迈县人。15岁起成为日军“慰安妇”,后出逃一直藏身于深山中,直至日军投降。



“……这时门外又进来两个日本兵,他们一个冲上来帮抱着我的那个鬼子剥我衣服,一个朝我的婆婆扑了过去……”。高银娥,1924年生,山西省盂县人,1942年被日军抓进炮台,由于遭受极度性摧残,终身不育。



“一直没有人肯娶我。好几年以后,河东村一个丑汉子才要了我,他家特别穷,兄弟又多。我和他结婚6年,没有生下孩子,丑汉子就不要我了……”赵润梅,1924年生,山西省盂县人。17岁时被日军抓进炮台充当“慰安妇”,其父变卖家产,后用200块大洋将其赎回。



“为了早点出来,见到两个弟弟,后来我就依他们的做,要我怎样我就怎样,我这样讨好他们让他们满意,就是想他们能早一天放我出来。可他们根本不会放我。”王志凤,1928年生,海南省橙迈县人,16岁时遭日军关押,期间遭受了非人的性摧残。图为王志凤和丈夫。



“从朝鲜到了中国的北方,又坐车到了南京,再坐船往武汉,当时江上有轰炸,就下了船上岸,坐火车到了汉口火车站。最后到武昌,当然不是进工厂,而是进了慰安所。”毛银梅,1922年生。原籍朝鲜平安东,18岁起在武昌一日军慰安所当“慰安妇”。



“……家人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姐妹俩给鬼子糟蹋,完了又被他们带走……”尹玉林,生于1920年,山西省盂县人。1941年春,尹玉林和姐姐尹春林一起被日军抓走,姐妹俩在日军炮台遭性摧残达2年多时间。



“我和小伙伴们去挑野菜,突然看到楼上一扇窗户被打开,一个日本兵在向她们招手,几个大点的女孩子拔腿就跑,但我自己人小,没跑出几步就被下楼的日本兵逮着了……”雷桂英,1928年生,江苏南京人,9岁起遭日军强奸,13岁被骗入日军慰安所,是南京站出来指证南京“慰安妇”历史的第一个人证。



陈金玉,生于1925年,海南省保亭县南茂场北懒下村人,1941年被日军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1945年逃出日军营地。



昏暗的小屋里,陈金玉坐在自己的床上。



“我的身体实在是熬不住了,姐妹们就对我说:‘你快逃吧,这样子下去你会被弄死在这里的。’”郭喜翠,1926年生,山西省盂县人。15岁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因被折磨致病,家人接回,不等治愈日军再次抓回。如此往复四次,最后被逼疯。



郭喜翠年轻时的照片。



“看到自己的手上流出了血,被咬的日本兵就拔出军刀,举起来朝着我的头就要往下劈。”黄有良,1927年生,海南陵水县田仔乡人。1942年被日军抓进藤桥兵营,被迫充当“慰安妇”4年之久。



“……一路上,血顺着腿往下流。过一条小河时,日本人让我用河里的水把身上洗一洗,我反复洗了又流下,流了那么多血,把河水染红了……”郑金女,生于1928年,海南省陵水县人,12岁被日军抓走充当“慰安妇”,因患重病被家人领回。



“金管事与我的恋人来中国后同在一个部队,一起在华北地区跟中国军队作战。金管事告诉我,我的恋人到中国不到3个月就战死了。我哭了几天几夜,后来大病一场,还没痊愈,日军就又强迫我接客……”朴来顺,1916年生,韩国庆尚道咸安郡内谷里人。



“小时候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拿她不一样看待,我也不告诉她,怎么告诉她?告诉她你妈是个日本娼?你是日本人的种?”蒲阿白,生于1915年,海南省三亚市凤凰镇人。1941年成为日军“慰安妇”,期间怀孕并生下一女儿。



“日军见我长得漂亮,几次下村找不到,就命令甲长把我亲子送到扎奈,威胁说如不送去,就杀了村里人。”杨阿布,1922年生,海南保亭县人。1940年春起屡遭日军强奸并怀孕,曾生下男婴,后夭折。1942年遭日军扣留,成为“慰安妇”3年。



如今杨阿布瘫痪在那张铺着椰树叶、同时也铺满了屈辱的老床上。她的手中总是握着一把刀,谁也不能拿开。刀很锋利,但她仍在不停地磨着。她说她夜夜都梦到日本兵来抓她,没有刀,她怕!



“……我刚刚16岁,日本人欺负我也特别得厉害。有时候一个日本兵在欺负我,边上还有几个日本兵在看,这个欺负完了,那个又来……”符美菊,生于1928年。海南省澄迈县人。16岁时被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成为日军“慰安妇”。



山西盂县风坡山炮台遗址,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关押过“慰安妇”。现在炮台已成废墟,隐隐的,阴冷的空间里似乎回荡着“慰安妇”们屈辱的叫喊。




 - 后记 - 


就在完成这部书稿的调整时,又闻噩耗:2014年6月19日,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邓玉民老人在海南省保亭县响水镇什齐村家中去世,她带着深深的遗憾以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怨恨走完了89岁的坎坷人生。邓玉民老人的逝去,意味着中国境内所有苗族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均已离世。


1943 年秋天,正值花季的少女邓玉民和全村60多位苗族同胞被日军抓去做劳工,开始时她遭受日军军官和士兵的多次凌辱,之后,她就被强逼为日军的性奴隶,直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2001年7月,邓玉民和海南的另7位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正式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认罪,向她们道歉,并给予赔偿。2006年8月,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方诉求。2009年3月,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虽然认定侵华日军二战期间在海南岛绑架、监禁和强暴妇女的事实,但仍驳回原告方诉求。


由于当年日军的迫害,邓玉民老人的身体一直不好,就在她去世前不久,还曾到医院住院治疗。据邓玉民家人说,在去医院的路上,她一直双手合十,默默祈求上天保佑自己度过这次劫难,让自己能够看到“日本道歉、赔偿的那一天” 。但就像之前逝去的所有“慰安妇”老人一样,邓玉民抱憾而终。


这让我又想起了十多年前见她时的情景,就在我结束采访即将离去时,她盯着我问:


“他们(日本政府)什么时候会向我道歉,给我赔偿?”


此刻,她的这一句问话,在我耳边犹如雷鸣,这是她,她们,生命的呐喊!


就像时间,总有一天要将真相坦呈一样,掩耳盗铃者也终会明白其实自己盗得的只是天下人的鄙视。


在关于“慰安妇”的长时间的采访中,曾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在此我对他们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也感谢每一位接受我采访的老人,以及她们的家人。



陈庆港,2014 年夏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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