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镖行的末路和忠信的现代性转换(《镖门》观剧有感)

(2014-12-29 10: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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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电视连续剧《镖门》是一曲凄美的挽歌,挽悼的不仅是中国传统的走镖护镖行业,也挽悼了中华民族曾有过的、至今让许多人怀想的侠义气质。

但如果《镖门》只表现出这样的内涵,则和众多的武侠电影和电视剧没什么区别,在我看来,这部电视连续剧最令人称道的是它提出了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宏大命题:曾经存在于传统社会和古老行当中的价值观——比如“忠信”,在传统社会转型中以及古老行业消逝后如何转换。

《镖门》的四个主要人物的关系类似《笑傲江湖》。男一号刘安顺(霍建华饰)相当于令狐冲,他是太谷镖局的新任总镖头,师父将女儿戴戎戎许配给他也把衣钵传给他;女一号路瑶婷是关外瞎子岭匪首的千金,相当于任盈盈;女二号戴戎戎曾深爱着刘安顺,但阴差阳错和师弟李希平结合;和师兄刘安顺、师姐戴戎戎一起长大、长期生活在师兄阴影下的李希平,他曾与刘安顺情同手足。而当情爱、总镖局地位等种种现实利益交织在一起,一对师兄弟成为不共戴天的仇人。

这种人物关系在许多的文艺作品中存在,但《镖门》所处清末民初的时代背景,已经和《笑傲江湖》所处的明朝中后期完全不一样。因此,它所表达的传统价值观在社会转型时代所面临的不适宜以及必须转换的困境,是《笑傲江湖》这样的武侠文艺作品所没有的。

《镖门》一开戏,便是新任总镖头刘安顺为维护镖局的“规矩”而犯了众怒。曾对刘安顺有过教导、呵护之恩的老镖师马镖头为捎带私货谋利私自改变镖路而被土匪劫了,刘安顺为维护“规矩”狠心将马镖头开除,羞愧的马镖头自杀。

刘安顺一直极力维护、为之将个人得失与安危置之度外的“规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职业规范与规则。有些是书之于文牍,有的则是从业者熟知并遵循的习惯法。中国传统社会的镖门规矩当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社会状况下为了这个行当长久稳定的发展从业者们总结出的一套合适的规范。镖门的规矩,用《论语》中曾子所说的一段话足以概括之,“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忠”是镖门从业者的立身之本。“忠”的初义并非下对上、臣对君那种妾妇式的服从,而是曾子所说的“为人谋”的忠诚态度,即“食人之禄忠人之事”,这是有了社会分工后社会成员之间产生委托关系应该被遵循的道德规范。以镖门为例,镖局受了客户的委托走镖,那么必须尽最大努力维护客户的利益——即平安地将货物走到目的地或保护客户的人身安全,由此便有了一系列的行业规范。

“信”对镖门来说,也是这个行当为了维护客户利益从而能使镖局长久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重要行为规范,可以说和“忠”一体两面。为了能“忠人之事”,必须取信于同道与江湖。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里,由于技术的原因,官府对社会的控制是有限的,管理是消极的。朝廷不可能像今天的政府一样有一支无远弗届的治安力量和相应的治安制度,民间社会必须自己建立某些自治模式。于是在传统中国,既有乡村以宗族为主的自治,也有各个行业的自治。镖门受客户委托走镖、在土匪和官府这黑白两道之间生存的自发性程序也就形成了。镖局为了顺利走镖,必须开辟和维护较为固定的镖路,为了长久的平安,镖局必须给镖路上的土匪定期缴纳类似官税的保护费。而镖路上的匪帮也为了长久的利益不能做杀鸡取卵的事情,必须在自己的地盘上维护定期交保护费的走镖者的安全。而官府由于治安能力不逮,无法维护城池之外广大地区的商旅平安,它就必须容忍甚至鼓励镖局这样的安保服务业发展,那么也就默认镖门与土匪那种稳定的“朋友关系”,对土匪进城办事由镖局接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官府、商旅、镖局、土匪,构成一种微妙的生态链。这种生态链在清朝末年社会巨大的变动中受到了冲击,失去了平衡。

刘安顺因为输了比武和失了镖,自我放逐到北京城办分镖局。初来乍到被同行算计,他出面接待瞎子岭的二当家路遥婷。此时正是辛亥年,1906年开始的新官制推行了数年,庚子事变后袁世凯也在京津地区建立了现代的警察制度。师法于西方的警察,对社会的掌控程度以及治安能力远非旧式捕快衙役能比。北京城的巡警长贾克木雄心勃勃,决心打破镖门与匪帮的共生关系。他要以抓获躲在刘安顺镖局里的女土匪路遥婷为突破口而立威。而刘安顺必须维护旧有的“规矩”,保住来自家镖局里落脚的路遥婷。这就是镖门这个行当所遵循的“信义”法则。

然而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矩,旧规矩不断被打破后,那么新规矩能否建立,建立起来什么样的新规矩则就至关重要。如果只破不立,或者新与旧之间没有一种内在的继承发展逻辑,则社会必定混乱。

清朝亡了,民国来了。民国初期中国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派势力较量完全凭武力取胜,镖门曾经生存于其中的生态链断了,传统的镖行也就衰微直至消失。

镖门不存,但这个社会对安保服务的需求依然存在。那么谁来代替镖门呢?代替镖门旧规矩的新规矩是怎样的?对整个社会提供安保服务的首先是政府的警察,此种公共服务之外,有现代的安保公司为客户提供差异化的服务作为公共安全服务的补充。个人和企业享受公、私两种安保服务的质量如何,关键在于现代安保服务守“规矩”如何,即从业者的整体职业操守和相关制度的实行情况。现代警察和保安职业操守之衡量标准和旧式镖门的职业操守核心是一样的,即“忠”与“信”。如果警察不忠于雇佣他的人——纳税人,不忠于法律,必然会产生腐败和渎职,那么警察乃至司法制度必然失信于民。而私人保安不忠于雇佣他的客户,他所在的安保公司也会信誉受损,进而被客户抛弃。

传统镖门所崇尚的“忠信”和现代公私安保机构所必须秉承的“忠信”,是一脉相通无法割断的,如果刘安顺这样好镖师活在当下,也会是一名好警察。无论古今,“忠信”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契约精神。镖门对客户利益的维护,是遵守契约;镖师严格按镖局规则行事,也是遵守契约;土匪不抢定期给保护费的镖局,也是遵守契约。甚至远溯春秋战国,侠客最重要的品质是“重然诺”,这还是遵守契约。

谁说古代中国人没有契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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