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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规则——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2007-04-13 09: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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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MSN搬家

清华新斋353 15H00 le jeudi 12 avril 2007 Erhard FRIEDBERG  

 

今天下午Friedberg教授的讲座介绍了他的著作《权利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介绍这本著作的时候,他强调了三个概念的解构:组织理性、组织整合性和组织边界性。

 

在讲座中他首先强调了本书是组织社会学研究所集体研究的基础上的普遍化。本书认为作为社会现象的组织是结构性相互依赖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行为的产物。本书的目的旨在理解集体行为及其结果,认为行动者的体系是多元化策略互动建立的局部秩序。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本书第一部分将组织现象进行了一般化处理。该处理方法为解构传统组织观念:理性工具、高于社会其他形态、完美整合、成员行为清晰、组织界限明确。目前的著作多集中于证伪这些观点,说明其中存在矛盾之处:首先,组织的理性就意味着要从非理性的人的行为上升为有理性的组织行为。但是这种理性必然是有限的,局限于能力范围内。

 

然而有限理性不等于非理性,它的局限在与检验事实的能力范围。当需要进行选择的时候,理性代表了接近一般性的标准,人们尽量做出好的选择。我们可以说,在我们所检察过的所有解决办法中,这是最好的,因为人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必然是止步于最满意的第一个选择。这就是说,这绝对不是客观最佳决策。人的组织必然时刻受到这个限制。现实中的理性是有限理性、妥协和组合。社会上存在各种有限理性,没有一个比另一个更高明,(一切都取决于决策时候的条件)。

 

第二点,传统观念认为组织是一个完美的整合工具,组织能够控制一切成员的行为,这里首先隐藏地假设社会的金字塔式阶层形态,即有贵贱之分,一些人的行为生来比另一些人有更大价值。传统观念被称为top-down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模式。这一点也在组织运行过程中被历代研究所证伪。没有一个个体或者组织拥有明确的、唯一的、稳定的目标。即便是受到客观条件限制,这种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将个体的目标依附于集体目标,并且长期持续是虚妄的想法。

 

许多方法进行的研究都证明这个悖论。

Mancur Olson在它的书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中谈论集体行为是一个奇迹,因为组织成员会受压迫。因为人都是机会主义的,他会利用自己的自由边际来抓住机会,为自己谋利,因此人之间的合作是脆弱的,组织就是为此而创造出来,限制这种机会主义情绪,但是在这场斗争中,没有一个组织形态真正胜利。

 

与其把组织想象为一个完美整合的群体,不如比喻为一个战场,一个斗争的环境,矛盾冲突的环境,人们通过讨价还价,在其中达成暂时的妥协、解决方法,形成局部秩序,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不是来自上峰,而是实际需要。这种讨价还价的过程并不一定是明言的过程,而且可能持续很久,有时候甚至意识不到,比如一个命令导致一个下级的行为,但是如果这个行为不完全吻合于命令内容,即不令上级满意,上级就会重新发布命令,123次,直到满意为止,即各方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局面。这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组织中的秩序,就是这个讨价还价过程的产物。

 

这个秩序永远不是上级或下级或任何一个行动者心目中的理想状态,这是一个集体建构的过程,所有的人在其中都看到自己的一部分,又不完全是。这是一个不稳的秩序,是一个无休止的讨价还价的过程的结果,不断建构,不断演变。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各方不断参与、施加压力,使得秩序向自己的利益倾斜。

 

这第二个观点就假设了一个对权力概念的重新解释。权力象佐料,它是行动者之间的交流关系、讨价还价关系、强加决策的关系。另外一点,就是假设规则是不完美的,当局出台规则是为了他的臣民规驯,但是在臣民的手中,规则成为了武器,因为规则的制定不可能是完美的,它需要臣民的积极性,一旦当局发现臣民机械地执行规则,结果必将使僵局。在西方国家,积极性的罢工出现在海关官员那里,他们使得当局承认政策有失误,它没有充分了解情况。在一个组织中,规则可以限制行为,但是不能够结构行为。

 

第三点,传统组织观念中,组织的边界是明确界定的,归属的标准是法律制定的,一个员工属于企业,企业是员工的集合,管理机构是公务员的集合,但是这种简单的划分又是一个虚幻的想法。

 

一个公务员要执行公务必须了解民情、民意,而了解民情民意不属于管理机构内部的逻辑,而是管理机构以外的逻辑。在这个例子中,为了了解信息,必须需要提供信息的人,需要了解民情,听取意见。这种行为方式可以从外部理解,不能从组织内部理解。简单的例子,警察局长需要保一方平安,需要信息,他的线人就是犯罪分子,是他的打击对象,但是他在保护公民的同时,也要为了打击更多的犯罪分子,而保护一小部分犯罪分子。这个例子说明在由人组成的组织中,不仅有组织内部的归属,也有外部非组织成员的关系要打理,这就使得组织的边界变得模糊。

 

目前的关于组织的研究对三重问题进行了解构:理性、整合、边界。在这个条产传统认识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认识组织的特点?组织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行动环境(contexte d’action),而每个环境的性质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我们想象一个社会就是无数这种环境的集合体,结构化程度、组织程度、动员程度或高或低。我们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一种研究方法,将行动者体系视作是绵延体(le continuum),组织的形式可以是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

 

我们继续深入思考,社会是平的,在我们没有找到它的凝结核(la concrétion)的时候。社会体制形态的分类比如监狱、医院等都不符合我们所作的分类,从我们对组织行为的思考上讲,他们没有区别,这种分类没有意义。

 

这里需要一些抽象能力,接受我们将所有肯定的事物加以重新考虑。比如监狱,不是我们说的传统意义上的“关犯人的地方”。这是一个行动的场地,围绕着“监禁一部分行动者”这个问题展开的寻求合作的过程,组织中狱警和犯人之间是存在讨价还价过程的,这个过程很复杂,观察与分析的结果和普遍的认识不同。

 

书的剩余部分介绍了这个起始观点的牵连问题,许多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呼吁学者们多多使用经验研究(empirique)的手段,为了理解问题的真实本质和运作过程,倾听行动者,观察局部秩序的构建过程。

 

同时强调局部秩序的局部特性,这种诠释性的研究模式决定了局部秩序、各种组织都是有其特殊性的,不可以将一个观察结论直接套用在另一个问题上,以偏概全(l’extrapolation)。

 

书的最后还为研究更广泛的问题提供了几个研究思考的工具(quelques outillages intellectuels),譬如如何理解集体行为中的规律性问题。组织只是集体行为结构的一种形式。根本上,要为组织一词的两层意思辩护:即“作为客体对象的具体的组织作为社会结构建构过程的组织行为。而后者才是学者需要寻找的答案,这也就是组织社会学看待组织问题的方法。

 

[提问环节]

 

法国博士生: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说,我所观察的组织从一个过程变为了一个结构对象?

 

答:应该说无时无刻组织都是过程和结构两者兼备的。一个行动和互动的整体形成了循环,其中必然有规律性,从规律性推导出逻辑,从逻辑看到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行动者之间产生了相互依赖,重要的问题就是合作,在这个系统内,组织从来都是过程产生对象,对象影响过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对所观察的人进行研究,指出他们做事情是有他们自己的理由的。我们要发现他们合作的关键问题何在,当我们确定这个事实的边界的时候,就是带有建构主义色彩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行为得到结构的时候,也是解释问题的重新制造的过程。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裴晓梅:权力一词不好理解,中国人说权力是力量,是暴力,而我们很难想象权力是一个交流的关系、讨价还价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的集体中的权力应用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

 

答:有许多的例子,权力是一种交流关系,但是并不意味着这种行动能力是对等的。中文中权力贴近暴力,这可能是语义学的问题,但是在现实中,客观限制(la contrainte physique)或者是暴力结构下的组织,我们不能想象出交流,但是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组织结构,因为仅仅通过限制来强加决定是不够的,在全部的权力关系中,肢体暴力(la violence physique)只占据相互依赖关系很小的一部分。

 

也有可能在传统社会中的一些合法性,如对老年人的尊敬,构成行为限制,服从者不需要理由和资源,但这也是少数。

 

有些书籍描述了德国法西斯集中营(Bettelheim)和苏联库拉格群岛劳改营(Soljenitsyne)的生活。在这个充满局限的环境下,实际的运作也不能够仅仅通过局限来解释。有命令的地方就有讨价还价,官方必须给予一些东西来换取服从。而在今天功利主义的正常社会运作中就更是如此,无论是管理机构、协会组织还是公司,我们都能够找到交换的条件。

 

罗卡:中文说“上有政策,下游对策”,法文有pouvoircontre-pouvoirpolitique—contre politique

 

E. F. :德语里有joueurcontre-joueur一说。

 

裴:中文的权利相应的是反抗和对策。

 

E. F. :这个详述很重要,许多人反对改变,普遍认为变革是有理由的,反对变革的人是陈腐老套的,但是在对变革的反抗中,这些人也有自己的合法性(la légitimité),行动者体系中,发号施令的人可以是互动的起始,反抗的人也可能是。

 

经管系博士生:归属问题谈到组织边界模糊,比如一个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市场前景不好,回到中国,却失去了本国企业的地位。这个边界如何确定。

 

答:说到底这是一个框架的问题,企业国际化,相对于过去的身份、环境有所改变,根据法律条文改变了企业的类别。这不是组织边界的问题,而是企业所出于的环境的边界问题,这取决于政府的立场,政府不再是闭关自守的政府,它必须考虑到海外华人企业的影响力,所以互动不是在内,而是内外互动。当企业改变自己的类别时,从社会学角度看,是管理机构对行动者的界定变化,这不是组织之间边界的问题。

 

今天涉及到真正的组织边界的问题应当是一些企业的生产运行方式问题,它在做什么。现在许多企业只是协调人,它的产品都是供应商提供的,自己不生产,然而到什么边界才能划定这个企业组织,很难说。

 

北大社会学系女生:两个问题,1、组织社会学研究所三部经典著作:《科层现象》、《行动者与体系》、《权力与规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2AJS上有一片负面评论,你如何看待?

 

答:第一个问题,三部著作有很直接的传承关系。《科层现象》从Crozier两项调查入手,解释现象,并将其共性扩展到相对一般的层面,并对法国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该书分为四章:1、邮局会计员组织;2、烟草工厂车间组织;3、理论化;4、透视现实,揭示法国社会弊端(对“面对面”的恐惧)。

 

在《行动者与体系》之前还有一本书,因为没有翻译成英文,您可能不知道。《组织的社会学分析》(L’analyse sociologique des organisations, Cahier 28, Edition Pour, 1972.)这本书提取了前书的分析模式,将Crozier的理论加以纯化。接下来的《行动者与体系》则是继承了前面的理论思想,并加以普遍化。这本书里总结了CrozierFriedbergCSO成员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种集体行动理论。

 

《权力与规则》是上述思想的极端化,深入思考的结果,试图发展出一个可持续的结构方式的理论。

 

关于Skons的评论,没有什么可说的,每个人都有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个人而言,我认为他没有看懂这本书,他说只有概念没有理论,我们的重点不是一个组织的名词化(substatif),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研究方法论,是对组织现象的前提进行解释,是一种操作步骤,用以理解集体行为,从行动的发生、发展到结构化,我们所谓的组织理论是过程意义上的组织的理论。

 

法国博士生提问:组织文化和文化在理论中的地位。

 

答:去年我在法国社会学评论里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每个组织都会生成局部秩序,局部秩序能产生文化,文化和集体行动互相作用。一个秩序在其周围环境和资源中形成文化,文化有作用于组织的结构。

 

但是我们不能说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就能够语言局部秩序,这个秩序是变化万千的,不能够演绎。不用说中国,就像法国这样小的国家,在每个行业领域、工业、甚至一个分支行业,都会有自己的文化,比如医院,每个医院的组织结构是不同的,虽然它提供的服务是一样的,但是服务的组织和运行是各有千秋的。这一点是很早就发现了,Perrot 1955中就有论述,但是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国家、组织的文化是有局限性的,但是不是决定性的。

 

北大社会学男生:组织边界的模糊性是否可以通过研究组织、环境的关系得到澄清?否则规则不清,怎样解释演变和变异?

 

答:不敢肯定听明白了问题。组织的边界本身是模糊的,如何确定一个组织和它的有效成员,我们先来区分组织的两层意义:

1、有司法界定的组织,它的构成和环境是清楚的。

2、需要理解的行动者的体系被称为组织,它的结构我们不知道,边界不知道,研究者的问题是直到那里才是这个组织的边界。至少这是在田野中的态度,需要学者去了解边界,而结果就是边界逐步清晰,行动者之间相互依赖的门槛标准也明确,学者能够界定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动者的体系。

 

北大社会学女生:书的最后您提到传递分析模式给行动者,并得到他的反馈,我们学生如何能够做到?

 

答:方法论中的要点是倾听,要接受和田野中研究对象共同相处,了解他们的观点以及观点背后的体系。反馈是非常丰富的,会带来很多的信息。在受访者观点的背后有着潜在的行动逻辑的结构,每当他试图说明自己是正确的,它就要给出关于潜在结构的信息,这就是行动者的领域,需要通过这个来理解他们的行为,这个只能来自他,而不是我们。

 

要想获得这个,必须取得对方的信任,信任是对方的态度,敢于向访问者透露实情,这需要时间,是比较复杂的研究方法,但是一定要谦逊,在受访者面前,研究者永远是傻子,因为田野中的智慧,远远超过技术精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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