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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 小众大众能屈能伸

(2010-07-22 09:49:11)
标签:

电影

纪录片

通俗性

海上传奇

贾樟柯

上海

娱乐

分类: 娱乐

image 

  有人说一个会说话的导演不一定是好导演,但一个好导演一定要会说话。但采访过贾樟柯的人都知道,他总能牢牢地抓住听者的心,就像拉住观众的视线一般。他也是那般能屈能伸,小众边缘的文艺片他能拍,即便是《海上传奇》这样的纪录片,也能拍得不那么乏善可陈。
  
  文 毛予倩 图 资料  

  纪录片是个开放的媒介

  生活周刊:有人说,《海上传奇》开创了纪录片的新方法,是这样吗?
  贾樟柯:纪录片是个很开放的媒介,但大多数人都是用一种原教旨主义来理解,就是真人真事都要发生在摄影机面前的,过曝、虚焦、手持拍摄、摇晃的画面;但电影终归是个美学的载体,中国纪录片这几年发展得特别好,但类型还是很单调,都是社会写实、跟踪个十年、呈现一个家庭的变迁,这是很有记录精神的,但还是单调了一些。其实可以有纪录片很剧情化,像日本的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拍摄的“羽田机场运动”,很像黑泽明的剧情片。我就是想打破大家对纪录片的成见,多一些想象力和实验。用剧情片的方法,就是配合空间,有运动着的抒情,又是另一种味道,最近几个影片我一直试图用这种方法,而现场感的影片在我早期的电影,像《小武》,手持摄影、现场捕捉,我觉得我做得很好;拍了十几年后,我觉得可以用新的方法。
  生活周刊:《海上传奇》除了片中的18个采访对象外,您还访问了很多人,其中最有趣和最困难的经历分别是什么?
  贾樟柯:在原来的构思中,我希望能访问到“四大家族”,这不仅是打开民国历史的钥匙,更是打开上海城市记忆的钥匙。我们通过大量的努力,在上海、香港和台湾进行了广泛接触,甚至已经约到了他们的直系亲属,或是知情人,但这些讲述者基本选择了沉默,我深感遗憾,但也表示理解……书写中国现代史,或者是书写一个城市的传奇,可能不是一个导演,甚至一代人能够完成的。
  在访问的过程里,不同的人提供的不同的历史细节,很出人意料。比如,在“中国第一股民”杨怀定的讲述里,他讲过去行走全国进行证券交易,那会儿没有信用卡,没有支票,只能拎着现金,因为现金的额度比较大,到处被人怀疑,后来他找到了公安,让他们派两个人跟着他,走到哪里都有介绍信。这些历史讲述里的细节和黑色幽默,很有趣。
  生活周刊:电影中出现了比较典型的上海小市民生活的镜头,但访谈人物中,基本上都是社会名流,连韩寒也不例外。选择这些人的标准是什么?
  贾樟柯:上海这个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几乎中国近现代所有重要的人物都跟这个城市有千丝万缕的姻缘,拍这个城市的传奇,不寻找这些历史的当事人或者家属是不对的。这个电影不是讲一个上海市民对这个城市日常的认识,而是关于这个城市传奇的经验,关于战争、政治和文化运动,即使一个工人代表,他也是跟谢晋导演拍过电影。拍摄时没有考虑太多传播的问题,最主要还是考虑能够寻找到什么样的人物能生动地把记忆讲述出来。这个电影不是一个评述的电影,而是讲个人故事的电影。这个人的作用不是能有多少公众认知度,而是他有多强的历史复杂性、能勾连起多少历史信息、语言够有魅力。

  转型不会是一条“不归路”

  生活周刊:您的作品和上海合作很多,是什么促成这种合作的?
  贾樟柯:一个城市因为它具体的人,才会吸引别人,一个制片厂也因为一些具体的人,才能够吸引导演。我从2004年跟上影集团合作以来,我跟任仲伦总裁之间形成了非常好的制片人和导演的关系。这6年,也是我在国际影坛迅速推出作品,获得更广泛影响的6年。我们合作的高峰是在2006年,《三峡好人》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我很荣幸成为我们这一代导演中第一个拿到国际三大电影节最佳影片的导演,打破了年轻导演在国际重要的电影节没有登顶过的僵局。我把它看作是上影集团的成功,也把它看作是上海文化的成功。
  生活周刊:您拍了12年的艺术电影,马上将开拍的《在清朝》却是一部商业武侠片,为何做这样的“转型”?
  贾樟柯:接下来我要拍的商业武侠片《在清朝》,是由上影集团跟香港寰亚共同投资的。这个影片的计划从2006年就有了,在4年的准备中,我不单作了历史研究的准备,更有一个转型拍商业电影的心理准备。我过去非常排斥通俗性,因为强调通俗性就会遮蔽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但实际上,通俗性本身是中性的东西。我们对时代的反映、对历史的意识、复杂的认识也可以通过通俗的方法来传递给更多的人,对我来说,这是认识上的一个有趣的转折。我会在三年里拍两部商业大片,之后我的计划就又会回到对当代现实的捕捉。当然它是一个转型,但它是阶段性的,而且绝对不是一条“不归路”。

  “我并不想做一个全能冠军”

  生活周刊:在张艺谋、陈凯歌……和宁浩等后起之辈之间,“第六代”之于商业市场的地位和关系有些尴尬,国内观众似乎已经为你们贴上了“只拿奖导演”的标签,您是否认同?
  贾樟柯:中国文化需要拿得出手的东西。一些跟我同样情况的导演,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在电影的领域、在全球化的范围内,让我们的工作具有开创性,并且能够呈现给世界中国电影的创造力。部分影片不一定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同,但它们代表着一个地区的电影水平,一个地区电影艺术的能力,我为这样的工作深感骄傲。我并不想做一个全能冠军,这样的工作还会做下去。
  生活周刊:您的公司发起了培育新人导演的“添翼计划”,在发掘新导演时,您希望找到更“艺术”还是更“市场”的导演?
  贾樟柯:二者并不矛盾,商业电影也需要创造性的工作。我们希望找到的导演,首先是他有创造性,无论这个创造性在电影语言方面,还是在商业方面。我希望我寻找的导演们不排斥商业,也能坚持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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