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对于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近期内一部值得特别注意的中篇小说，就是陈应松的中篇小说《滾钩》（载《十月》杂志2014年第5期）。众所周知，一般意义上被视为“底层叙事”代表性作家之一的陈应松，他的小说写作一贯以对于现实社会尖锐犀利的批判为基本特色。这一篇《滾钩》同样也不例外。何谓“滾钩”？“滾钩”者，乃是长江里的渔民专门用来打捞勾取那些“泡佬——溺水者”的一种工具。从小说的标题即不难判断出，陈应松这部中篇小说的故事不仅发生在长江里，而且还肯定与用滾钩打捞“泡佬——溺水者”密切相关。因为陈应松是湖北作家，更因为早就知道前些年在湖北的荆州长江段曾经发生过大学生溺水后因金钱纠葛未获及时营救最终被溺死的真实事件，所以，在具体阅读这篇小说之前，我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就感觉到陈应松将会以小说的形式书写那个悲惨的事件。一读之后，果然如此，那个事件确实构成了陈应松的题材原型。但更重要的一点却是，同样是把新闻事件化用到小说作品之中，陈应松如同我们前面已经提及过的贾平凹一样，再一次提供了一个值得予以充分肯定的成功文本案例。在《滾钩》中，通过陈应松极具艺术性的提炼加工处理，我们所读出的乃是作家对于人性良知一种颇具力度的真切拷问。

到了陈应松笔下，故事的主人公变成了成家村因为曾经当过村长但现在却已经离职，虽然也还在长江里打鱼但却更多地依靠打捞“泡佬”维持生计的老年渔民成骑麻。尽管说核心故事情节肯定是那个打捞大学生的事件，但在经过了陈应松一番煞费苦心的艺术设计之后，无论是故事情节本身，抑或还是内在的思想意蕴，都已饱满丰富了许多。首先是关于成骑麻人生困境的设定。故事发生的时候，成骑麻正被儿子的事情把自己本来还算平静的生活搅成了一团了无头绪的乱麻。不知道什么缘故，他的儿子成涛居然丢下老婆孩子，“与义忠村小学校长的肥老婆私奔了”。而且，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校长的这位肥老婆，竟然还比他大了整整二十岁。他和校长老婆私奔不要紧，害苦了的反倒是自己的儿子，亦即成骑麻的嫡亲孙子小虎。自己的老婆跟着别人跑了，依然恋着老婆的校长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停了小虎的学，以期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私奔掉的老婆逼迫回来。没想到，校长这样一来，被逼得手足无措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反倒是身为爷爷的成骑麻。然而，虽然自己置身于艰难的困境之中，但成骑麻却天良未泯。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待跳江身亡的村民小安的态度上。成小安身患肝癌绝症，欠了一屁股债无力偿还，只好与妻子腊月抱着一起投江。没想到，小安的尸体却被江水给冲走了，一直到三天之后，方才被成骑麻发现浮起来了。面对着小安的尸体，成骑麻的态度与一味钻到钱眼里的壳子打捞有限公司的老总史壳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是乡里乡亲，但史壳子却仍然坚持要收钱。而成骑麻，虽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收了一千元钱，但在事后，一直心存愧疚的他，却偷偷地让老伴把五百元钱送回给了已然被折腾得七零八落的小安家。仅此一个细节，成骑麻的人性良知便得到了强有力的凸显。

但成骑麻那样一种处于极度矛盾状态中的人性世界，还是在打捞大学生“泡佬”的过程中方才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首先是在动手打捞之前，眼看着人命关天，但因为对方没有把三位落水大学生的打捞费用交够，史壳子就坚持不让成骑麻他们发船去打捞：“老师模样的人正在把钱往史壳子手上递。史壳子收了却没动，因为钱没全部到位，他不发指令，成骑麻就不能发船。”为什么必须服从于史壳子的指令呢？因为这些年来，成骑麻一家人的生计，端赖这史壳子的打捞有限公司方才能够得到保证：“到了夏天，一月捞八九具尸是常事。最多一个月拿到一万是谁带给你的？全是现金结算，史壳子从不拖欠，因为捞尸先付款。”正因为成骑麻他们的身家性命都在史壳子身上，所以，尽管成骑麻极想自行其事地发船去打捞，但最后却还是只能无奈地屈从于史壳子的意志：“曾有几次冲动，成骑麻听到呼救就会驾船到达落水地点，赶快搭上一竿子，赶快下钩，捞上来兴许能来一口人工呼吸。过去有的救溺水者，一两个小时的也可以救活。这只是听说。”但尽管如此，史壳子不发话，“成骑麻能说什么？勾老倌能说什么？几个老倌你看我，我望你，还是要等史壳子发话。”其次是在打捞到一具尸体之后，史壳子拒绝上岸交人：“钩取完了，哑巴三水把船往岸边划，是史壳子要他划的。但又要他停了下来。史壳子对成骑麻说：‘钱不交完我们不交人。’”“成骑麻就这样了，船停了，也就跟岸上的造成了对峙。”虽然成骑麻被迫服从了史壳子的意志，但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在翻江倒海：“成骑麻像棵芦苇又站起来，他好想抽一支烟。但他的船，他们一起的几只船，就这样信马由缰地飘荡在江里，像没人管似的，失了方向，被人唾弃。史壳子呀史壳子，你太那个了。哑巴三水也着急，隔着船篷给成骑麻手舞足蹈地无声‘说话’，意思是把死人交了算了。他的蓬乱的头发也在手舞足蹈。”

然而，陈应松《滚钩》的思想价值却并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对于成骑麻矛盾冲突着的人性世界的表现上。同样不能被轻易忽视的，还有他对于现实社会可谓是力透纸背的批判与反思。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学校通过一番充分发动宣传机器的努力，居然把大学生溺水事件变成了一种英雄事迹：“想也不对呀，明明是重大溺水死亡事故啊？咋就变成了英雄事迹，学校的领导可高兴了，由事故责任人变成了英雄的领导，还得感谢他们教育出了这么好的大学生。”其二，更重要的，却是陈应松在小说叙事过程中拉开时空距离之后一种不动声色的关于不同时代的比较。一方面是长江水的危险：“水牛市的观音湾，是观音河入江口，那儿表面平静，暗流汹涌，入江的水把江底掏空，深不可测，流沙在水下四处游弋，像一只只巨手拽着你。在这儿游玩的人不知深浅，几步往水里蹚去，以为是平摊，再几步就卷入深坑漩涡了，就会惊呼救命了，两只手乱抓乱打，几下就没顶了，只好去捞泡佬。”既然凶险如此，政府就应该有所作为。但实际的情形却是：“找政府，政府不管这事。没有公益打捞队，连在江湾树个警示牌子也小气死的。”正因为政府无所作为，所以才给史壳子之类的人物留下了可钻的空子，也才有了小说中核心故事的发生。而与当下时代政府的无所作为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过去的时代：“菩萨是要念及他成骑麻祖上三代没吃过泡佬的饭。从他父辈算起，都是渔民，也是水牛市民间慈善组织‘义善堂’的成员，专门捞尸葬尸的，不收分文酬金。1949年后‘义善堂’解散，政府接管，还是捞尸不收钱。‘文革’时投江的多，那是政府瘫痪了，但成骑麻的老爹还是一如既往地带着他和村里渔民义务捞泡佬。一年捞过两百多个，后来，他九十岁的爹死了，这事儿好像就没人管了。”这样，也才给史壳子们提供了“用武之地”。必须看到，虽然陈应松的叙述十分平静克制，但实际上却字字犀利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下的时代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