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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上半年长篇小说
(2014-07-30 08: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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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
作家们在题材多样化中探索
——2014年上半年长篇小说印象
2014年07月26日 来源：齐鲁晚报
□本报特约撰稿 王春林
回顾今年上半年的小说创作状况,由于大多数作家倾心尽力投入的缘故,长篇小说在小说界第一文体的地位得到了惯性的延续。仅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半年来,值得注意的长篇小说就有宁肯的《三个三重奏》、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刘醒龙的《蟠虺》、张翎的《阵痛》、叶兆言的《驰向黑夜的女人》、薛忆沩的《空巢》、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储福金的《黑白》(白之卷)、张好好的《布尔津光谱》、叶弥的《风流图卷》、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刘心武的《飘窗》、关明的《本报记者》等。
取材多样化:既关注历史,也聚焦一代人的精神成长
细致地检视以上这些长篇小说,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作家在题材书写上的多样化。所谓题材的选择,实际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写什么”的问题。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如此一种考察似乎更具有社会学层面的意义和价值,但我却特别信服批评家刘纳的看法,即这个貌似社会学层面的“什么”,实际上主要体现为“从表层的人物事件与背景,到中层的意义与意向,再到深层的隐含意义与潜在意向”。如果置换为另外一种表述方式,那就是,作家的取材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关涉着文学文本思想内涵的深刻丰厚与否。既然如此,那作家的“写什么”,或者说题材问题在小说写作中的重要性,自然也就凸显无疑了。
其中,《驰向黑夜的女人》与《阵痛》把关注视野投向了既往的历史。虽然说在《驰向黑夜的女人》中叶兆言把自己的叙事时间拉长到了遥远的1941年,但对于“文革”的批判性反思,却应该被看作是作家真正的艺术用心之所在。作家“文革”反思的深度,集中体现在欣慰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作为一位追求生活幸福的普通女性,欣慰以其不幸的悲剧性生命遭际,对“文革”提出了强有力的抗议。同样是对历史的思考与表现,张翎的《阵痛》,却把自己的关注点落脚到了三代女性的命运透视上。从上官吟春的“逃产篇”,到孙小桃的“危产篇”,再到宋武生的“路产篇”,张翎紧紧地抓住一个家族三代女性的非正常艰难生产这一问题,把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堪称曲折苦难的中国历史图景,艺术性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我们在其间所真切感受到的,正是历史与人性两种因素之间尖锐激烈的碰撞与冲突。一方面,是历史因素对于人性世界的强制压抑,另一方面,则是人性世界对于不合理历史因素的强劲对抗。
历史之外,其他诸如权力、学术、文化、老龄化、赌场,乃至于一代人的精神成长,也都在上述长篇小说中得到了形象的艺术审视与呈现。宁肯的《三个三重奏》尽管貌似官场反腐题材,但作家真正的艺术主旨显然在于对权力心理结构的深度剖析。细察此书,除了审讯那个部分,作家的书写重心实际上放在了情感缠绕这个层面上。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尽管关注重心放在了对于情感世界的叙写上,宁肯却并没有走上所谓言情小说的套路。表面上看起来是感情描写,作家的根本意图却是要在充分揭示权力心理结构的同时,尽可能真实地呈示一种权力机制压迫下的人性状况。
刘醒龙的《蟠虺》,一方面有力地揭露着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另一方面却也颇具说服力地塑造出了如同曾本之、马跃之这样一些具有精神操守的知识分子形象。储福金这部文化意味突出的《黑白》(白之篇),上承《黑白》(黑之篇)之余绪,书写表现着1949年后陶羊子、彭行、柳倩倩以及侯小君等四代围棋手堪称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棋如人生,人生如棋,若非储福金这样在围棋中浸淫有年的作家,断断难以达到如此一种艺术禅悟境界。
薛忆沩的《空巢》,在紧紧抓住老龄化这样一个当下中国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问题的同时,更在一种相对阔大的历史维度内,对于女主人公的人生悲剧进行着难能可贵的真切透视与深度思考。
作为一部赌场小说,严歌苓《妈阁是座城》的价值,一方面固然体现为对于人类赌性的形形色色表现进行艺术描写,在另一方面,却更突出地体现在一种对人性救赎主题的思考与表达上。
至于“70后”作家中的佼佼者徐则臣,他的《耶路撒冷》的思想艺术价值,则突出地体现为对“70后”一代人所做出的精神分析式的深度艺术表现。具体成为徐则臣精神分析对象的,分别是初平阳、杨杰、易长安、秦福小这四位主要人物。小说中的四位人物,实际上都有着双重的精神情结。一方面固然是他们各自不同的精神创伤,另一方面却是他们一种共同的情感记忆。这种情感记忆,明确地指向了自杀身亡的景天赐与虔诚的基督教徒秦奶奶。正是依凭着这两位人物形象,《耶路撒冷》的精神救赎主题方得到了充分的艺术凸显。
艺术形式的创新:更可读,更体现思想张力
题材书写的多样化之外,2014年上半年长篇小说创作另一个显著的特点,乃表现为作家们在艺术形式上的积极性探索努力。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蟠虺》、《耶路撒冷》与《三个三重奏》这三部作品之中。作为一部旨在透视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长篇小说,《蟠虺》艺术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对于悬疑手段的有效征用。刘醒龙的《蟠虺》所采用的悬疑手段,一是关于那两封神异的甲骨文来信,二是郝嘉与郝文章父子二人不无离奇色彩的人生遭际,三是关于青铜大盗老三口与其妻华姐传奇故事的讲述。非常明显,刘醒龙所具体书写表现着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其实枯燥乏味得很。这样,对于意欲书写表现这一领域生活的刘醒龙来说,如何才能够把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生活写得盎然有趣活色生香,能够充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自然就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就构成了对于作家的一种巨大挑战。毫无疑问,刘醒龙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运用以上带有突出“通俗”意味的悬疑艺术手段,究其根本,正是为了有效地增加作品的情节紧张度,进而使得《蟠虺》这部学术小说具备更多的可读性,成为一部好看的小说。
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的形式特质,主要表现为一种具有格式塔意味的艺术结构的营造。其具体表现有三。首先,是由两种不同的字体明确标示而出的两条小说结构线索。一条是以初平阳、舒袖、杨杰、易长安、秦福小、景天赐这几位主要人物的名字标出的主体故事部分。另一条则是写作者初平阳应邀在《京华晚报》开设的“我们这一代”专栏部分文章的选辑。其次,在第一条结构线索之中,细致地做更深一个层次的剖析,又明显地存在着四条次一级的结构线索。第三,则是徐则臣对于小说故事时空以及一种章节对称性的特别处置。唯其依凭着如此一种堪称复杂的格式塔结构的精心建构,徐则臣方才最终实现了对于“70后”一代人进行深度精神分析的艺术可能。
宁肯的《三个三重奏》是一部具有鲜明艺术先锋气质的长篇小说。其艺术先锋性,同样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表现为对于一种元小说形式的熟练运用；其二表现在艺术结构的特别设定上,正如同小说的标题已经强烈暗示出的,“三个三重奏”之所以能够成为“三个”“三重奏”,是因为其中存在着三条相互交叉缠绕的结构线索；其三则更突出地体现为宁肯从根本上颠覆了时下颇为流行的所谓反腐败官场小说模式。从根本上说,能够把一部反腐败官场小说,置换为具有鲜明先锋气质的纯文学作品,其中对于权力心理结构进行了深度剖析,由此所充分体现出的,正是作家宁肯的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艺术原创能力的具备。
虽然说2014年刚刚过半,对于后半年的具体创作态势,我们着实还不能做未卜先知式的预测,但从以上粗略的分析,我们却也不难判断出一种强劲发展态势的已然形成。有了前半年奠定的坚实基础,我们自然有充足的理由对本年度长篇小说的成色有所期待。
回顾今年上半年的小说创作状况,由于大多数作家倾心尽力投入的缘故,长篇小说在小说界第一文体的地位得到了惯性的延续。仅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半年来,值得注意的长篇小说就有宁肯的《三个三重奏》、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刘醒龙的《蟠虺》、张翎的《阵痛》、叶兆言的《驰向黑夜的女人》、薛忆沩的《空巢》、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储福金的《黑白》(白之卷)、张好好的《布尔津光谱》、叶弥的《风流图卷》、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刘心武的《飘窗》、关明的《本报记者》等。
取材多样化:既关注历史,也聚焦一代人的精神成长
细致地检视以上这些长篇小说,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作家在题材书写上的多样化。所谓题材的选择,实际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写什么”的问题。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如此一种考察似乎更具有社会学层面的意义和价值,但我却特别信服批评家刘纳的看法,即这个貌似社会学层面的“什么”,实际上主要体现为“从表层的人物事件与背景,到中层的意义与意向,再到深层的隐含意义与潜在意向”。如果置换为另外一种表述方式,那就是,作家的取材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关涉着文学文本思想内涵的深刻丰厚与否。既然如此,那作家的“写什么”,或者说题材问题在小说写作中的重要性,自然也就凸显无疑了。
其中,《驰向黑夜的女人》与《阵痛》把关注视野投向了既往的历史。虽然说在《驰向黑夜的女人》中叶兆言把自己的叙事时间拉长到了遥远的1941年,但对于“文革”的批判性反思,却应该被看作是作家真正的艺术用心之所在。作家“文革”反思的深度,集中体现在欣慰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作为一位追求生活幸福的普通女性,欣慰以其不幸的悲剧性生命遭际,对“文革”提出了强有力的抗议。同样是对历史的思考与表现,张翎的《阵痛》,却把自己的关注点落脚到了三代女性的命运透视上。从上官吟春的“逃产篇”,到孙小桃的“危产篇”,再到宋武生的“路产篇”,张翎紧紧地抓住一个家族三代女性的非正常艰难生产这一问题,把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堪称曲折苦难的中国历史图景,艺术性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我们在其间所真切感受到的,正是历史与人性两种因素之间尖锐激烈的碰撞与冲突。一方面,是历史因素对于人性世界的强制压抑,另一方面,则是人性世界对于不合理历史因素的强劲对抗。
历史之外,其他诸如权力、学术、文化、老龄化、赌场,乃至于一代人的精神成长,也都在上述长篇小说中得到了形象的艺术审视与呈现。宁肯的《三个三重奏》尽管貌似官场反腐题材,但作家真正的艺术主旨显然在于对权力心理结构的深度剖析。细察此书,除了审讯那个部分,作家的书写重心实际上放在了情感缠绕这个层面上。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尽管关注重心放在了对于情感世界的叙写上,宁肯却并没有走上所谓言情小说的套路。表面上看起来是感情描写,作家的根本意图却是要在充分揭示权力心理结构的同时,尽可能真实地呈示一种权力机制压迫下的人性状况。
刘醒龙的《蟠虺》,一方面有力地揭露着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另一方面却也颇具说服力地塑造出了如同曾本之、马跃之这样一些具有精神操守的知识分子形象。储福金这部文化意味突出的《黑白》(白之篇),上承《黑白》(黑之篇)之余绪,书写表现着1949年后陶羊子、彭行、柳倩倩以及侯小君等四代围棋手堪称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棋如人生,人生如棋,若非储福金这样在围棋中浸淫有年的作家,断断难以达到如此一种艺术禅悟境界。
薛忆沩的《空巢》,在紧紧抓住老龄化这样一个当下中国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问题的同时,更在一种相对阔大的历史维度内,对于女主人公的人生悲剧进行着难能可贵的真切透视与深度思考。
作为一部赌场小说,严歌苓《妈阁是座城》的价值,一方面固然体现为对于人类赌性的形形色色表现进行艺术描写,在另一方面,却更突出地体现在一种对人性救赎主题的思考与表达上。
至于“70后”作家中的佼佼者徐则臣,他的《耶路撒冷》的思想艺术价值,则突出地体现为对“70后”一代人所做出的精神分析式的深度艺术表现。具体成为徐则臣精神分析对象的,分别是初平阳、杨杰、易长安、秦福小这四位主要人物。小说中的四位人物,实际上都有着双重的精神情结。一方面固然是他们各自不同的精神创伤,另一方面却是他们一种共同的情感记忆。这种情感记忆,明确地指向了自杀身亡的景天赐与虔诚的基督教徒秦奶奶。正是依凭着这两位人物形象,《耶路撒冷》的精神救赎主题方得到了充分的艺术凸显。
艺术形式的创新:更可读,更体现思想张力
题材书写的多样化之外,2014年上半年长篇小说创作另一个显著的特点,乃表现为作家们在艺术形式上的积极性探索努力。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蟠虺》、《耶路撒冷》与《三个三重奏》这三部作品之中。作为一部旨在透视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长篇小说,《蟠虺》艺术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对于悬疑手段的有效征用。刘醒龙的《蟠虺》所采用的悬疑手段,一是关于那两封神异的甲骨文来信,二是郝嘉与郝文章父子二人不无离奇色彩的人生遭际,三是关于青铜大盗老三口与其妻华姐传奇故事的讲述。非常明显,刘醒龙所具体书写表现着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其实枯燥乏味得很。这样,对于意欲书写表现这一领域生活的刘醒龙来说,如何才能够把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生活写得盎然有趣活色生香,能够充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自然就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就构成了对于作家的一种巨大挑战。毫无疑问,刘醒龙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运用以上带有突出“通俗”意味的悬疑艺术手段,究其根本,正是为了有效地增加作品的情节紧张度,进而使得《蟠虺》这部学术小说具备更多的可读性,成为一部好看的小说。
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的形式特质,主要表现为一种具有格式塔意味的艺术结构的营造。其具体表现有三。首先,是由两种不同的字体明确标示而出的两条小说结构线索。一条是以初平阳、舒袖、杨杰、易长安、秦福小、景天赐这几位主要人物的名字标出的主体故事部分。另一条则是写作者初平阳应邀在《京华晚报》开设的“我们这一代”专栏部分文章的选辑。其次,在第一条结构线索之中,细致地做更深一个层次的剖析,又明显地存在着四条次一级的结构线索。第三,则是徐则臣对于小说故事时空以及一种章节对称性的特别处置。唯其依凭着如此一种堪称复杂的格式塔结构的精心建构,徐则臣方才最终实现了对于“70后”一代人进行深度精神分析的艺术可能。
宁肯的《三个三重奏》是一部具有鲜明艺术先锋气质的长篇小说。其艺术先锋性,同样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表现为对于一种元小说形式的熟练运用；其二表现在艺术结构的特别设定上,正如同小说的标题已经强烈暗示出的,“三个三重奏”之所以能够成为“三个”“三重奏”,是因为其中存在着三条相互交叉缠绕的结构线索；其三则更突出地体现为宁肯从根本上颠覆了时下颇为流行的所谓反腐败官场小说模式。从根本上说,能够把一部反腐败官场小说,置换为具有鲜明先锋气质的纯文学作品,其中对于权力心理结构进行了深度剖析,由此所充分体现出的,正是作家宁肯的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艺术原创能力的具备。
虽然说2014年刚刚过半,对于后半年的具体创作态势,我们着实还不能做未卜先知式的预测,但从以上粗略的分析,我们却也不难判断出一种强劲发展态势的已然形成。有了前半年奠定的坚实基础,我们自然有充足的理由对本年度长篇小说的成色有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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