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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何曾议明堂?

(2016-10-30 17: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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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李焘

明堂

四库馆臣

臆改

分类: 鲁鱼校语

 

朱熹何曾议明堂?

      ——考据学进入校勘之域

——校勘学摭谈第五十二

 

整理南宋人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于元刊陈氏余庆堂本卷10淳熙十五年读到如下一段记载:

三月,大享明堂。自乾道以后,议者以德寿宫为嫌,止行郊祀。淳熙六年用李焘等议,行明堂之祭。焘言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误认孝经之意也。《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天者,谓郊祀配天也;帝者,五帝之神也。故上云“严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则父者专谓后稷也。祖为王父,则父不专谓考也。至是,周必大言,高宗几筵未除,未应配坐,且当以太祖、太宗配。孝经自周公言之,故曰严父耳。留正言,严父专指周公而言,若成王,则其祖也。

在这段记载中,除了检核《宋史·宁宗纪》,时间“三月”当为“九月”之误外,比勘众本,还发现有一处重要的异同。即 “淳熙六年用李焘等议,行明堂之祭”一句中的人名“李焘”,《四库全书》文渊阁本记作“朱熹”。

众所周知,李焘为史家名家,撰有北宋编年史巨帙《续资治通鉴长编》,而朱熹则为后世名声大盛的理学家。因此处讲明堂之礼,似乎应当是朱熹的行为,方为合乎情理。如此看来,在两处异同中,以逻辑依据论,四库本占了上风。不过,版本异同,由于牵涉到两个名人,关涉到了史实的异同,不能仅据逻辑推理,以合理性来下定论,必须检核相关史实,方为稳妥。用校勘学的术语说,须施以他校。

    检元初书坊据宋代资料所编《宋史全文》,于卷26下淳熙六年九月对此事有详细记载:

辛未,大飨明堂。复合祭奉太祖、太宗,配自乾道以后。议者以德寿宫为嫌,止行郊礼。至是用李焘等议,复行明堂之祭,遂合祭并侑焉。从祀百神,并依南郊礼例。先是,礼部奏前礼部侍郎李焘奏乞行明堂,并录连典故。

    这里,《宋史全文》明确记载祀明堂的提议出自前礼部侍郎李焘。礼部侍郎建议举行明堂祭祀大典,是职务使然,在其位谋其政。不仅如此,《宋史全文》在这段记载之后还有“并录连典故”。在这些典故之中,除了援引了《神宗圣语》中的神宗与王安石的议论以及司马光、李受等人的议论之外,还引录有乾道六年李焘为秘书少监兼权侍立官时的奏疏,讲“昊天四祭,在春曰祈谷,在夏曰大雩,在秋曰明堂,在冬曰圜丘,名虽不同,其实一也”。由此可见,熟知掌故的史学家李焘对国家祭祀典礼也相当关注,有许多提议。

    《宋史全文》的资料虽出自宋朝,但毕竟成书在元世。如果能找到《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所记人名为“李焘”而非“朱熹”的当事人确证,那么这一小小的公案便会定谳。有幸的是,这一确证也让我找到了。《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这段记载中提到了周必大的名字。从这一线索寻觅,在周必大的《文忠公集》卷139,读到一篇撰于淳熙三年的《明堂议》。文不长,具录如下:

《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礼记》明堂位一篇,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内之公侯伯子男,外之夷蛮戎狄之国,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然则斯堂之设,本以朝诸侯,布王政,初非祭祀之所明矣。《周礼》大司乐有冬至圜丘所奏之乐,有夏至方丘所奏之乐有宗庙所奏之乐。此三者,皆大祭祀也。宗祀明堂,乃无半言及之。大宗伯云,春见曰朝,夏见曰宗。意者成王时常因夏见诸侯于明堂而祀文王欤。《孝经》特举一时之盛,而非后世常待之礼也。汉唐以来,既以明堂祀帝,配以祖宗,所谓自有制度者。至于本朝仁宗,特创宏规。神宗尝垂圣训,司马光、吕诲等力辨诸儒,讲说《孝经》之误。绍兴元年四年七年,太上皇帝又有已行故事。其于三代明堂之制,本不相沿。则所谓宗祀者,安可独泥一说而致疑哉。伏请如李焘所奏施行

周必大的奏疏对于明堂沿革的考辨,对我们的考证无关紧要,奏疏的最后 “伏请如李焘所奏施行”一句则至关重要。这一句不仅完全证明了明堂之议出自李焘而非朱熹,还可知李焘明堂之议的大约上奏时间,是在淳熙三年。

    再检视朱熹的生平,从未参与过朝堂之上的明堂议论。包括《文献通考·郊社考》等文献记载的朱熹关于明堂的议论,均源出于《朱子语类》卷82《孝经》的一段与弟子的问答:

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说如何?

曰:此自是周公创立一个法如此。将文王配明堂,永为定例。以

后稷郊推之自可见,后来妄将严父之说乱了。 

    这段问答只能证明朱熹对明堂也有研究,却与淳熙间的朝廷明堂议论无关。

    考证至此,结论已经清楚。相关未了余话,顺便提及的是,宋人王应麟《玉海》卷96《郊祀》的《开禧明堂严父配天议》条,在叙述皇帝命令集议淳熙六年享明堂时,记为“参政李璧奏”。此亦误记。据《宋史?宰辅表》,李璧担任参知政事时期,已是距淳熙六年(1179)晚了二十多年的开禧二年、三年(1206-1207)。不过,李璧是李焘的儿子,以子误父,也间接地证明原本奏疏者为李焘,而非朱熹。

四库馆臣在整理《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这段记载时,没有进行上述的他校作业,就是说没有考察历史背景,因为“李焘”与“朱熹”两个名字的字形相近,于是想当然,认为与礼制有关的提议不可能出自史学家李焘,而应当出自理学家朱熹之手,便直逞胸臆,擅自作了改动。貌似顺理成章,读来合情合理,如果不是比勘众本,参稽他书,经四库馆臣埋下的“地雷”,便很难被发现被排除,甚至在研究朱熹生平或思想时还可能会被加以使用,从而铸成大错。

校勘之际,除了版本校,他校十分重要。深度的他校,可以说已经进入到考据学的射程。考据学的方法对于判断校勘学上的是非正误,往往不可或缺。不过,将考据学应用于校勘并不神秘。在过去,勤查书,益以多思。在今天,活用各种电子版,好学深思,自然心知其意。

说到电子版,这条四库本《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朱熹”之误,也同样存在于《中国基本古籍库》之中,因为其所采用的底本正是《四库全书》文渊阁本。这种状况便使我上述小小的证误,又多了一层意义。同时也是一个提醒,使用未经充分整理电子版文献数据库需要慎之又慎。最近,中华书局将古籍新整理本制作成《中华经典古籍库》。由于收录的多是底本选择精审、点校笺注认真的新整理本,可以极大地避免未经充分整理电子版文献数据库的许多错误。比如说,《中华经典古籍库》收录的我整理的《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4),“朱熹”之误业已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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