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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2014-07-20 20:29:06)
标签:

汉朝

武帝

司马光

稽古录

国力

分类: 文史小品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石雕,来自网络)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强势的话语,并非汉人故作大言,虚张声势,背后有事实支撑。

    据《汉书·陈汤传》记载,匈奴郅支单于日渐强盛,势力渐大,西域都护甘延寿、校尉陈汤矫诏发兵4万人,突袭其老巢,杀死郅支单于,俘获太子等60余人。事后,甘延寿和陈汤在写给皇帝的上奏中说明矫诏袭击的理由:“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要求将郅支首级“悬头槀街蛮夷邸间”。“槀街蛮夷邸间”,颜师古考证说:“槀街,街名,蛮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鸿胪客馆也。”就是说,甘延寿、陈汤要求在首都长安的外国大使馆前将郅支的首级悬挂示众。他们在讲述这样做的意义时讲道:“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的出典在此。时为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4年。

    酷秦之后,楚汉相争,汉朝建立之初,国力孱弱。“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高祖刘邦率兵追击叛逃的韩王信,竟被匈奴围于平城七日不得脱。面对强大的匈奴,汉朝只能采取守势。在被围的第二年便与匈奴约定和亲,企望以姻戚关系来维持和平。经过文景之治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武帝即位,汉朝迎来了最为强盛的时期。国力上升,对外关系也发生逆转。“王恢牧马邑,匈奴绝和亲”。30多年前大学时的通史课,张传玺先生山东快书般讲述的这两句话,宛犹在耳。这两句话,说的就是当时强弱逆转的事实。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不是到汉元帝时才发出的宣言,这是汉武帝时开始施行的既定方针,或者说是形成的惯例。

    最近在读司马光的《稽古录》。在这部惜墨如金的《资治通鉴》简编本中,除天象天灾之外,国政几乎从略,但司马光却以大量的文字记载了汉武帝时代“虽远必诛”的事实。

    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些记载。

    建元三年(前138),“秋,闽越围东瓯,东瓯来告急,帝使太中大夫严助发会稽兵救之,未至,闽越走。”

    建元六年(前135),“秋,闽越围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发兵。遣大司农韩安国将兵出会稽,大行王恢出豫章救之。兵未逾岭,闽越王弟余善杀王降汉,乃罢兵。南越遣太子入侍。”

    元光二年(前133),“自汉兴,与匈奴和亲,匈奴数败约,汉驱之出塞而止。至是,王恢始建议伐匈奴。令马邑豪聂壹诱致单于,夏遣韩安国等五将军伏兵三十余万于马邑旁。单于入塞,觉之亡去,汉追至塞,不及而罢。”

    元光六年(前129),“匈奴入上谷,遣将军公孙敖出代,公孙贺出云中,李广出雁门,卫青出上谷。青颇斩首虏。”

    元朔元年(前128),“秋,匈奴入辽西,杀太守,入渔阳、雁门,败都尉。遣卫青出雁门,李息出代,获首虏数千级。”

    元朔二年(前127),“匈奴入上谷、渔阳,遣卫青、李息出云中,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遣校尉苏建筑朔方城。夏,募民徙朔方十万户。”

    元朔四年(前125),“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杀数千人。”

    元朔五年(前124),“遣卫青出高阙,公孙贺、苏建、李蔡出朔方,李息、张次公出右北平,凡十余万骑击匈奴,围右贤王,仅以身免。获禆王十余人男女万五千余人。还,即军中拜青大将军,三子皆封侯,诸将侯者六人。秋,匈奴入代,杀都尉。”

    元朔六年(前123),“春,遣卫青率公孙敖等六将军凡十余万骑出定襄,斩首虏三千级。还,休士马于定襄、云中、雁门。夏,卫青复将六将军出逾漠北,大克获右。”

    元狩元年(前122),“匈奴入上谷,杀数百人。”

    元狩二年(前121),“春,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击匈奴,过焉耆山,斩获甚众。夏,又出北地,过居延,获三万余级。匈奴入雁门,张骞、李广出右北平,骞失期,广为匈奴所围。秋,昆邪王以其众四万余人来降,置武威、酒泉郡,匈奴由是稍衰。”

    元狩四年(前119),“夏,卫青将四将军出定襄,霍去病出代,各万余骑、步兵数十万。青到漠北围单于,斩首万九千级,追至阗颜山乃还。去病与右贤王战,斩首七万余级,封狼居胥山而还。”

    元鼎五年(前112),“夏,南越相吕嘉反,杀其王及汉使者。秋,遣路博德等五将军五道击之。”“西羌反”,“匈奴入五原”。

    元鼎六年(前111),“冬,将军李息将十万卒击西羌,平之,以其地为五郡。”“秋,东越王余善反,将军韩说击之。”

    元封元年(前110),“冬,帝北巡上郡至朔方,登单于台,勒兵十八万,匈奴詟不敢出,乃入塞,罢兵归甘泉。”

    元封二年(前109),“朝鲜王右渠反,遣将军杨仆荀彘击之。”

    元封三年(前108),“夏,朝鲜王来降,以其地为四郡。”

    太初元年(前104),“帝闻大宛有善马,求之不得,使将军李广利将数万人伐大宛。”

    太初四年(前101),“春,大宛杀王母寡降,得马三千余匹而还。于是外国震恐,争遣使入朝贡,以窥汉之广大。上每巡狩,常从胡客,多为侈靡,以夸示之。”

    天汉二年(前99),“夏,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匈奴,斩首万余级。都尉李陵以步卒五千出居延与单于战,斩首万余级,力尽,降匈奴。”

    天汉三年(前98),“匈奴入五原、酒泉,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商丘成将二万人出西河,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

    以上是《稽古录》所记汉武一朝的主要对外战事,除了主要同匈奴作战之外,东西南北皆有征伐。从上述征伐看,既有遭受侵扰后的惩罚性出击,也有主动出击,耀武拓边。

    “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匈奴悲叹的歌声。

    捻出上述史料,并非是虚幻地陶醉于祖上的强盛,也并非为征伐厮杀唱赞歌,只是想证明,在汉朝强盛之时,“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确是被践行的事实。

    虽远必诛的前提是被犯,属于自卫反击。所以,汉武帝的多数征伐还是师出有名。动态的出征与静态的长城,都有保护农耕社会不被侵扰的用意在。

    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抗上看,汉武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主动出击的第一人。这种方针与惯例,到了汉元帝时还余绪尚存,还能充满豪气地喊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国力强盛是底气。

    国力强盛之后,便不再依赖脆弱的和亲来维系对外关系。不过,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毕竟给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损害。《稽古录》记载,“上亦悔之,下哀痛之诏”。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是中国历史上下罪己诏的第一个皇帝。

    从学术的角度,我一直在思忖,在《稽古录》中,司马光为何会不惜笔墨记载了如上之多“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事实?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司马光的时代,澶渊之盟后的宋辽虽然相安无事,但强大的辽朝矗立于北方,占据着燕云十六州的大部分领域,对宋人来讲,无疑是不小的心头压力。而司马光写作《稽古录》之时,又是宋与西夏的烽火刚刚熄灭不久。与西夏作战,宋军几次相当大的失利,也成为宋人抹不去的耻辱。过后的神宗朝,王安石开始拓边。司马光虽然站到了王安石的变法对立面,但在开拓疆土这一点上,则未必不与王安石相契合。《稽古录》中记载了大量“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事实,其实也折射了司马光对强盛汉朝的憧憬,对宋朝富国强兵的期待。

    “兵者,不详之器”。战争让交战者双方都造成大量牺牲,这是人类的悲哀。

     历史主义地看待古人,看待历史事件,不苛求前人要有今天的认识高度。

     不过,当国家间尚存利益、理念的纠纷,人类还不尽是谦谦君子之时,文虽可以化人,但保障依然还需要不详之器,需要强盛的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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