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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作为思想家的左丘明

(2014-08-11 17: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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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丘明

孔子

肥城

左传

思想家

分类: 学术杂谈

 

研究作为思想家的左丘明

杨朝明

(2014年6月25日)

 

非常荣幸能够来参加左丘明文化研究院揭牌仪式以及本次座谈会。在座的不少老师都是老朋友,也有令人尊敬的老先生。因为待会儿发言完了我还有个任务要赶到济南,所以我就无礼先说了。我先谈一点感想。

由于自己多年以来研究孔子、儒学与先秦历史文化,所以提到左丘明我就觉得特别亲切,因为从特定角度说,左丘明研究也属于孔子研究的一部分。说到左丘明,很多人马上就想到他是历史学家,所以人们称他为“史祖”,这当然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人们很少会想到,作为思想家的左丘明也许更值得认真研究。

1999年我带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其中有一位同学,所选定的学位论文题目就是“左丘明思想研究”。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当时,曾任南京大学校长,后来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的匡亚明先生主编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这套书很有价值,它集合了一大批优秀的专门研究者。开始时,该书有一百部,后来扩大到了二百部,从“中国思想”的角度选取历史人物,各为评传。然而,其中没有左丘明。

可是,在研究孔子和早期儒学、中国文化过程中,我们觉得“左丘明”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左丘明再世,我们去问一他本人:“左丘明先生,你是历史学家还是思想家?”我们甚至可以肯定地说,左丘明一定是想做“思想家”。非常明显,左丘明为什么作《左传》?他作《左传》是为“解《春秋》”的。

《春秋》为何而作?这问题实在简单又很重要。对孔子来说,《春秋》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是太高了。我们刚才“问左丘明”,那么我们可以再问孔子:“孔夫子,我们研究您的的思想,了解您的学说,您认为最重要的是哪部书?”我想,孔子肯定要我们读《春秋》、读《易传》。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像《论语》、《孔子家语》、《大学》、《中庸》、《孝经》之类,都成书在孔子以后。这些孔子遗说都是孔子弟子后学整理的,孔子或者也想不到他的弟子会在他逝世以后编辑《论语》、《孔子家语》等,但《春秋》、《易传》则不同。

孔子最重视的就是“六经”。诗、书、礼、乐是以前官学里面的课程,从西周时期开始,人们一直在学习诗、书、礼、乐。到了孔子,他又进行整理,出了定本。那么,《春秋》呢?孔子晚年的时候作了《春秋》,又作《易传》,这两部书实在重要!关于孔子和《春秋》的关系,孔子自己说得很清楚,就是:“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可见《春秋》对于孔子的意义之大。

孔子学术的重要特点,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他本人还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不像许多人那样厉害,有的喜欢创立一套一套的“理论”,热衷于创宗立派。孔子没有这样,他的文化观是“述而不作”,这是他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值得今人学习。在他看来,他以前的中国文化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了,所以他要做的,就是认真地融汇、继承,然后凝练、提升。所以,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不想进行空洞的说教,而是要通过对春秋时期鲁国历史的叙述,反映他对于历史事实的看法,从而在其中寄寓自己的政治思想,用事实反映自己的观念。所以,《春秋》在形式上是鲁国的历史,实际上则是他的思想。这实际也是整个中国历史学的优秀传统,孔子继承了传统,又强化了这个传统。

《春秋》过于简略,但是其中却有丰富的内涵,包含着孔子的是非、善恶、褒贬,此即所谓的“微言大义”。后人说:“春秋寓褒贬,别善恶。”有人甚至说:“《春秋》一字之褒,荣若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这个“《春秋》大义”太重要了,太厉害了,他通过属词比事,即不同的“用词”来表达他的意思。对于这一点,一般人不一定真的了解得很清楚,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春秋》五传”、“《春秋》三传”。大家知道,传下来的只有三传,另外还有《夹氏传》、《邹氏传》,只是他们没有定本或者限于口传,所以现在只有“《春秋》三传”。“《春秋》三传”里面,《公羊传》和《谷梁传》是直接解释《春秋》蕴涵的意义。《左传》则不一样,左丘明担心孔子以后“弟子人人异端”——肯定是这样,孔子以后的事实也证明的确是这样——于是作了《左传》。

孔子以后,儒家学派似乎有所分化。正如《韩非子》叙说“显学”之时所说,大家都以为自己是“真孔子”,直到现在学术界还有争论。例如,到底是荀子思想更继承孔子还是孟子的思想更接近孔子?荀子认为孟子也有问题,所以他批评孟子。这不,还真出现了“人人异端”的情况,或者说他们“各得圣人之一体”。左丘明就是担心不能把孔子思想保存完整,于是他作《左传》,即《左氏春秋》。不难看出,左丘明的《左传》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左传》价值之高,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现在有的高校博士招生,考先秦史研究方向的专门有一门课,就是《左传》,如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就是如此。如果没有《左传》,研究先秦史的资料就太少了。除了《尚书》、《逸周书》以及《竹书纪年》等,其他西周时期的资料很少,所以也不能不依靠《左传》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在追溯历史制度的时候。商朝历史主要有甲骨文,没有甲骨学哪有殷商史?以前,学术界甚至有所谓“春秋以前无史”的说法,甲骨文发现与研究以后,情况才得到改观。可以说,有了《左传》的记载,有了它的材料,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时期的历史才更生动,更清晰,所以《左传》的价值和意义非同寻常。从某种意义上,考“先秦史”考《左传》就没有问题,研究先秦史的人不可能不读《左传》。如果一个人没有或者不读《左传》,他说他是研究先秦史的,那肯定是个票友。

然而,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从《左传》写作到左丘明的思想世界”。说句不太准确的话:历代学人谁都知道左丘明作《左传》目的在于解《春秋》,但大都对作为“思想家”的左丘明习焉不察、视而不见。

刚才研究院揭牌仪式时,各位都提到了《左传》的文学价值、军事价值等,的确,《左传》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但左丘明的本意却是通过史实铺陈解说“《春秋》大义”。那么我们回头看,孔子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春秋》里面的具体地方,孔子为什么“褒”?为什么“贬”?为什么是用这个词而不是用那个词?孔子通过历史的记述寄寓政治理想,昭示后人,让后人去研究、去思索。左丘明非常了不起,关键的原因就在这儿。

当然,现在有很多人不了解,他们疑惑了,他们在想《左传》的材料从哪儿来的?他们想不通,于是就怀疑。在长期的“疑古思潮”盛行时期,许多人的怀疑恐怕就是因此而起。其实,那时的文化已经发达了,不像我们今天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落后。我们如果看看《周礼》,《周礼》里面有一个职官叫师氏,师氏是干什么的呢?《周礼》说师氏“以三德教国子”,哪“三德”呢?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由此而“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在这些记载下面,有一句很重要,就是:“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

师氏“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之弟子”,他随从“王”的左右,而且“王举则从”,参加各种活动,掌握邦国中的各种事情。那时候,邦国很多,各个邦国里面出现一些事情以后,当时就有师氏记录下来,记录之后还对这个事有一个判断与评定,对这个事情是否该这样、该怎样之类作出评论或感想,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合理还是不合理的认知。

所谓“掌国中、失之事”,这个“中”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中”。现在,河南那边常常说“中”、“不中”,所谓“中”,就是合理的,“失”就是“不中”。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在讲求“中”。《尚书》中说到了“人心”和“道心”,这就是被后人称为“十六字心传”的那个说法,那个说法真的很了不起!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儒家所说的“中道”,都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我们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我们需要在“自然性”和“社会性”之间把握好。一个人把握得好,就叫“允执厥中”。周代,如果邦国发生事情,就要记录这些事情,评议这些事情,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弟子”,原来,国家里的孩子们、年轻人就学这些东西,通过对这些事实的理解和认知,逐渐培养一种情感,产生一种是非标准,从而了解哪些是“中”,哪些是“不中”,进而知是非、明曲直。这些材料各国都有,左丘明不论是作《左传》,还是撰《国语》,其中的材料可能就是这样来的。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左丘明多么了不起,他作为史官,把这些材料搜集整理记录下来,用它阐释《春秋》。

孔子曾说他与左丘明同好恶,反过来,左丘明肯定也认为自己是与孔子同好恶的,不然的话,他为什么通过史实的铺陈来解释《春秋》呢?在《左传》里面有许多明显属于解释《春秋》的话,就是在叙述完一定的事实以后有“故曰…”之类的句子,实际就是“故《春秋》曰……”的意思,即是说“所以《春秋》是这样记载的”。

那么,我们还可以问:孔子到底为什么作《春秋》?孔子作《春秋》,他是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表达自己的一种是非观念,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认知。那么,左丘明就希望能够正确地把孔子的思想更好地阐发开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作为思想家的左丘明,其价值和意义更大。

很多人认为左丘明是历史学家,而没有注意到他的思想的意义。其实,左丘明要是没有深刻的思想才怪呢!咱们中国传统学术有“义理”、“辞章”、“考据”三途,现在我们一般称之为“文”、“史”、“哲”,文学叫“辞章” ,“考证”属史学,“义理”是哲学。其实,如清儒所说,这三者就像是一棵树,“义理”其根也,“实证”其干也,“辞章”则其花叶。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粗壮的树干,一个繁茂的花叶,如果没有发达的根系才怪呢!而左丘明呢,我们看到的是以史的形式表达出来,他的“根”虽然我们读得不明显,但是他深深地扎在那里,所以“义理”其根也,左丘明一定有其深刻的思想。

总之,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左丘明文化研究天地非常广阔。我们也可以说,左丘明文化研究在很大意义上和孔子文化研究目标高度一致,内涵高度协调,所以,我觉得左丘明研究院真是天地广阔、前途远大。

说到这里,我要祝福咱们左丘明文化研究院,祝福肥城市。左丘明文化研究院要研究肥城市的历史文化,我刚才在致辞中也提到,除了左丘明以外,孔子最了不起的弟子——当然孔子的弟子很多——但是有子很不一般。如果打开《论语》,大家能不能想象得到,有子的地位竟然那么特殊!大家想:为什么《论语》开篇的第二章就是“有子曰”?

孔子去世以后,孔子的弟子没主心骨了,怎么办呢?大家就推出一个人来,推出来代替老师、填补真空。大家推的是谁呀?推的是有子。为什么推有子?孟子说有子“似圣人”,但司马迁误解了,司马迁认为他长得像圣人。其实宋代人已经辨析清楚了。宋代有一个人叫王十朋,他专门解释了有子“似圣人”的问题,认为孟子所说不是有子说长得像圣人,而是他在思想上非常接近孔子。

在《学而》篇中,除了第二章的“有子曰”,下面还有一句“有子曰”,即“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一句也十分重要!“和”当然重要,所以“礼之用,和为贵”。但是,“和”不是无条件的,不是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都要“和”。也就是说,丧失原则而换取“和”,就是不可取的。孔子反对“乡愿”,主张“中和”、“用中”、“中道”,有子这里关于“和”的说法很得孔子思想之精髓和要领。现在看来,在孔子逝世以后,大家公推有子替代老师而“师事之”,看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原来不知道,现在知道有子竟然也是肥城人,有子和左丘明都与孔子直接相关,研究他们二人也是研究孔子的一个重要途径。看来,研究孔子,常到肥城来是合适的。

 

        【本文为作者在“左丘明暨肥城历史文化研讨会”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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