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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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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八派”的再批判》序言

(2013-08-12 07:23:14)
标签:

儒家八派

郭沫若

韩非子

分类: 书评序跋

 

宋立林博士《“儒家八派”的再批判》序

                                    杨朝明

 

宋立林博士的著作《儒家八派的再批判》即将出版,作为他的硕士、博士指导教师,我十分欣慰。近十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切磋琢磨,尤其留意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儒学研究。立林踏实向学,有处有率,孜孜不倦,在孔子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流连徜徉,多有心得。本书是他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的加工整理,包含了他近年来的一些思考成果。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先生出版了他有名的《十批判书》,该书以“儒家八派的批判”为题,首次就《韩非子·显学》所说孔子以后“儒分为八”的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这实际是对孔子以后以及战国时期儒学传承的学术历史进行探讨。时间过去了七十年,在郭先生之后对早期儒学问题进行“再批判”,进行系统研究、理性反思十分必要,而且条件已经成熟。

顾名思义,立林此书的选题,也是对郭沫若先生研究成果的“再研究”。今天看来,在“儒家八派”研究方面郭先生有开创之功,但他也留下了许多问题。正因如此,许多学者或有意或无意、或综合或专题研究“儒家八派”问题,但仍有很多、很大分歧。该研究属于学术史、思想史范畴,本书所谓“再批判”,当然同时更是对早期儒家学术史的进一步探究,是本于分析、批评、判析之意义的反思性、批评性探讨。

事实上,《韩非子》所谓“儒分为八”很可能只是孔子以后早期儒学分化的大略,不可信据为早期儒学传承的完整历史。在韩非看来,那时儒学和墨学虽已成为“显学”,但不过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而已。他认为,孔、墨后学“取舍相反不同”,却皆自以为“真”,既然孔、墨不可复生,那么就很难“定后世之学”?在这里,韩非的逻辑十分简单。他曾论证说:鲁人从君战,三战三败,其原因便在于孔子倡孝,因为家有父母,身死难养。所以他得出结论说:“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今竟闻言,抗战时期汉奸很多乃根源于儒学造就的国民性,不知这番高论是否受到了韩非的启发?也正是在这一逻辑下,韩非认为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仁之不可以为治”。可见,今人如果希望韩非等人能够从儒学的“真义”或“内在精神”出发进行学术论说,实在很难!

如果转换角度,《韩非子》中的相关言论也可作为儒家学术研究的参照。比如,韩非把“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相提并论,说明二者有许多共同之处,通过分析“墨离为三”,或可为理解“儒分为八”提供旁证和参考。学术界考察“墨离为三”问题,发现墨子后学的分化切合了当时的历史,具有明显的“历时性”特征。另一方面,墨家后学虽有分化,他们都依然师宗墨子,或者说,墨家各“派”之间虽然相互菲薄,互相批评乃至攻击,但他们高高举起的仍是墨子的旗帜。这对考察“儒分为八”问题都具有启发意义。

“儒分为八”等同于“儒家八派”虽无大错,但必须承认它与现代意义上的所谓“学派”还是有区别的。正如《荀子》“非十二子”时也一样批评子思、孟子、子张、子夏、子游等人,却并不妨碍包括荀子在内他们都是儒学中人。这就像《庄子·天下篇》等文献说到“百家之学”,或许“儒分为八”说成“儒学八家”更为合适,因为《韩非子·显学篇》可能仅仅是就在学术思想上标旗立帜的特定角度进行论说的。

孔子以后,儒学肯定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在传承孔子学说过程中,各家各派的看法虽有不同,但他们也都以孔子思想的真正传承者自居,这是博大精深孔子思想传承中的正常现象。只要回顾儒学的传承发展历史,就会发现不仅在战国时期,即使整个传统中国的历代儒家学者,又有哪一个不是在“宗师仲尼”?可以肯定,孔子去世后到战国时期,儒学的传承状况是复杂的,“儒分为八”问题关系到孔子弟子、再传弟子等几代孔门后学,涉及到能否对那时期的儒学演变、发展状况进行正确解读。

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国的学术史经历了宋代以来以“捍卫儒道”为指归的疑古和近代以来以“摒弃传统”为表现的疑古两个时期,尤其后一阶段的所谓“疑古辨伪”,给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造成了极大混乱,诸如不明古书传流规律、静态观察古书形成、怀疑古书记载、后置文献年代、颠倒文献先后顺序、误判古书学派属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本书的研究中,立林能够清晰地认识中国学术发展的这一实际,充分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广征博引,无徵不信,实事求是,不主一家,实属难能可贵!

传统学术问题的研究要取得成绩,不能不依赖新的方法与研究视角,更要基于新的材料。郭沫若先生曾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这当然属于至理名言!但是,正如本书已经指出的,实际情形却令人深思,因为最主张辨别古书的学者反而出了很大的偏差,疑古派学者在这方面犯下了太多的错误!

值得欣慰的是“地不爱宝”,大量的出土材料无情地改变着长期占据人们头脑的“疑古”观念,诸如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竹书以及陆续公布的“清华简”,给早期儒学研究领域的许多方面提供了新的材料,使人们已经可以重新思考,对一些学术问题作出时代性的总结。在本书中,无论是对孔子以后儒学早期传承总的研究,还是对“儒家八派”和其他代表性儒者的个案研究,都是基于对出土新材料与传世文献的认真梳理与综合分析。

在宋立林之前,我曾指导一位硕士研究生初步研究这一问题,了解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只是在研究深度上还有待开拓。立林对这样的研究状况有详细了解和准确把握,他知难而上,由此而确定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他认真总结反思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树立正确的学术观念,正本清源,综合审视,系统阐发,希望将早期儒学研究置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中,实事求是地对孔子思想学说的早期传承做出自己的研究。

如果把早期儒学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中,更能够彰显出“儒分为八”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我相信,立林肯定会在这一领域继续钻研,拓展视野,将研究深入下去,为学术界奉献更多更好的成果!

 

                                                杨朝明

                                       壬辰年除夕于孔子故里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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