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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梦周公”的历史解读

(2011-05-09 15: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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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梦周公

周公

儒学

鲁国

礼乐文明

文化

 

 

孔子“梦周公”的历史解读

 

杨朝明

 

在中国几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孔子是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的人,用钱穆先生的话说,是他指示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建立了中国文化的理想。如果追问对孔子学说影响最深、贡献最大的人,当然就是周公。孔子曾经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他说自己衰老得太厉害了,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孔子对周公可谓魂牵梦绕,以致后人尊孔子为“至圣”,而以周公为“元圣”,周公对孔子的影响至切至深!

 

一、孔子“梦周公”与梦文化

 

关于传统,西方有学者分出所谓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1956年),认为大传统是指知识分子及精英创造的、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小传统是指民间创造及在民间传递的文化。在中国,孔子儒家的思想学说属于大传统,例如“礼”的规范之类,而民间社会的“俗”则属于小传统的范畴。“礼”与“俗”是相对的概念,都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二者相互转化,相互影响,经过千百年的流变、融合,形成很多有趣的文化现象。

与孔子“梦周公”相联系的是,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影响不小的梦文化。梦,作为人在睡眠中某阶段意识状态下自发性的心理活动,它属于人的正常心理现象。在典型的夜睡中,梦境在睡眠的各个阶段循环出现。也许是孔子“梦周公”的缘故,也许殷末周初时已经有不少关于文王、武王、周公梦境的记录,后世竟然出现了 “周公解梦”之说。

据记载,文王、武王就曾经谈论“梦”的问题。例如,《礼记·文王世子》记载说:“文王谓武王曰:‘女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女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文王说自己转移给武王三岁寿命,自不可信。但它记载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其影响之大自不待言。

据《周礼》记载,周代春官宗伯有“占梦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其中还有六梦说,将梦分成六类:正梦、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后人也有不少研究人的梦境,如明代有人集历代诸家梦说,将梦分成九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殷商末年,政治动荡,文王、武王都曾经谈论“梦”的问题,《逸周书》就有不少这样的篇章。如《程寤》篇,记载文王在程地时,太姒梦商庭生棘,惊以告文王,文王以为是吉兆,于是召太子发拜吉梦;《文儆》篇中,文王疾,告梦,惧后祀无保,告太子发民之多变,命其敬之;《寤儆》篇则记载武王梦见灭商的计划泄露,自己被梦境警醒,深以为忧。周公劝导武王说:“天不虞周,惊以寤王,王其敬命!”他鼓励武王,说这是上天为了让他居安思危。《武儆》篇则记载武王告梦,遂命召周公旦立后嗣,属太子诵文及《宝典》。

上述梦境在《逸周书》的记载名称多以“寤”、“儆”为名,所谓寤,就是觉时道之;所谓儆,则是使人警醒,不犯过错。这些记载很有价值,因为从这些事实中不难看出,文王、武王、周公正处在由夏商“尊命”、“尊神”向西周“尊礼”文化的过渡时期,已经不同程度地开启了人文思潮和理性主义的大门。尤其周公,他的论述,已经十分注重社会现实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就整个商周时期而言,占梦作为一种预卜吉凶的方术也曾经十分流行,它属于宗教的领域。《周礼·春官宗伯》中的“占梦”之官负责占梦,而周公应该是周初宗教的首脑。在周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形象,一种是善于占卜的“大巫师”,一种是制礼作乐的政治家、思想家。这两种身份和形象,在那个时代集合于周公一人是十分正常的。

事实上,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恰恰是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周公。作为“大巫师”形象的周公只不过是历史的“孑遗”。不过,这种占卜、解梦的形象最终作为方术渗入民间,成为小传统的一部分。而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周公,则影响了后来的孔子和儒学,奠立了中国文化的大传统的基础。

历史上,所谓的“著名梦境”还有很多,比如文王梦熊、庄生梦蝶、黄粱一梦、梦笔生花、江郎才尽、南柯一梦等等。而所谓《周公解梦》,不过是流传在民间的解梦之书,乃是后人借周公姬旦之名而著。书中列举种种梦境,并对梦预测吉凶,它与其说是解梦书,不如说是解梦词典。孔子生于乱世,凝念注神,日思周公之德,夜即梦之,这属于后人所谓“意精之梦”。周公成为后世占梦文化的形象代言人,不能不说是梦文化与孔子结缘的结果,的确是“大传统”和“小传统”交互影响的结果。

 

周公及其历史功绩

 

1934年,历史学家夏曾佑先生在所著《历史教科书》中曾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孔子是东方圣哲。周公处在黄帝与孔子之间,是中华礼乐文明的奠基人。

作为周朝江山社稷的奠基人,周公辅国安邦,创立典制,制礼作乐,其稳定和巩固周王朝统治之功彪炳史册。然而,由于文献阙如,后人又理解不一,使周公事迹显得模糊不清,再加之上个世纪儒学地位的沉降,对许多现代人来说,周公这位伟大的圣贤居然还是一位比较陌生的人物。但披沙拣金,透过材料记载,还可以看到历史的真实,探寻出周公事迹的真相。

周公,姓姬,名旦。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当年,周公在谈到自己的这一身份时,曾说“我于天下亦不贱矣”。周公的身份岂止“不贱”,事实上,他是当时地位最为尊贵的人。

周公姬旦之所以被称为“周公”,是因为周朝以周原这块周人龙兴之地为其采邑。采邑与封地相近,受封者可以享受采邑的租税。在周族发展历史上,周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直到后世,他们的子孙依然眷恋着这块土地。这支姬姓部族的人居住在周原,从此,他们就被人称为“周人”。后来以这里为周公采邑,也可以看出周公在周朝的特殊地位。

在周文王的儿子中,周公与武王为同母兄弟,他们都是太姒所生。太姒的儿子共有十人,《左传》中说“武王之母弟八人”,加上武王兄伯邑考及武王本人,恰为十人。文王诸子中,最有资格继承周文王位置的当然是伯邑考,但文王时他作为人质在殷纣王那里,竟然被残暴的殷纣王活活烹杀。伯邑考早死,文王次子姬发便取得了嫡长地位继承了王位。在同母兄弟中,周公排行第三。除了即位为王的武王姬发,周公的地位就最为尊隆。据记载,在同母兄弟之中,武王发和周公旦最贤,他们是文王的左膀右臂,共同辅助文王。

周公的恭顺与谨慎是有名的,他独处时都非常严谨,后人形容他连夜里走路都注意自己的影子要正直。周公年轻时便渴求上进,十分谨慎地结交朋友,注意学习别人的优点。他想要兼学历代圣王,实践他们的勋业。他常常反复思考,甚至夜以继日,想通了便付诸实施。周公的切实努力,使他具有了出众的天赋和秉性,周公自称“巧能”,说自己“多材多艺”(《尚书·金縢》),周武王说他“大有知(智)”(《逸周书·度邑》),称赞他富于智慧,后来孔子也对“周公之才之美”(《论语·泰伯》)倍加赞赏。

周公德才兼备,一生辅国安邦。在翦灭商朝的过程中,周公是武王的得力助手。在文王去世以后的七、八年中,周公尽心竭力,在武王需要的时候,他往往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及对历史与现实的敏锐洞察力,为武王出谋划策,献智出力,辅助武王顺利完成了灭商大业。

克殷之后第四年,武王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使得周朝的局势变得复杂和危急起来,周公也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武王去世后成王即位,但成王年幼不能主政,周公作为辅相,以冢宰的身份摄政,辅助成王,全面应对和处理方方面面的事务。他殚精竭虑,日理万机,但换来的竟是恶语中伤,他的弟弟管叔、蔡叔等人制造谣言,连召公奭也怀疑起来。成王年龄小,对辅助他的叔父也信不过。殷商旧势力趁机联合管、蔡发动叛乱。为此周公不得不做大量工作,以争取信任。并毅然调动大军,亲自率军平叛,消除了武庚以及管、蔡等“三监”的祸患,又率军大举东征。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终于彻底稳定了东方。

为进一步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周公进行了大分封,将宗室懿亲分封到各战略要地,以王室重臣、近亲把守要塞,作为王室屏藩,周公前后封建的诸侯国家有71个。周公又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东),修建王城(今洛阳市内),还将殷遗民迁到洛邑,驻军加以监守。洛邑和王城作为周的东都,用以统治东方,被称为成周。周公还着手建立了周王朝的一整套典章制度,使周王朝的政治统治彻底走上正规。他辅助成王,摄政七年,周王朝的统治彻底巩固下来。成王即位七年之后,已经可以独立处理政务,周公于是把政权正式交还给成王。

周公在成王初继位时暂摄国政,经略天下,对稳固周朝统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基本概括了周公的主要历史功绩。周公归政之年的岁末,成王对周公的辛勤于王室念念于怀,于是在洛邑举行了封命“周公后”(《尚书·洛诰》)的仪式,将周公之子伯禽分封到泰山之南,建立了鲁国,周公也就成了鲁国的始祖。

归政成王之后,周公依然极受尊敬。成王十一年,周公在丰地去世。周公病危时,他希望自己死后葬在成周,以表示不敢离开成王。周公去世后,成王心存谦恭,把周公埋葬在毕(今陕西咸阳北),随周文王墓葬,以表示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为了褒扬周公之德,成王还特许鲁国在祭祀周公时用周天子的礼乐。

 

三、周公与鲁国文化

 

在陕西岐山、河南洛阳、山东曲阜,都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周公庙,自西向东的这三处周公庙,自然都是为了奉祀周公。周公食采于周,故有岐山周公庙的建立;洛邑为周朝统治天下的中心,周公辅佐成王“定鼎洛阳”,周公庙大殿即被称做“定鼎堂”,象征着周人取得天下。

相比之下,曲阜周公庙却从两方面使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第一,周公被后世尊为“元圣”,追封为“文宪王”。周公庙为“文宪王庙”,其大殿为“元圣殿”,周公庙棂星门内两侧石坊分别是“经天纬地”、“制礼作乐”,都是赞颂周公的丰功伟绩;第二,周公是鲁国的始祖,鲁国是周公的封国。曲阜的周公庙因此又被称为“鲁太庙”,其中还以鲁国历代国君从祀周公。

在西周初年的分封中,鲁国是众多邦国中的一个诸侯国,但它却是非同寻常的一个封国。鲁国是诸侯中的“望国”,乃是姬姓“宗邦”。之所以如此,当然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周朝灭商以后,周武王曾经分封功臣亲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时期的分封还带有明显的“褒封”性质。武王分封时,周公被分封在鲁,初封时的鲁国可能在今河南鲁山。不过,周朝初年形势复杂,辅国大事更为重要,《史记》所说“伯禽代周公就封之鲁”,其地可能乃指河南鲁山。但无论如何,鲁至少名义上为周公封邑。

周公东征以后,原来的政治格局被打乱,周公摄政时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分封。《今本竹书纪年》记载说:“成王……八年春正月,王初莅阼亲政。命鲁侯伯禽、齐侯伋。迁庶殷于鲁。”这与《尚书·洛诰》所说正相印证,《洛诰》中说:“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纪年》中的“命”字多是“分封”的代称,这是鲁国分封具有确切时间的重要材料。

根据清代学者的解释,《尚书·洛诰》下文中“惟告周公其后”、“王命周公后”皆是指封命伯禽。“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则是“言四方虽进于治,犹未定尊礼功臣之事,亦未能抚循公之功绩”。以此观之,封建鲁国事迹就是尊礼周公、抚循周公的功绩。

鲁国此次分封之地在“少昊之虚”曲阜,真正意义上鲁国的第一代国君自然是伯禽。伯禽以“周公后”受封于曲阜。伯禽受封在“少昊之虚”,一个重要目的是大启周公之“宇”。《诗·鲁颂·閟宫》曰:“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史记·货殖列传》称:“泰山之阳则鲁”,有人曾对鲁穆公说:“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龟曰:作邑乎山之阳。贤则茂昌,不贤则速亡。”(《说苑·至公》)这里的“山”乃指泰山,“山之阳”即泰山之南。如果《说苑》的说法可信,那么始就封于曲阜者虽然是伯禽,但城邑的选择还是周公卜定的。

周公对伯禽要求十分严格,这在周公教育弟弟康叔、侄子成王时也能够看得出来。周公教育成王,也往往借机教育伯禽,有时又借教育伯禽以戒成王。武王临终前,托付周公辅佐成王,希望“克中无苗,以保小子于位”、“维中是以,以长小子于位”(《逸周书·五权解》)。所谓“克中无苗”,就是做到适中无邪;而所谓“维中是以”,则是唯中是用。周公以“世子之道”教育成王、伯禽。《礼记·文王世子》记曰:“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关于周公教子,《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荀子·尧问》、《论衡·遣告》都有记载,周公对伯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训导和教育。

周公首先教育伯禽要注意礼贤下士,具备谦德。据《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曾经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自己身份高贵,但为了接待来访的贤人,甚至洗头时多次束起头发,吃饭时数次放下饭碗,吐出口中的食物。《尚书大传》还记载了周公以自身经历与体会训诫伯禽。正因为他能够敬重来求见的人,所以隐居山林的贤者都出来了。周公所言,无非是为了让伯禽能够任贤使能,治理好鲁国。

伯禽到鲁国后,勤奋努力,利用自己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优势,对当地“商奄之民”的风尚进行了变革。《史记·鲁周公世家》记曰:“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伯禽对当地固有习俗进行了改革。伯禽受封时,周室为鲁国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鲁国居于殷商故地,于是他们便因其风俗,开用其政,而疆理土地时用周朝的制度。周室还分给鲁国“殷民六族”,使之“职事于鲁”。这样,伯禽一支所带来的周文化与殷遗民及当地土著固有的文化相互交汇、影响,共同形成鲁国的文化。

鲁为周公的封国,鲁国初封时因此受赐丰厚,相对于他国来说还得到了不少特权,鲁国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也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材料综合考察,这种记载是可信的。周王室的职官“宗伯”、“太宰”、“大司徒”等,鲁即有之。如“宗伯”,在周王室中,他是掌握礼仪之官,这也是周王朝的重要官职。其他国家只称“宗”或“宗人”,有“宗伯”之称的只有周王室和鲁国。鲁国初封时,特许鲁国享有天子礼乐,因而像祭祀之中的禘、郊、大雩等“重祭”礼仪,本为周天子独用,而鲁国也得以拥有这些“殊典”。之所以如此,正如司马迁所说:“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周室对鲁国的祭祀十分重视,作为姬姓宗邦,鲁国掌祭祀者称为“宗伯”便容易理解了。

鲁国受封的同时或稍后,周王室在东方又分封了一些小国,这些小国有的就是鲁的附庸,有的则以鲁国为“宗国”。春秋时期,王室衰微,礼坏乐崩,但许多小国依然纷纷朝鲁,还至鲁观礼。鲁国较完整地保存着周礼,并且周代的礼乐传统深深影响了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左传》襄公十年说:“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宋国保留的自是殷礼,鲁国保存的则是典型的周礼,即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时人视礼为国家的根本,周礼似乎是周王朝统治的象征,因此,鲁国作为宗周东方代表的形象更加突出。

春秋时期,“政由方伯”,但在诸侯国会盟等的班次上,鲁国却位居前列。《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周之宗盟,异姓为后。”鲁既为姬姓,又为周公之裔,故在诸侯位次序列中有“班长”(《国语·鲁语上》)之称,在会盟中为班次之长,被列为首席。例如,春秋初年齐遭北戎侵犯,齐向各国求助。战后答谢诸侯,在馈送粮饩给各国大夫时,齐国人请鲁国按班次代为分派;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时,在各会盟国进行的歃血仪式次序上,除主盟的晋国外,鲁也被排在各国的最前面。既然周室对鲁国寄予厚望,把鲁国分封在商奄旧地,那么,在推行周代礼乐制度时,有“望国”地位的鲁国也就不能不以表率自居了。

鲁国为东方的宗周模式,担负着传播宗周礼乐文明的使命,如在周王朝治国政策的贯彻上,鲁国即堪为典范,周公的保民思想、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等都似乎在鲁国当政者身上有明显体现。当然,说鲁国为“宗周模式”,绝不是说鲁国完全排除其他的文化因素,使鲁国全盘周化,而是在政治统治上为周王朝的东方代理人,在鲁国上层贵族中完整地保存着周代礼制。

 

四、孔子“取法”周公

 

孔子时代,许多周代典籍记载尚在,孔子比今天的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周初历史。当年,鲁哀公向孔子问政时,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礼记·中庸》)所谓“文武之政”,自然包括周公之法。何为“方策”?方,版也。策,简也。这里是说文王、武王的政治主张与措施,都在木板或竹简上记载着。周初的历史记载,春秋时人还可以见到。《中庸》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说:“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法,即法则、做法。不难察见,孔子一定十分重视周初文献,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条件可以“法则周公”。

孔子年轻时“入太庙,每事问”,对此,《论语》中《八佾》、《乡党》都有记载。古代开国之君称太祖,太祖之庙称太庙。这里的“太庙”指鲁国周公之庙。孔子自称“学而知之”,对于自己不懂的礼制、礼仪、文物,以实事求是、虚心求教的态度待之,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最终成就了博学知礼的孔子。

孔子还实地学习考察,曾经到当时的文化中心东周洛邑参观访问,《孔子家语·观周》篇专门记述了相关情况。这一次,孔子在洛邑参观游历了国家重要政治文化设施,流露出对周朝政治制度的无限向往,极大地增强了他对周公的倾心仰慕。他除了“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他喟然叹息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

在参观周的明堂之时,孔子看到四个门口的墙上分别画有尧舜和桀纣的肖像,各有善恶不同的形状,以及有关王朝兴盛与灭亡的诫语。孔子还看到周公辅佐成王,抱着年幼的成王背对屏风,面向南接受诸侯朝拜的图像。孔子对“周公之圣”感慨良多,他徘徊观望,对跟从的人说:“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

《论语》中还直接记载了周公的言论,这些应该是孔子经常引用的周公的名言。如《微子》篇记载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这是用周公之言说明执政者应该如何选拔人才,意思是君子不应该离弃自己的亲人,不让大臣怨恨得不到任用。老朋友、旧相识如果没有大的错误,就不要放弃他们。不要要求一个人具有所有的才能。这些,在孔子思想学说中都有体现。

孔子十分重视为政治国之人的德行与榜样作用,他推尊圣王“化成天下”的力量。如《孔子家语·致思》篇中孔子说,能称王的人就好像万物生长的季节一样正确,他认为,文王有王季历做父亲,有太任做母亲,有太姒做夫人,有武王、周公做儿子,有太颠、闳夭做大臣,所以他的根基很好。周武王首先使自身有了很高的修养,然后使自己的国家得到好的治理,天下得到好的整治,由此讨伐暴虐无道的国家,惩罚有罪的人,所以自身一动功业就能建立。因此,孔子说:“春秋致其时而万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万民皆治,周公载己行化而天下顺之,其诚至矣。”对周公的赞美溢于言表!

孔子有一句名言,这便是《论语·学而》所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所谓“无友不如己者”,就是不结交没有品行的“不仁”之人。其实,这句话也来自周公。《吕氏春秋》引曾子《制言》曰:“吾不仁其人,虽独也,吾弗亲也。故周公曰:‘不如吾者,吾不与处,损我者也。与吾等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吾所与处者,必贤于我。’” 按照刘宝楠《论语正义》的说法,“不如己者”即不仁之人。周公、孔子的本意都是远离缺乏仁德的人。

孔子对周公事迹以及“周公之制”非常熟悉。例如,《孔子家语·冠颂》记孔子谈论天子、诸侯的冠礼,其中说:“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摄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见诸侯,亦(当为‘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颂……此周公之制也。”

据《孔子家语·正论解》,鲁国的季康子想以井为单位征收赋税,派人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说自己不懂这些。孔子弟子冉求被派去问了好几次。孔子对季康子违礼的做法很不满意,他没有正面回答,私下对冉求说到:先王确定土地制度,后人应当自觉遵奉。君子的行动必须合乎礼的要求,施与要力求丰厚,做事要适中把握分寸,征收赋税要尽量得轻。如果这样,以丘为单位征收赋税也足够了。如果不按照礼的原则做事,贪得无厌,就算以田为单位征收赋税也不会得到满足。所以孔子特别说:“子孙若以行之而取法,则有周公之典在。”“周公之典”是周公后世子孙行事的法度,孔子认为,如果想违背法度行事,那么随意而行就是了,何必要来询问呢?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这就是孔子对待“女子”的态度。《论语·阳货》记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传统上,人们以此章是孔子告诫世人要修身就必须去谗远色,而今,人们对该章的理解仍有颇多争议,不少人以之为孔子“轻视妇女”的铁证。其实,孔子斯语,包含了“女子难养”和“小人难养”,而在《尚书》、《逸周书》中都有“小人难保”一语,所谓“保”,《说文解字》明确说:“保,养也。”“小人难保”即“小人难养”。这里的“小人难保”对正确理解孔子的话很有价值。

《尚书·康诰》记周公告诫康叔之语曰:“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当时,周公刚刚平定管叔、蔡叔与殷人勾结的叛乱,《康诰》就是这种背景下对被封于卫地的康叔的嘱告之辞。这里,“小人”指百姓、小民。孙星衍疏引《释诂》云:“保,康,安也。……小民不易安也。”小民不易安,应当在治理时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因为“天威之明,惟诚是辅”,在民情中可以得到应验。欲安其民,就应当尽心尽诚,而不能苟安逸乐。总之,因为“小人难保”,就应当重视“小人”的力量。《逸周书·和寤解》记周武王的话说:“呜呼,敬之哉!无竞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难保。”与周公一样,武王同样也是要求重视百姓。这里说因为“小人难保”,故应“惟事惟敬”。这正是周人传统的“敬德保民”思想的体现。不难理解,孔子强调“小人难养”,也一定是秉承周人的牧民思想,针对各层各级“养民”者(即所谓统治或管理者)而说的。孔子思想与文王、武王、周公等一脉相承,由周初文献可知,孔子说“小人难养”不仅不含有轻视“小人”的意义,反而反映出他对这一群体的重视。

五、周公奠基儒家学说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不仅奠定了周王朝八百年基业,把我国的古代文明推向新的巅峰,而且还是中国儒学的先驱,被后世尊为儒家“元圣”。他的“敬德保民”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儒家学说的基础。《淮南子·要略》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汉儒扬雄在《法言·学行》中也说:“孔子,习周公者也。”清楚地指出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与周公思想的直接联系。正因如此,后世称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为“周孔之学”或者“周孔之教”、“姬孔之教”。

在社会关系激烈变动的春秋末年,孔子“崇周”,向往“郁郁乎文哉”的“周公之治”,他孜孜以求的便是周公的事业。在孔子心目中,周公是最为令人敬服的古代圣人,他甚至常常“梦见周公”。孔子后学也都推崇周公,如孟子常提到周公,把周公与大禹、孔子相提并论;荀子认为周公乃“大儒之效”,他的作为“非圣人莫之能为”。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尧、舜、禹、汤以及文、武、周公思想是儒学体系的主要来源。唐朝韩愈以后的儒者在排列“道统”时,总是自尧、舜到周、孔相续相连。不过,尧、舜、禹、汤时代久远,文王、武王集成于周公,对孔子和早期儒学影响最大、最直接者还是周公。

周公去世后,鲁国建太庙奉祀周公。鲁人自不忘祖述“先王之训”,追忆“周公之礼”。唯其如此,后人才赞叹周礼尽在鲁国。鲁地本来就有极其深厚的文化积淀,鲁国建立后,周人又以此为经略的重点。鲁国因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而成为周代的“文物之邦”,儒家孔子之学则由于鲁为“文物之邦”而兴而盛。明人陈凤梧《元圣文宪王像赞》曰:“天生元圣,道隆德备。制礼作乐,经天纬地。上承文武,下启孔颜。功在万世,位参两间。”清朝乾隆帝手书曲阜周公庙周公像对联则曰:“官礼功成,宗国馨香传永世;图书象演,尼山统绪本先型。”孔子之学导源于周公,难怪汉代以后的人常常“周、孔”并称,“周孔之学”几乎成为儒学的代名词。

周公的顺天应时思想对儒学影响很大。《逸周书》集中体现了周公的天命观以及政治主张。周人“受命”,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接受了天命,即天命已经转移到了周人这里。周公看清楚了历史大势的发展变化,多次说到“天命”、“天道”,他希望“顺天”、“敬命”。《逸周书·小明武》篇说:“凡攻之道,必得地势,以顺天时。”文王就十分注意循时而动,武王与周公论及文王之政时还谈到“务在审时”。周公也常常说到“时”、“势”等概念,这其实也是周公天命观的体现。周公讲“顺天得时”,又讲“时候天视,可监时”,是说应当顺势发展,遵从上天的昭示。他反对不顺应时势的做法,认为应当“明势”,应当“应时作谋”,反对逆“时”而动。包括孔子在内的原始儒家,恰恰十分主张“时变”,“时中”,与时偕行,反对“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儒家主张在变化了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这是其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

儒家仁的思想也与周公密不可分。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不仅从方方面面论述“仁”,主张为仁行仁,而且希望整个社会都相互仁爱,上下协调。在研究孔子时,学者们都能看到孔子思想的这一特征,但由于种种原因,却忽略了孔子这一思想的源头。据《周书序》,《宝典》为武王告周公以仁德为宝而作,此篇应该属于武王之政的重要典籍。它通过武王与周公的对话,讲述了所谓“四位”、“九德”,讲述了所谓“十奸(干)”、“十散”,还讲述了所谓“三信”。武王与周公在往返对话中多次说到了“仁”。这些内容涉及到王者修身、择人、敬谋、慎言的原则,重点讲信、义、仁,而其落脚点在于“仁”。从文王到武王,由武王而周公,再由周公到成王,他们谈论“仁”,重视仁德,可谓一以贯之,《宝典》篇之被称为“宝典”,可谓名副其实。当然,孔子仁的思想内容或与《逸周书》的论述有所不同。但毕竟《宝典》篇最根本的思想还是谈论“仁”,不难想象,孔子的仁的思想与之会有重要联系。

说到周公与孔子思想的关联,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关于“德”的思想。殷商时期,帝王盘庚就提出“施实德于民”,把“德”作为一种伦理政治理念凸现和系统起来。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思想,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正式实施“德治”主张。周公认为,皇天辅佐那些谨慎地奉行道德以保有其民的人,“德”是凝固天命、使其不再转移的根本原则,要保持统治的永固,必须“敬德”,因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此他提出了“以德配天”与“敬德保民”思想。他要求为政者要做好楷模,要勤政无逸,反复强调“君子所,其无逸”,必须“先知稼穑之艰难”,必须深入生活,体察民情。他的“尚贤”思想以及“慎罚”主张都是其具体体现。

周公的 “明德”、“保民”、“勤政”、“尚贤”、“慎罚”等德治思想,无疑是孔子“德治”思想的资源,孔子剔除了周公政治思想中的宗教成分而使之更加人文世俗化。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在孔子那里,“德”是政治的根本保障。孔子反复强调“仁”,“德”则是实践“仁”的过程,因此,“德”的内涵侧重强调个人道德修养,是君子所应遵守的各种伦理道德准则。孔子的政治思想与周公德治思想一脉相承。

德治思想只是周公为社会政治生活描绘的精美图画,要保障它的实施,必须有一系列制度和措施,这就是“礼”。周公制礼作乐,使礼制更加完善和具体化,这使周人的政治体现为道德与制度的合一,礼成为治国治民的大法,规范着全体社会成员的言行。

可是,到春秋时期,却出现了“礼坏乐崩”、“天下无道”的局面。孔子向往文、武、周公之治,向往“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政治。于是,他主张人人“克己”以“复礼”。对于礼,孔子把握住了其中的内核与实质。作为“道德之器械”,周公所制订的“礼”,贯穿到了孔子的礼治思想之中。孔子要求为政者对社会民众“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不难看出,孔子的“德政”思想实际就是他“礼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认为自己“志在《春秋》”,其中孔子礼的思想与周公一脉贯通,所以有人说:“周公制礼乐,名垂而不灭;孔子作《春秋》,闻传而不绝。”(《论衡·书解》)

孔子学习古代文化,尤其钟情于周公开创的“礼乐文明”,把“为东周”(《论语·阳货》)作为人生追求,为了“得君行道”,他不惜颠沛流离,周游列国。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何况孔子对周公倾心诚服,夙夜思考恢复周代礼乐文明之伟业,因此才会经常梦见周公。孔子晚年,理想几近破灭,遂退于洙泗之滨,教授生徒,整理六经。此时,他的心志不同于以往,但也表明自己确然衰老,是以浩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朱熹《论语集注》说:“孔子盛时志欲行周公之道,故梦寐之间如或见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则无复是心而亦无复是梦矣,故因此而自叹其衰之甚也。”孔子发此慨叹,一则可能确是实情的描述,但更可能的是,这是孔子对“道”之不行的隐喻性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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