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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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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我做人,以真心治学

(2011-03-23 11:06:42)
标签:

丁冠之

怀念

情感

分类: 忆昔抚今

以真我做人,以真心治学

——­­—深切怀念丁冠之老师

 

杨朝明

 

能认识丁冠之老师是我今生的幸运。多年来,称呼“丁老师”习惯了,总觉得比其他称呼更自然、更亲切,也更符合自己的心境。

丁冠之老师是国内外著名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专家,还是资深的编辑工作者。他长期担任《文史哲》杂志主编,退休以后还做了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儒林》特约编审。我学习历史,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又在曲阜师范大学的《齐鲁学刊》编辑部担任编辑,以后又从事孔子儒学研究,得以很早知道并熟悉丁老师,既源于丁老师在期刊界的崇高威望,也源于对其人格与学术的景仰。

1991年,《齐鲁学刊》出版百期,编辑部举行了纪念活动。这次活动中有两件事我印象最深,一是《齐鲁学刊》出版了“纪念专号”,二是丁冠之老师在“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在编辑部,我们常常议论、比较同类的、不同类的学术期刊,所以当看到那么多社会贤达、学术名家赞誉、支持学刊,为学刊题词、撰稿时,心中的兴奋不言而喻。更让我不能忘记的是,座谈会上大家的条分缕析、总结经验、赞扬鼓励。丁冠之老师有丰富的办刊经验,他发言时的一句话给我很大触动,他说《齐鲁学刊》主编徐文斗教授是“山东高校期刊水平最高的主编”。

我印象中,丁冠之老师身为山东大学《文史哲》主编,还是山东省和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的领导成员,无论学术研究还是编辑业务,他都足为楷模。丁老师对徐老师这样评价,作为年轻编辑,自然去更认真“审视”两位前辈。

研究社会科学的人都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杂志就像山东大学的文史哲研究那样名扬天下,持续保持着在中国高校社科期刊界的领先地位,显然,这离不开历任主编的卓越领导。徐文斗教授乃谦谦君子,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他主编的《齐鲁学刊》也颇受学界推重。我听说过,《齐鲁学刊》曾经有刘蔚华、呂明灼、徐文斗等先生打出了名气。我进入编辑部时,徐老师担任主编,他与刘守安、王钧林等先生一起,为将《齐鲁学刊》办得更好,使之成为全国一流的社科刊物,细心策划,精心编校,学刊影响越来越大。非常可惜的是,徐老师正值学术盛时,却因病遽然逝世。

我连续在《齐鲁学刊》编辑刊物十二年,徐老师和各位师长耳提面命,对我影响至切至深。我觉得自己太熟悉徐老师他们了,在他们的关怀教导下,我由无知懵懂慢慢成长。但实际上,徐老师他们的学术影响,他们对于《齐鲁学刊》发展的意义,在以后的日子里体会越来越深。孔子说“为政在于得人”,还说“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也是人的最高境界。直到多年后,我还由此想到丁老师对徐老师的评价,想到二位可亲可敬的前辈。

年轻人恐怕都有同感,认识了丁老师,就能感到他老人家的亲和力,所谓“即之也温”,就不再忐忑于向丁老师请教的冒昧。1996年初,我把自己校补的《九家旧晋书輯本》和参撰的《鲁国史》呈丁老师指教,不久便收到老师的来信。丁老师充分肯定并鼓励细心校补古籍的工作,他说:“这都是坐冷板凳的产物。这种事一般年轻人都不屑为,也不能为(没有这种学养)了。其实,这种工作才真正能有功当世,惠及后人。……历史是不会亏待人的。”

在来信中,丁老师还谆谆教导说:“做人做学问都应求真,以真我做人,人信之;以真心做学问,学必有成。大凡官场的架子,学术上的故弄玄虚,哗众取宠,都是受讥、自毁的不二法门,不利于人,尤害于己。”丁老师还特意提示我继续深化鲁国文化研究,希望“在《鲁国史》的基础上写一部《鲁国文化史》”。丁老师说,写作时要“视野宽一些,不限于儒家,亦不仅限于思想文化,成姐妹著作,将大有功于齐鲁文化的研究”。几年后,我的《鲁文化史》完成,同样又是在丁老师等学者的关怀下,该书被列入“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文库”公开出版,还荣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丁老师胸怀豁达,光明磊落,他褒奖、提携后学,不遗余力。丁老师主编刊物,还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宣扬中华文化,重建儒学的道德信仰。他关心齐鲁文化及孔子、儒学研究,是中国孔子基金会的顾问,也是山东孔子学会领导集体的成员。几年后,我调到学校孔子文化学院工作,专事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孔子文化学院同仁都敬重丁老师,因此,我得以有了更多向丁老师请教问学的机会,孔子文化学院需要外请专家进行学术指导、论证、评议,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丁老师……

以真我做人,以真心做学问,是丁老师对年轻人的期望,他本人也是这样一位学者。他倡导“先道德而后文章”,记得在孔子文化学院举办的关于“以德治国”的座谈讨论会上,他谈笑风生,从儒家文化到儒者品质,从学理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丁先生反感“官场的架子”,认为人应当活出“真我”,做实实在在的人。他有一句很风趣幽默的话,给大家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白菜、萝卜都能卖钱,就是那“架子”不能卖钱。

在做学问上,丁老师十分看重基本功。他说,许多年轻人不愿意下苦功,这是做学问的大忌。他曾不止一次地强调,青年学子是学术的未来,要注意打基本功,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奢望“几天吃成一个胖子”!不管现实环境怎么改变,都要坐得住冷板凳,对于研究传统文化的人来说,一定要静下心仔细阅读先秦典籍。丁老师说,真正的学者都是有“耐心”的人。

尽管丁老师平日工作繁忙,但只要有事情求助于丁老师,他都尽量答应。曲阜师大专门史学科引进“特聘教授”,我代表学院请丁老师看材料、写鉴定,他抽时间尽速完成。连续几年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丁老师宁愿调整工作安排,也不愿意让我们失望。有一次,丁老师外出开会,到家时已经深夜,但知道我们期望他老人家能来,他竟然次日一早从济南赶来曲阜。大家忘不了,丁老师认真阅读每一篇学位论文,郑重提出意见,既注意整体上的论文创意与谋篇布局,也注重写作中的细节。他看研究生论文是否“懂行”,尽量让学生开阔思路,为以后发展打下基础。

丁老师说,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是人生历程中重要的经历,应当要严肃对待,不可草草从事。我连续几年与丁老师配合进行研究生论文答辩,每一次都严格按程序认真进行,一步不苟。有一次,经过一天的时间,专门史专业十几位研究生答辩终于结束。那时大家已经疲惫,但分别作为答辩主席的丁冠之老师、王钧林老师各自就答辩会的感触、答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认真总体评议,并热情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坚实走好以后的学术道路。两位老师的评议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尽管天色已晚,还是逐一发表感言,仔细回顾得失。答辩不仅检验研究生的学习成果,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极为有利,效果出乎意料!

多年来,每到研究生论文答辩的时节,曲阜师大孔子文化学院的研究生就开始盼望丁老师的到来。丁老师来了,连低年级的学生也都愿意到他主持的小组去旁听。丁老师古道热肠,很看重与学生的平等交流,大家常常见到的情景是,一群学生围在丁老师周围问个不停。丁老师与他们讨论心得体会,对他们提出指导和勉励。他要求学生本人也不要自我封闭,不要把自己隔离起来。

丁老师平易近人,我们都知道丁老师与他的学生交流畅谈、一起喝酒聊天的事情,听到过他和学生交谈到深夜,学生宿舍的门关了,只好翻墙而过。丁老师的弟子都很有成就,谈到自己的学生,丁老师往往“满脸的喜悦”。2006年6月1日,丁老师来曲阜。晚间,我们在一座茶楼品茗畅叙,当时在座的有山东大学苗润田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王钧林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林存光教授以及曲阜师大王洪军教授。学院《孔子文化》杂志的研究生们设计了访谈提纲,准备采访丁老师。丁老师说,我们不要谈什么采访,就当闲聊吧。这次“闲聊”,我们就有一种“如坐春风”般的畅快。

在许多人眼里,曲阜僻处一隅,遐乡小邑,在这里从事研究有很多弊端。然而,曲阜的优势恰恰也在于此,这里是孔子故里,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丁老师建议我们高举孔子大旗,化劣势为优势,建设国内一流的儒学研究基地。他认为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如设立人文讲坛,增加校际交流,扩大项目合作。丁老师也鼓励我们树立信心,他常说,我们聚集了一批人才,形成了群体的优势。他打比方说,就像打球,我们单打可能不行,但我们可以搞团体项目。事实上,我们做的许多工作已经显示了我们的优势。

作为期刊界的前辈,丁老师十分看重学术思想阵地的建设。他曾说,刊物的力量不可小视,它的播及面、造成的影响非常之大。六年前,我在曲阜师大孔子文化学院工作时创办了《孔子文化辑刊》,以书代刊出版,刊登尖端学术研究成果;同时在研究生中创办《孔子文化》。丁老师来曲阜,办刊物的同仁和学生往往抓住机会向丁老师请教。丁老师曾说,办好一个刊物要有开放的心态,坚持学者办刊。高质量的文章是刊物生存和发展的生命源泉,也是唯一动力,质量把关十分重要。还有,要把刊物办成精品刊物,纠错率等一些细节要严格控制,而要做到这些确实不易。他赞扬《孔子文化》兼顾学术与普及,鼓励要发扬光大。

在学术上,丁老师严谨扎实,视野高远,令人钦佩。比如,在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丁老师主持小组讨论,我谈到《孔子家语·执辔》篇中与《周礼》暗合的材料,认为对研究《孔子家语》和《周礼》的成书时代都极有价值。但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孔子家语》是典型的伪书,《周礼》的成书问题也十分复杂。我知道自己所谈不是一个简单问题,短短的发言未必能够表述清楚。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丁老师却指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观点,吉林大学的呂绍刚教授也给以充分肯定,希望我继续认真研究,给了我很大鼓舞。

丁老师对孔子、儒学的价值认识深刻,见解精辟,令人折服!例如,有人对儒学存在误解,认为循情枉法和任人唯亲由儒家所讲的血缘亲情而衍生,以为儒家文化存在建构缺陷。丁老师认为,血缘亲情是人的生命之根,对血缘亲情的重视正体现着儒家对人对已生命的尊重。儒家的重亲情、重伦理,但不以违背群体利益为前提。他说,儒家文化立足于人的真实性情,有着一个内容丰富,涵盖面极广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心价值就是伦理道德价值。

长期以来,疑古思潮弥漫在学术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著名历史学家、业师李学勤先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应当重新估价中国的上古文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涉及到对殷商文明发展程度的认识。我在论文中说:“关于先商文明,无论专门从事专门研究者还是其他人,倾其注意力者已有不少。”在这些话的注解中,我特别说明:“笔者1995年底参加山东省孔子学会的一次学术讨论时,就听到一位并不专门从事中国上古文明研究的先生的议论,他也是以商代甲骨文的成熟文字形态为例证,认为我们对先商文明的估价有些偏低。”(见拙著《周公事迹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人们不知道,我文中所说的这位先生就说丁老师。那次会议是12月25日到27日在济南举行的,会上,我就鲁文化与儒学的问题进行发言,谈到了鲁国文化的渊源等问题,涉及到了对整个古代文明发展水平的认识。我记得很清楚,丁老师认为,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青铜器,都很显然能够说明商朝以前的中国文明一定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我回家后,在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会间与丁冠之老师谈了不少,十分畅快!我在会上发言不意引起了诸位的重视,也得到了丁老师的赞同与鼓励!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常能有机会向丁老师请教,的确太幸运了!老师的厚爱与提携、鼓励与教诲,片片段段,编织成美好的温馨记忆。丁老师仁义在身,思虑通明,他的人格魅力和人生智慧不断影响着曾经在他周围的人。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留下了对年轻人的慈爱,留下了永远的和善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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