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个人资料
杨朝明
杨朝明
  • 博客等级:
  • 博客积分:0
  • 博客访问:154,266
  • 关注人气:467
  • 获赠金笔:0支
  • 赠出金笔:0支
  • 荣誉徽章:
相关博文
推荐博文
谁看过这篇博文
加载中…
正文 字体大小:

《孔子学刊》发刊词:孔子研究的使命

(2011-02-27 09:22:35)
标签:

正本清源

孔子学刊

孔子研究院

学术

传统

分类: 文化随想

 

發刊詞孔子研究的使命

 

楊朝明

 

2010年,孔子研究院开始由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向学术研究转变,为此,研究院采取各项举措,全力开展人才队伍建设与学术研究。孔子研究院联合中国孔子基金会创办《孔子学刊》,希望为研究院及学术界搭建一个孔子儒学研究与交流的平台,有助于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普及。该刊第一辑于2010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1996年9月28日,國務院批准建立孔子研究院。2000年,孔子研究院在孔子故里正式揭牌成立,宣告了世界上第一個獨立的孔子研究專門機構的問世。十年之後,隨著第三期工程的即將完工,孔子研究院將由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全面轉入學術研究的階段。在這樣的時期,孔子研究院創辦了《孔子學刊》。

我們所處的是一個“文化自覺”的時代。從孔子到現在,在差不多兩千五百年的日子裏,孔子受到無數億萬人的關注。在傳統中國,孔子更多的是被尊崇、被膜拜的偶象,在20世紀,孔子則成為被評論、指責乃至被謾駡、揶揄的對象。新世紀過去了十年,這十年中,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得到提升,人們更加需要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認識,需要理論思考和實踐關懷相結合的態度。

文化自我意識的覺醒源自對當下問題的思考,源自對現實的關切。21世紀的今天,任何國家與民族都不能不面對全球一體化的處境。當今的世界,熱愛和平的人們呼籲對話,期待和諧,以避免衝突,消除紛爭。對話的基礎在瞭解,和諧的前提在尊重,當瞭解有限而認識朦朧、模糊時,理解與尊重就無從談起。與之同時,要使他人瞭解自己,首先要自己的自我瞭解,我們認為,就中國文化的現狀而言,“認識自我”甚至比“介紹自我”顯得更為緊要。

西方不少人對“中國”瞭解有限是客觀現實。在一些外國人眼中,中國仍是一個古老而神秘的國家。在20世紀的西方,有人描述說,他心目中的中國簡直就是“世界的末端”。他關於中國最初的概念,至多是曾在茶杯或花瓶上見過的幾幅圖畫,他想像著這裏有“神情呆板的長辮子的小個子男人”、“有弓形橋的富於藝術性的花園”以及“掛著鈴鐺的小塔”……

可是,最近幾十年來,對中國的有限瞭解正慢慢成為過去。一些睿智的學者看到了古老中國智慧的價值,更有學者呼籲西方人要“從尊重中國哲學的特殊性入手”,達到對中國哲學特殊性的同情與理解,因為中國哲學最初是由來華的傳教士們翻譯的,基督教意味的辭彙表主宰著西方中國哲學著作的書寫。如安樂哲先生,他作為當代中西比較哲學領域的領軍人物,就希望西方讀者像尊重希臘哲學傳統一樣尊重中國哲學。他認為,翻譯者本身必須是專業哲學家。安樂哲先生的言語值得回味,因為中文西譯如此,古文今譯同樣如此!

然而,能夠真正認識到“中國精神生活”的學者畢竟太少了!也許,就像很難“完全學透”《易經》一樣,在他們心中,孔子只能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少數學者看到,中國的先哲們樂此不疲地爭論的是對“知”、“行”有用的事情,他們溝通了天、人,貫通了政治、倫常,拓展個體到了社會。要知道,中國的聖哲很早就在思索“太一生水”、“禮達天道”之類與世界本源相關的問題,當外國人研究物質和意識誰是第一性、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時候,中國的詩人也在思考“江上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不過,當我們思索這種境況出現的原因時會不難發現,外國人的觀念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中國學人“自己的迷茫和紛亂”(宋健先生語)。我們認為,當前研究孔子儒學,不能沒有古老文明現代發展的縱深視野,為此,就必須首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學術發展的特殊歷史文化背景。

孔子創立了儒學,孔子思想影響後世既深且遠。我們常常強調“孔子文化”而不是“儒家文化”,意在強調孔子在儒家文化創造中的突出地位,彰顯孔子本人超凡智慧的靈光。因為事實是,後儒詮釋孔子,發揮他的學說,雖然主觀上都力圖“汲取其精華”,但“偏執一端”的現象卻不一而足,因此,關於孔子的思想,關於儒學的特徵,關於孔子、儒學與現代社會的關係,都存在不同認識,有的理解甚至存在很大偏差。就像西方的思想界,蘇格拉底曾說世上最有價值的知識就是道德倫理知識,便有人據而貶抑一切藝術和學問,認為只要懂得道德倫理,就不再需要其他知識。

孔子文化影響力的升降浮沉與中國國力的變化密切聯結。近代以來,中國落後挨打,不少人遷怒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從而強化、放大了人們對傳統文化負面影響的認識。於是,在20世紀,中國甚至形成了一個“反傳統的傳統”,似乎中華民族要擺脫苦難,就必須摒棄中華文化傳統。後來,“古史辨”運動興起,學者們由疑古史到疑古書,中國古代文化典籍遭到前所未有的懷疑。經過疑古學者的層層剝離,本來實實在在的“孔夫子”,竟然變成了一位“空夫子”(金景芳先生語)!

反思這樣一種“反傳統的傳統”,其形成原因自然很多。那麼,當今國人對儒學的認識為何如此這般?為什麼儒學的現代價值需要學者們一說再說?怎樣纔能儘快架起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橋樑?

帶著焦慮,滿懷期盼,許多學者提出種種設想,探討祖國優秀文化的傳承,思索返本開新的具體途徑。很顯然,要將所謂儒學的“現代轉化”問題梳理清楚,對儒學價值的認識必須到位,儘管這樣的論述已經數不勝數,但要得到全民族、全社會的普遍認可,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太多的工作要做。而要準確、充分地認識儒學價值,不僅要研究儒學與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密切關聯,更要弄清這種關聯的內在機制,為此,我們認為,現在最為迫切的工作應該是正本清源——還原原始儒學面貌,瞭解原始儒學本真。

說起來,許多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所從事的都是“正本清源”的工作,每個人也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儒學真面目。從理論上講,歷史研究者們的工作主觀上都是為著“求真”、“求是”,都希望通過研究和探索歷史本來“有什麼”、“是什麼”,進而追問歷史問題的“為什麼”。無論研究方法上的“二重證據”(或“多重證據”)還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無論是告誡自己要做歷史問題上的“超然者”以求研究結果的客觀真實,還是所謂“疑古”、“釋古”、“證古”乃至“走出疑古”,大家的努力方向似乎並無二致,可是,人們的研究結論卻往往大相徑庭,研究的現狀並不能夠令多數學者滿意。

很顯然,無論具體的歷史問題研究,還是思想文化研究,都需要或者離不開理論的指導。但同任何理論都應當來源於實踐一樣,學術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也應來源於學術研究的具體實踐。但是,這決不意味著理論或方法是對自身學術實踐的簡單歸納,更非“少年”學者靠“勇氣”借“時勢”所能成就。換句話說,學術研究理論既要來源於他人的實踐,也要來源於自身的實踐,因為任何人的研究都深深打上了時代的印記,也都會帶著自身的“特點”乃至偏見。理論應當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應當具有指導實踐以理性、健康行進的功效,而不是導引實踐者直如脫韁野馬般不知回頭地前奔。

如果僅僅從邏輯上推論其他人的方法或“理論”,論述其他理論指導下的其他人的實踐,往往會因為一個環節把握不準,而出現極大的偏差。歷史研究中我們不難見到的一個現像是:正確的理論和方法並沒能夠在實踐中發揮應有的作用,最顯見的例證就是宣揚“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而事實上卻假設非常大膽而求證未必小心。這正如“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應是一個正確、科學的提法,而在操作層面上,人們竟然偏離得那樣遠。不難理解,如果要取得理想的效果,必要的前提應該是合理、準確、科學地區分“精華”與“糟粕”。

還有一個令人感到悲哀、值得深思的結果,那就是傳統的“辨偽學”考辨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所謂“成就”。人們已經強烈地感到,從事辨偽學的學者們古書辨偽的熱忱越高,人們就越無書可讀了。僅僅張心澂的一部《偽書通考》,辨及的偽書將近一千一百多部,有學者說它“將我國古代的文化名著幾乎一網打盡”(廖名春先生語),真是恰如其分!

學術研究應當辨析材料,懷疑精神在任何時候、任何人的歷史研究中都不可或缺。但是,不少人不明就裏,以為“走出疑古”就意味著走向盲目“信古”,以為重視出土文獻就意味著完全相信出土文獻,意味著其中的記載都為“真實的歷史”。給人的感覺是,大家在存有這份擔憂的時候,在強烈使命感的驅使下進行評論指責的時候,似乎並沒有接觸相關具體問題的研究,或者沒有認真考察“走出疑古”、宣導“重寫學術史”的深層學術背景。

當中國傳統學術研究借助地下早期文獻而出現新的轉機時,當中國古典文明正在逐漸揭開疑古大幕的遮掩而漸漸露出曙光的時候,不少學者竟感到不安和憂心忡忡,對“走出疑古”的學術思潮心存疑慮!要想讓更多的人走出疑古大幕的遮掩,這裏有個“結”需要解開卻很難解開——“你要看人家辨偽學者是如何考證的”。可是,“偽書”這麼多,“可信”的材料那麼少,你用什麼或怎樣去看人家的考證。這就不僅需要理論或邏輯的推理,更需要對中國古代文明有深入精到的研究,對古代文化的敏銳洞察力。不難看出,“正本清源”確實“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如果放在整個中國學術史的視野中來觀察,真正做到“正本清源”還將是一個艱苦而漫長的歷程。

古書真偽是古代文獻中的重要問題,清人姚際恒稱其為“讀書第一義”。清代以前,學者們研究古籍真偽問題時,絕大多數都側重於偽書的考訂,將許許多多傳聞為“真”的古籍判定為偽書。由“真”而“偽”的研究線索,是整個古籍辨偽學史的主流。有學者曾經將明代宋濂的《諸子考》、胡應麟《四部正訛》及清末姚際恒《古今偽書考》比較,許多宋、胡認為是“真”或者“真雜以偽”的古籍,到了姚的手中,都無不變為偽書了。而前者認為是“偽”的古籍,無一被姚判斷為真書。再看看張心澂的《偽書通考》,該書所錄,基本上都是由“真”而“偽”的考訂文字。要知道,這種學術趨向的改變是極難的,因為這種方法的影響太大了。

畢竟學術在進步,不少學者研究過程中已經發現了問題的嚴重性。海外有學者認為,“古籍辨偽”這樣的名字是“一個十分不理想的名稱”。因為研究應當有兩條路線,不僅研究“真”書,也要考訂“偽”書。這門學問應當是一門由“真”到“偽”和由“偽”而“真”雙軌的學問,而不是單向的由“真”而“偽”的單軌學問。“就古籍辨偽而言,竹簡帛書出土所帶來的震撼,恐怕與古史辨派新說的震撼不相伯仲;因為古史辨學派為古籍真偽帶來‘石破天驚’的新說,而竹簡帛書卻為這些新說帶來‘冷酷無情’的否決……。在竹簡帛書嚴峻的考驗下,許多被過去學者判定為偽造的古籍,都紛紛平反翻身。” (鄭良樹:《論古籍辨偽的名稱及其意義》,見鄭良樹:《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所謂的“古籍辨偽學”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

對於古書的成書年代,顯然應當動態地加以理解和認識。余嘉錫先生在《古書通例》中曾說:“古人著書,本無專集,往往隨作數篇,即以行世,傳其學者各以所得,為題書名。”意思是說,先秦兩漢諸子就像後世的文集,作者隨寫隨傳,有時是單篇流傳,常常不署姓名,到後來纔由其後學或者後人彙集成書。實際上,有許許多多的書籍都是多次、多人、多時結集而成。不少書籍其實都未必是一人所作,有的則是一個學派的集體作品,由學派中的第二代、第三代等陸續收集編訂而成,而該書的名字,便取其祖師爺的名字。

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研究先秦兩漢時期的典籍,特別是對這些典籍進行所謂真偽問題的研究,就應當採取逐篇研究的方式,以“篇”為單位,甚至以“段”為單位,逐篇逐段考訂及觀察,而不是過去那種以書為單位元的方式。這些認識,學術界已經有不少學者明確加以指出。

儒學研究要正本清源,首先應當明白何謂儒學“本”、“源”。探尋儒學本源的途徑很多。一九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執教的張光直教授出版了《商代文明》一書,是耶魯大學出版社《中國早期文明叢書》的第一本。他在書中列舉了“通向商代的五條門徑”,就是:傳統的歷史文獻學、青銅器、甲骨文、考古學、理論模式;用國內通用的詞語來說,這“五條門徑”包括了歷史學、文獻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和理論的探討。我國建國以來影響最為重大的國家社會科學研究課題“夏商周斷代工程”,集合了許多領域的專家,用數年的時間,終於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這樣的重大課題,絕非一人或少數人用單一的方法所能夠完成。中國儒學的形成本源於中國的古代文明,根植於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沒有對中國古代文明的深入研究,儒學研究的正本清源根本無從談起。

從理論上講,“條條大路通羅馬”,無論哪一種方法與途徑,都能夠很好地從事古文明研究或者孔子儒學研究,但事實上,每一位學者的研究都不是採取了單一的研究方法。可是,細細想來,好像研究門徑又不是同樣的寬廣,似乎中國古典文獻的研究顯得十分緊要,不然,“古史辨”就不會最終變成了“古書辨”。人們應該能夠贊同這樣的看法,儒家文獻研究是孔子、儒學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基礎或核心,就像辨別古史最後都落腳到辨別古書那樣,文獻是思想的載體,沒有對儒家文獻相關學術問題的正確認識和準確把握,孔子與儒學的研究也往往如沙上之塔,經不起考驗。但古史辨派辨別古書的嚴重後果又讓我們警覺:文獻的研究應該怎樣努力,纔能避免學術路向上大的偏離?

或許儒家文獻研究的重要性已經決定了它的難度,儒家文獻研究之難可謂原因多多:其一,學術界對中國上古文明的發展程度認識不夠,估價偏低;其二,儒家認為“六經”乃“先王政典”,是儒學根本,但“六經”性質不同,而相關記載匱乏;其三,孔子“述而不作”,孔子遺說由其弟子後學整理,數量雖多卻顯得淩亂;其四,孔子儒學胸懷天下而關注民生,思維恢宏卻包蘊精微;第五,自宋代開始興起的疑古思潮到“古史辨派”時期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懷疑古書成為不可逆轉的學術趨向;第六,近代以來中國國力的落後,人們遷怒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嚴重影響到對孔子儒學的客觀評價,反過來影響到了對儒學文獻的正確認識。

孔子儒學存在如此之多的難題與紛爭,除了儒學自身體大思精的特徵外,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儒家文獻研究的嚴重失誤。學術界過於苛刻地審查史料,帶著有色眼鏡檢查審核古書,最終使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研究成為“受災”最為嚴重的領域,早期儒學典籍幾乎無一倖免。它同時帶來的又一嚴重惡果,即它給人以這樣的印象:中國的早期文化典籍多是“偽書”,中國的古書多不可靠,中國的古代學人有很多“作偽”高手。後來,疑古辨偽思潮興起,學者們開始了“捉盜”的“搜捕”與“調查”行動,後世不少“辨偽學者”費盡千辛萬苦,取得了學術“成就”,於是,人們讚歎其好像“捕盜者之獲真贓”(陳鱣:《孫志祖家語疏證序》)。這樣,最講誠實守信的儒家學者竟然出現了眾多的偽造古書者,中華文化中的誠信美德又從根基上被徹底撼動。

當然,這種具有極大諷刺意味的結局,並不說明所有的學者都沒有看到或者遠離了事實的真相,只是這樣的聲音顯得十分微弱,如近代學者談及《古文尚書》研究時高聲讚揚閻若璩而很少注意毛奇齡等人的結論;像顧頡剛先生《孔子研究講義》介紹清代學者《孔子家語》的研究僅僅表彰孫志祖、范家相而仿佛沒有陳士珂。在疑古大潮的推動下,人們的傾向性十分明顯,人們已經難以理性客觀,難以做到“正本清源”。

研究儒家學術,必須明白以往問題的癥結所在。具體而言,儒家文獻研究出現的問題主要體現為:其一,懷疑古書的相關記載,不相信古代典籍有關成書時代與作者的記載,人為後置了不少典籍的成書年代;其二,不明古書傳流的一般規律,不能動態觀察古書的形成過程,以今例古,遂造成對古書的很多誤解;其三,缺乏對先秦時期中國學術源流的細緻研究,不能整體把握夏、商、西周到春秋、戰國學術文化的發展演變,從而顛倒了同類文獻的先後順序,甚至誤判了學派屬性;其四,不能理解各個學術派別之間的縱橫關係,不能理解各個學派之間的彼此交融與互相影響,先入為主,用貼標籤的方式進行學派判斷,無端地將古書問題複雜化。

儒家文獻研究出現問題,與整個孔子儒學與傳統文化的研究和認識出現重大失誤緊密連結。學術問題直接與社會生活的運行息息相關,本來,儒學是修身的學問,儒學是社會管理的學說,可是,隨著儒學研究種種問題的出現,儒學在當今社會幾乎完全喪失了治世理人的功能。正像錢穆先生所說的,許多人“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見《國史大綱》卷首“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可以任意標榜自己的“清髙”或“髙超”,可以動輒“輕賤唐虞而笑大禹”、“非湯武而薄周孔”。對歷史文化的“無知”常常導致淺薄狂妄的“自大”與“無畏”,這樣的現象隨處可見。

事實上,我國從很早的時候起,我們就已經形成了水準足以令國人驕傲的文化,有了豐富的文獻記載,所以《尚書·皋陶謨》說:“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尚書·多士》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我們的祖國很早就形成了“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尚書·五子之歌》)的傳統。我們正本清源所要做的,其實就是清楚認識這種久已被人為湮沒的傳統,還原根植于這種深厚傳統中的儒家文化真相。

當然,孔子儒學的研究不僅是文獻的研究。在文獻研究的基礎上,義理問題自然不容忽視,甚至是孔子儒學研究的必然選擇。今天,孔子儒學研究已經遍地開花,所涉及的論域也極為廣泛,從傳統的文史哲的論域,逐漸擴展到倫理學、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及比較文明等廣闊領域,湧現出不少新穎獨到的新見解。我們創辦這份刊物,目的正在於提供學者們發表宏論,交流對話的平臺,以深入发掘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精髓,扩大儒家文化的影响,消除东西方文化隔阂,最终使儒学得以薪火相传,慧命接续,返本开新,为人类重建文明秩序提供可资汲取的智慧。

新世紀過去了十年,我們不由展望十年以後的孔子研究,暢想十年以後的孔子研究院,諸同仁滿懷信心,將與學界戮力同心,奮發有為。“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高聲論聖賢”,我們深深知道,路還長,要踏踏實實從腳下開始!



0

阅读 评论 收藏 转载 喜欢 打印举报/Report
  •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发评论

    发评论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新浪BLOG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4000520066 提示音后按1键(按当地市话标准计费)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